也或许，满朝文武皆是灵性通达之人，知似不知，不知而知，是知……耶？
“国内在籍僧侣、比丘尼共有多少？”
这问题让法上心中一惊，并不是这个问题有多难回答，而是至尊询问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深意。
无论如何，都不妨碍法上如实回答高殷之问：“禀至尊，全国上下持度牒在籍的僧尼，应在五十万数内。”
“连卿也不能精确到人头吗？”
这样的问题不能用禅语来回答，否则皇帝会展示什么叫王法，尤其面前还是一个攥住他把柄的修罗之主，法上只得惭愧地摇头。
“也罢……这倒和朕所计大差不差。”
高殷轻笑，他估摸着也是这个数。
后人认为齐国佞佛，所以国家僧众极多，事实也的确如此，史料记载齐国有四万多所寺庙，僧尼总数在二百万以上，有些佛教统纪则记录了天保时期有四百万的僧众；数字波动如此之大，自然是有猫腻的，但严格来说，齐国的僧人绝对没有这么多——很简单，国家没有发放这么多度牒。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北魏诸帝和高欢、高洋再如何佞佛，根本目的也是借助佛教来提高王朝正统性和自身影响力，或许有个人信仰在里头，但也不会不顾一切地放纵民众出家为僧，哪怕四次舍身出家为僧的萧衍，其治下梁朝的僧人也不过八万之众，可见对于僧人，统治者们要的是精而深邃、有影响力的大和尚，而不是治下人人剃度——
那样就没有人种地了，国家也就征不到劳役和赋税，迟早要崩溃，推崇佛教信仰只是让底层民众有个精神安慰，念几句阿弥陀佛、吮吮宗教奶头乐，每日期盼着今日苦来世幸，证果飞升佛国就一定要实现，才会有继续给国家当牛马的奔头，让他们崩溃得慢些，不是真的让百姓连肉身带财产一起逃避世俗的压迫。
而且纳钱度僧这种事虽然偶尔会有，但在魏齐并不算常见，这得到一百四十年后的唐朝中宗时期，也就是武则天的废物儿子李显在位时，造寺费财数百亿，才会因为缺钱而下令“钱三万则度为僧尼”，大搞度牒批发；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唐廷为了增加军费，又允许纳钱度僧尼道士，这个口子才越来越大，以致在后世泛滥为潜规则，地方官吏也往往私度僧侣以牟利。
唐初只有十万僧众，哪怕是在高宗时期，恰好是今年的一百零一年后，耐盲天子李治在天官寺也只度了二十名僧人，可以说是相当克制，至于为什么唐武宗灭佛能“天下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余人”，就得问他的曾曾曾祖母阿武了。
为了给自己的武周塑造天命，阿武大量启用僧人为其造势，使得僧尼势力蓬勃发展，且由于没有北齐高氏和隋朝杨氏那样的军功背书，阿武对僧人们的依赖更加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李治在生涯晚期其实已经对阿武的野心有所察觉而有所戒备，一面剪除李义府等武氏党羽，一面历练太子李弘，八岁就使其监国。
然而李弘的太子地位动摇的根源却来自于一位高僧，间接促成了武则天的野心，就是李治不能提防而恼怒为难的了，这个人在后世还家喻户晓，人称唐玄奘。
没错，历史上的玄奘法师其实参与了李治和武则天的政治斗争，且站在的是武则天一方，这其中的原因，则是玄奘一生推崇弥勒菩萨。
佛教内部各自信仰的菩萨也都不同，就像民间百姓有的拜关羽、有的拜福禄寿，佛教中的弥勒信仰者祈愿上生兜率天，最终在未来世，弥勒菩萨会降生人间，建立人间弥勒净土，信仰者则随弥勒转世一起广作佛事，是大乘菩萨积极入世的精神；
显庆元年二月，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被追赠为周国公，十一月，李显出生，而李显出生的前一刻，玄奘见一只通体赤色的鸟雀飞入显庆殿，于是进献贺表，称“赤雀呈符，示周王之庆”。
这可不是一般的象征，而是周文王姬昌出世的圣瑞，高洋就为了应此吉象，在登基的当天，“京师获赤雀，献于南郊”，可见在各种神话异象中，赤雀也是最顶级的那一流，比起赵匡胤的满屋香气、朱元璋的红灯区，艺术成份高了起码三四层楼。
更神奇的是，在武则天的难月，玄奘就已经请求，如果生的是男子，平安顺产就请皇子出家，而李治喜于赤雀之占，在李显出生后遣其出家，还号为“佛光王”——显庆之显，便是李显之显。
这就使得李显一出生就镀上了圣王降世的主角光环，不仅号为佛光王，而且在第二年就受封周王，正应了“赤雀呈符，示周王之庆”之语，赤裸裸地暗示李显将是这个时代的“周文王”、真正的降世弥勒。
而玄奘对李显的这份寄托，被武则天加以利用，武则天从儒家正统中找不到女身登临帝位的理据，就必须求助于佛教，因此利用玄奘对李显的推崇来给自身造势：既然吾儿李显是天命圣人、佛光周王，那我作为他的母亲，更是“圣母神皇”，以此来窃据李显身上的周王天命，故而武则天立国，以周为国号，这代表着开创周朝八百年、缔造出儒家和现今天下宗法秩序的神圣王朝之复苏。
越没底气的异端就越爱往周朝身上蹭，胡人出身的宇文家如此，女人武则天也如此。
也因为僧人为武周的开国有着不可抹杀甚至是独一份的从龙之功，僧人们在武周朝有着极高的政治地位，武则天大力扶持佛教、下诏“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直接从官方层面推动僧尼数量的增长；
那么吃上这波时代红利的僧尼们，在武周朝有着多少人呢？
五十余万，这是武周时代竭尽全力崇释扬佛，在唐初十万僧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僧人总数，所以唐武宗时期才能令二十六万僧人还俗。
而高洋在位的时间比阿武都少五年，甚至要是算上作为皇后和太后，垂帘听政的十六年，阿武足足统治了中国小半个世纪，在她为了给自己塑造佛王金身而不遗余力推动佛教发展的情况下，才让唐朝僧人扩充到了五十余万的量级，那高洋又是如何在阿武三分之一的执政期内，以半壁江山取得阿武八倍增长、二三百万僧众的崇佛成果？
答案就是，洋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前人伐树后人掘土，中间的坑是给齐国诸帝连踩带摔填了不少。
实际上在齐国建立以前，北魏的僧人就已经很多了，477年、孝文帝太和元年，“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到了520年的孝明帝正光元年，“四方多事，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二百万人，寺有三万馀区”，致使东魏皇帝不得不下诏警告各牧守和令长，只要擅自建立寺庙，就按照花费劳工的规模以枉法论处。
第1227章 佛派
也就是说，齐国的二百万僧众，本身就是旧魏时代所遗留的历史问题，虽然随孝武帝入关中走了一批，但高欢高洋后来借助佛教造势，又增加了不少僧侣，实际上僧人的总体数量还是在二三百万之间。
至于为什么法上说僧尼应在五十万数内，则是因为这五十万乃是持有度牒、登记在官方册子上、国家承认其编制的正式僧人；
其余大量未被官方登记、逃避赋税徭役的私度僧，则遍布民野，占据了大多数，数量约在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之间，其中至少有三十万是青壮劳动力，而受到他们影响、逃避赋役的百姓，则更多出数倍。
北朝僧人私度的现象极为普遍，后期的魏廷也难以遏制，实际上邺都城中有挂靠单位的见住僧尼仅有八万，其余大多数是私度僧，而古代王朝对户籍的控制力不仅比现代薄弱，还要和各地豪强世家争夺流民归属，清查户籍就是动了他们的大蛋糕，更不用说在国家推崇佛教的情况下还要把手伸向有助于统治阶级的佛寺；
高澄辛苦数年，也才清查出六十万的隐匿人口，就这还被勋贵们唠了一辈子，幸好他这一辈子不长，二十九年就走完了，接班的高洋需要佛教给他镀金背书、认证佛王，靠法上等高僧为他建立高众生一等的神威，当然更不可能下令情理全国各地的私度僧。
因此僧人们习惯了皇权对他们的牵就和包容，上层政治的争斗再凶猛，也很难影响到齐国广阔领土上的诸僧，何况齐国立国的根基薄弱，需要宗教扶持，因此法上等人才敢在皇帝太子与太后诸王争斗的时候作壁上观，选择赢的一方下注。
然而正如佛教内部各自有不同的信仰，佛门也根据寺庙和地域，有着不同的宗派和理念，法上统帅东国僧众二十年，在地位崇高的同时，也受到挑战者的敌视，七帝寺、妙胜寺、云龙寺对于把合水寺从佛门盟主宝座上扯下来的事情十分感兴趣；
投注太子成功后，这些寺庙便在新势力中扎下根基，比如李才人就和妙胜寺关系密切、云龙寺的武僧随天策府军出征，七帝寺的僧人也常与文林馆士举办诗会，各寺皆开始活动，在新至尊的扶持下冲击合水寺的地位。
上不得新帝的欢心，下有重重挑战者，内外夹击，形势严峻，法上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依附新生之皇权，以免在自己圆寂以后，整个合水寺和【南道地论宗】都受到排挤——
法上的师傅是慧光，法上、僧范、道凭等人承慧光之地论学说，主张阿梨耶识为净识，佛性本有，以真如、法身等概念诠释佛性，探讨其体用、隐显关系，即现常说，与北道系主张佛性始起的当常说对立。
后来道凭的四传弟子智俨在慧光的别教一乘说、无尽缘起说及十地中六相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华严宗】，是教义“六相圆融”的直接来源；
华严宗以《华严经》立宗，宣说“法界缘起”的世界观和“圆信”、“圆解”、“圆行”、“圆证”等“顿入佛地”的思想，不过以后世的佛派成就来涵盖先人就有点难绷了，而且后人所立的华严宗与唯识理论最终将南道地论宗的学说吸收，导致地论宗独立传承断绝，所以对法上和其宗门子弟较为精准的称呼，还得是“南道地论宗”。
而除了地论宗以外，诸多佛教派别都在东魏至齐间发展，奠定在隋唐兴盛的基础，较为知名的就有昙鸾开创的【净土宗】，不仅是唐时大派，还风靡到了日本，在二十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做了调查报告，彼时的净土佛教共有寺庙三万所，信徒则有两千万之多，足见净土宗的影响。
同时还有慧文所奠基的【天台宗】，菩提达摩弟子慧可所创立的【禅宗】，都在东魏时期蓬勃发展，甚至在某段时期内“数过于正户”，僧人之数居然比正经纳税的国家户籍平民还要多！
由于佛教发展太过兴旺，寺庙经济间接削弱了部分世家豪门的庄园经济，反倒逼出了不少儒者士人对佛教的反对和排挤；
而因为神明不灭是佛法之根本义，所以这些反佛士人的口径便是反对“神明不灭论”，北齐文坛领袖、高殷的太子少师、太常卿邢邵便是这个时期走在最前端的无神论者、反佛斗士，曾和杜弼就有关“人死神灭”的观点对线过。
杜弼认为人死神存，而邢邵一剑封喉，言“若如此，神便永恒不灭，周公孔子丧亲就不应该感到痛苦，反倒要鼓盆作歌”，直接把杜弼整不会了。
北齐虽然崇佛，但也有极端反佛势力，就像无论哪个国家的方向盘都能向左右打转，虽说高殷不能绝杀整个佛教，但把佛教分出派别，拉一派打一派、甚至于灭其中一派，问题都是不大的；
法上的崇高地位是与高氏从东魏至今的数十年合作，才逐渐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学说上并不比其他学说强势多少——都是辩经嘛，都靠这个混饭吃的，谁还不会，无非皇帝撑腰，让你地论宗起来了——
正如太子时期的高殷写书，使邺都掀起一股三国热，如今至尊青睐另一学派的教义，那诸多勋贵也会调转风向追随皇旗，如果皇权产生明显的偏袒，那合水寺和地论宗就会迅速被各方抛弃，风光不再。
要是高殷再向邢邵所在的无神论先锋队发出暗示，自己要整一整南道地论宗，那合水寺可就有福了，其他寺庙也会拍手称快、趁势踩上一脚：看他不爽很久，早该图图了！
这也是为什么法上在天保朝如鱼得水，在乾明朝却渐失腾挪余地，不得不被小皇帝给崩老头。因为高洋用尊崇向法上交易了政权的合法性补正，强化了宣称，但高殷就没有这个必要，也不靠法上的帮助就坐稳了皇位，他本身不欠法上的政治恩情，可以随心所欲支持其他佛教学说；
而为了维系目前的地位，法上便不得不重新讨好起皇权来，倒是变得和当初为了稳固帝位向勋贵妥协的高洋一样了，高殷却是成为了佛门中的“娄太后”，娄昭君却成了佛门的“济南王”。
法上因此越陷越深，在“娄太后”的指使下暗害了娄太皇太后，以此才重新取得高殷的信赖，同时也预示着他和地论宗将彻底成为皇权座下的鹰犬，至尊兵锋所指，法上就必须狺狺狂吠。
故而法上屏息静气，听见皇帝问起这全国的在籍僧人总数，立刻反应到至尊要对如今百万私度僧的乱象进行管理了，于是主动开口：
“国家僧尼之众，实在三百万间，然在籍者不过二成，余者皆系王公贵胄私度、或民户避役假托入道，有籍之僧少，无籍之僧多。”
齐国群臣忍不住咂舌；他们知道齐国僧人很多，但没想到会这么多，尤其是出自昭玄大统之口，更具说服力。
爱国的大义和庄园被寺庙经济排挤的私心同时蠢动，大臣们摩拳擦掌，准备着进言之词，哪怕至尊也和先帝一样崇佛，他们也要向至尊阐述儒家大道！
第1228章 排佛
高殷嘴角微微翘起，果然，这老头很上道——或者说是已经跟自己一同实施了天下最大的阴谋，心气衰竭，底线坠入谷底，任由自己摆布了。
高殷对摆布老和尚的身体没什么兴趣，但玩弄其意志，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还是很感兴趣的：
“若一人自以为沙门，却不研佛法，不崇菩萨，自比为佛，可谓僧耶？”
“此为妖贼也，于佛法之异端，岂能通性！”
法上笃定道。
这时有一人匆匆出班，太常卿邢邵躬身行礼，待高殷微微颌首，才朗声道：“夫佛家之论，以为神明不灭，生死轮回，故今生之苦乐，皆前生之业；今生之修行，皆来世之福。此说一出，则民不畏今生之困，而寄望于来世之报；不恤父母之养，而倾家以奉佛门之供……是以佛寺日增，僧尼日众。”
稍作停顿后，邢邵继续道：“臣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譬如薪尽则火灭，木朽则光消。若谓神能离形独立，则人死之后，神当何往？若往而受生，则此生之我，已非前生之我；此生之业，何能及于来世？若来世之我，已非今生之我，则今生修行，为谁修之？若为他人修之，则愚莫甚焉。”
“今若使天下之民，皆知神灭之理，则不复倾财以奉浮屠，不为避役而求度牒，国有余财、民有余力，臣请至尊……废诸僧免赋役之权，僧尼之数，裁以定额，则庶乎其可也。”
鲁迅诚不我欺，邢邵上来就打算把佛教的天窗给捅开了，如果真按他说的这么去做，那么齐国两百万的僧尼就会全部失业，社会动荡，这十分之一的人口里但凡有十分之一准备搞事，那就是二十万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去鼓动其他底层，很快就能刷出堪比六镇之乱的大叛乱，至少十年以内，齐国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平叛就完事了。
宇文邕灭佛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乱，主要还是实行方法和拓跋焘略有不同，“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他不像拓跋焘那样是个天生杀人狂，主要目的在于收缴财产，把僧尼重新转化为编户齐民，为国家增加赋税和兵员；周国的府兵制是典型的耕战体制。灭佛释放的人口和土地，直接补充了府兵制的兵源和税基，相当于国家把大部分寺田收归国有，补贴了朝中公卿、勋贵和大头兵们，也让失业的僧人们失去了鼓动百姓叛乱的能力，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集资有利于国民经济，百姓当然不愿意叛乱了。
然而精神上的信仰被摧毁导致周天子的地位下降，以及大批人才外流到齐陈，是宇文邕无论是否预料到都无法阻止的，前者对周国皇权的戕害还要严重一些，基本为杨坚代周铺平了道路，司马氏祖孙代魏尚且需要九年，而杨坚仅用了八个月。
所以高殷完全不能听用邢邵之意见，即便他没想到怎么整改佛教，也不会直接把齐国身上这层袈裟给扒了，让高家天子失去神性；朝臣们或以惊愕相对，或见怪不怪，邢邵作为齐国文坛之首，不论是其人还是其对佛教的态度，他们也已经十分了解了，主要还是惊讶于他会在朝堂上公开向皇帝劝谏废佛。
你搞笑吧，邢子才？你跟转轮王的继承人、月光王说废佛？废你还差不多！
不过见怪不怪的朝臣们大抵知道邢邵的意思：邢子才也知道皇帝根本不会废佛，但见到今日皇帝发难、法上又有些服软的意思，便可趁此机会出来请求排抑佛教，纵然意见不被采纳，皇帝也可引用“部份朝臣”的意见增加权重、给法上施压，可谓投帝之所好也。
且文人的底层逻辑就是清高，爱与常俗唱反调，大家都崇佛的时候他排佛就显得他特立独行了，换了别人早晚要受排挤；
但邢邵在北魏元修时代进卫将军、国子祭酒，东魏时任中书令、太常卿，齐国建立后为太子少师，又以太常卿兼中书监，摄国子祭酒，一身三职，不仅为文人之首，当世荣之，还是至尊的师父，政治上只有他打别人黑枪的份，也就只有魏收和他可以在文学这方面掰掰手腕，佛教也不会为了一个不能实现的政策去招惹这位纯粹口嗨的大人物。
某种意义上，法上正在遭受师徒的夹攻，而早就明白该如何表现的法上也未反驳邢邵的言论，反倒是至尊开了口：“邢卿所言，不无道理，然天下之事，不在尽废，而在得法。”
高殷的目光落在法上那张不动声色的老脸上：“私度僧众，则国家赋税日减，无财何以治国？昭玄大统需规范僧则，日后凡无度牒而自称僧者，需羁押入寺，由各寺住持考校其才，不通佛义者，便是招摇撞骗之辈，合当入刑！”
法上微微低头：“谨奉尊命。”
这其实对佛教本身是有好处的，不规范的管理只会导致市场一片乱象，明清时期的辱僧、辱道、辱中医笑话那么多，本质还是因为许多人搞宗教就是为了更好地招摇撞骗，像《红楼梦》里，除了开头带着天意爷指令的一僧一道，其他基本都是见钱眼开的江湖骗子；
不说这么远的，北魏拓跋焘时期，长安种麦寺就另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这给拓跋焘发现了以后勃然大怒，没准他还在里面看见自己或妃嫔的亲戚熟人什么的了，因而发动灭佛。
北魏末年，后妃士女出家频繁，寺院也日益世俗化，不少寺庙沦为淫乱场所，尼姑庵偶尔会带着一缕淫秽气息，在这个时代就已有苗头；
到北齐后期，僧侣随意出入后宫已经屡见不鲜，高湛的胡皇后就和沙门昙献长期私通，同行的沙门不仅知道，而且无一揭发或指责，甚至“遥指太后以弄昙献，乃至谓之为太上皇”，一边羡慕一边调侃，昙献也坦然受之，高湛到了地府下面，还有批发的绿帽子戴；
不过他本人应该也不是很介意，毕竟他生前跟和士开、胡宁儿可是玩的三插头。
后来昙献之事的暴露也十分滑稽，是高纬见到胡太后身边两个比丘尼姿色不错，想就地宠幸，结果惊讶地发现“她们”是男人，顿时大怒不已，把昙献等涉事人员全部诛杀，并将胡太后幽禁，胡太后为了向儿子道歉，才把哥哥胡长仁的女儿修饰打扮送进宫里，让高纬喜而纳之，也就是齐国之后第二个胡皇后。
第1229章 佛律
自古同行是冤家，尤其是法上这种属于体制内的，和诸多体制外的私度僧们不在同一个钵里吃饭，在涉及僧人的总体利益时，官僧会维护私僧，那也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但牵扯到皇权之怒以及立场不同时，他们也不会把私度僧看做是同志，反倒希望把这些家伙打倒，顺便接手私度僧们的利益。
没有什么比举着朝廷的旗号来伐山破庙更爽的事情了。
高殷想了想，继续下令道：
“日后一寺内，最少要有五名有度牒的僧人，达不到就废寺，僧众遣散，或移去他寺；若庙中人真心崇修佛法，可以入京考试，辩谈佛理，朝廷授赐度牒，否则国家数万座寺庙，恐怕会被一群连字都不识的文盲给占据了。”
高殷下令规范佛寺，引起朝臣的议论，不过这道政策总体来说并不直接触犯佛教利益，反而给了上层僧侣们增加地区影响力的机会，在皇权的威压下，这一项命令逐渐被接受——不接受也不行。
高殷轻咳两声，说出今日的重头戏：“如今，国家沙门法遵北魏旧制，每年于大州发放一百度牒，中州五十，小州二十，一年合计新增四千僧众；今朕欲变革一番。”
法上心中一沉；这是看国家僧人太多，要削减数量了么？唉，也罢，不能在这个时候触至尊的霉头……
“臣以为，这僧众数量许是太多了，当削减名额，一年有二千足矣。”
邢邵开口：“昔萧衍崇佛，梁国僧众也不过数万，我齐承大魏流弊，僧众远甚梁国，僧多则奸荡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轻欺土俗，致成六镇之殃。”
“今僧尼二百许万，并俗女向有四百余万；六月一损胎，如是则年族二百万户矣！”
邢邵的意思大概是僧人不事生产，也不生子嗣，还有许多痴夫愚妇迷信佛教，敬奉钱财，影响了国家农业生产和人口生育，哪怕只是笼统地计算，二百万僧众和他们所影响的百姓一起崇佛，国家也等于在一年之内消失了两百万户的人口。
这种说法当然是夸大其词，僧人撑死也就有二百万，又不是地里长出来的，一年翻一倍，但二三十万的户口也是有的，这些都是国家崇佛所要承担的隐性成本，以此来劝说至尊，实际上非常有力。
之所以在天保朝不说，是因为天保帝不是个能讲道理的主，惹怒了反而先族了自家；但乾明至尊英才有略，治国有方，自登基以来，便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邢邵趁此良机说出自己的政治抱负，希望高殷能够采纳。
不过高殷今日要让他失望了：“非也，朕已说了，天下之事，不在尽废，而在得法。”
“魏朝法度不行，遂有祸乱，我齐当明严国律，约束害端，使奸佞之徒胆寒，引民众向善，似大禹之治水尔；若一味堵塞，只会堆集民怨，祸恐不止六镇也。”
他笑了笑，随后笃定道：“故朕欲增各州度僧之额，大州年增十五，中州年增十，小州年增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