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后世所谓的“高考状元”只是名不副实的跟风罢了，国家高级公务员考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举，熬过了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地狱试炼，高殷就已经有了充足的经验来建设齐国的考试制度；
根据北魏旧制，每年发放的度牒在不同规模的州有不同的名额，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齐国目前有百州，其中大州和中州接近四十，小州六十余，也就是一年产出四千余名在籍僧人。
获取的途径一是通过考试，二是额外恩准，三是纳钱换取。
第三项是最多人的选择，因此能够度人为僧，本身朝廷就已经收取了一笔“出家费”，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库空虚，李隆基让杨钊用他无敌的国忠想想办法，杨国忠想出来的妙法就是去山西卖度牒，很快凑齐了一百万贯；
这对百姓来说也的确是好东西，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个经济特区的金户口，能逃税逃兵役徭役，比铁饭碗还要高两个级别，所以也有很多人拿来炒高价，以后家里有人需要逃役可以直接用，实在没地方用也可以卖给别人，不怕砸在手里，简直等于后世的股票期货，而且还是一本万利绝对不会烂在手里的硬通货。
而现在，高殷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个口子，即大州扩充十五个名额，中州十个，小州五个，每年增加了八百名僧人的入库量，等于皇帝主动拓展了佛教的影响力，对佛教有利；
既然对佛教有利，那么皇帝对这八百新僧的编制有所要求也就不奇怪了吧？
卷，全给我卷，都给我当做题家！好好研究抽象的佛理如何与大齐律法融会贯通，在现实生活中指导百姓依法诉讼，过上具有大齐特色佛法主义社会的高品质生活！
而后高殷再不断拿出一些简单的判例法、成文法的例题让这些小寺做题家们进行思考，反过来又推动国家司法对证据链、时间线、犯罪动机和行为轨迹、不在场证明等后世刑侦学的基础知识探索和建设，从而使大齐的司法制度趋于完善，为之后制定和执行严格的司法流程打下基础；
再通过高殷自己和文林馆的待诏文士们创作一批类似《狄公案》、《李公案》、《刘公案》之类的平断冤狱，惩办贪官污吏地痞恶霸的推理话本，培养民间对知法守法、依法行事的爱好，塑造他们对国家法度的信赖和恐惧，就能在无形中使齐律深入朝野人心。
而这就间接抬高了高殷和他所精选的这批小寺做题家的地位，这和当初开办武会、招募河北士族豪强以及旧洛宿卫作为自身新班底是一样的，都是汲取在社会中处于劣势、郁郁不得志而又有潜力的底层阶级，以才能作为选拔标准，使他们能够迅速完成阶级跨越，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高殷连他们的官面称呼都想好了，既然是修习律法的僧人，就叫“法师”好了。
再允许他们在各地建立类似律师事务所的“讼寺”，专门负责诉讼事务，有执业资格的法师们就可以在收取高额诉讼费的同时，与当地士绅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种诱惑是法师们根本无法拒绝的。
而这种迅速的攀升必定会引起僧众内部的警觉和抵触情绪，然而由于高殷并不是缩减僧寺编制，相反还是扩张，如果要表现出不满，他们就必须拿出一些适当的理由来；
可高殷并没有限制他们的徒子徒孙参加考试成为法师，而且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开放了僧人参与政治以及部份地方实务管理的权限，士大夫团体只会更加反对，高僧们反而要保护这条皇帝“脑抽”才愿意开放的政治快速通道，让僧人的力量更加壮大，在朝堂上占据席位，正式上桌。
而作为从题山律海中卷上来的精英，法师们首要感谢的就是给予这条通道、并持续重用他们的权力来源，也就是至尊本人，毕竟没有皇权的开恩和推进，他们就没有上升通道以翻身，行于这条路，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子门生，高殷有了新力量可支配，而他们则与有荣焉，甘为帝王所驱驰！
由此，法师们便会发自内心地推崇转轮圣王的高贵地位，并站在至尊的角度为他调整法律框架，使得齐国的法律制度能不断适配新环境新时代的皇权需求，从而保护他们通过皇权力量所获得的法体权益。
这就等于豢养了一批才学出众、精通辩论、同时精通人性黑暗面的高级讲师，在朝则为皇帝的流氓律师团，在野则为月光王者的红衣主教，奔波各地宣传皇权与法律的教义，在佛教内部强行分化出一股新力量为高殷所操控，继而利用他们“衣锦还乡”、迫切报复以往被歧视压迫的复仇欲望为驱动力，反过来对佛教内部的保守势力进行征讨！
如此一来，就等于用佛教自己的矛来攻击自己的盾！
所谓二鬼子比异族更可恨，就是这个道理，如何对守旧顽固派能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些新兴阶级可比高殷明白多了；
高殷只要在其中稍微推波助澜，就能让他们主动破坏掉原先的寺庙经济格局，建立起对自身有利的讼寺事务市场。
甚至高殷都不是要彻底取缔寺庙经济、让它成为历史，而是破坏现在的利益分配，让新人上桌，等这些讼棍……啊不法师年老以后，自然可以留驻在自己的讼寺内颐养天年，或去各大高氏宗室所掌控的顶级寺庙内担任大法师，乃至成为官府的法律顾问，从民间诉讼参与到各级官府、官员之间的争端，既能扩散他们自身的影响力、成就大师的地位，还能成为皇权根植于各衙署部门的眼线——毕竟这种官员之间的不满和互动，总是要记录在册，入档成案的嘛。
第1207章 职称
当然，任何政策都有利弊，这一项也不意外，给与了这些法师干涉地方刑律的实践机会，毫无疑问地会在培养佛教新兴阶级的同时，也滋养出一批“法阀”、“佛阀”，而且也不会所有的法师都遵守高殷的既定路线，定然有和地方官商士绅勾结、欺上瞒下、鱼肉百姓的事情发生；
可如果不推行这项政策，这些弊病就没有了吗？现在大齐本身就有世家豪门、军头督将和官员借用宗族和权力横行乡里的事情，哪怕是齐国皇族挂名的渤海高氏和高殷的母族赵郡李氏，这种事情也一定会有，而且数量不少。
因为他这个皇帝所代表的皇权和朝廷本身就在压迫且剥削着全体国民，从上层往下推，各豪族欺压流民以自肥的事情也一定有，只是难以追究，而且出于政治默契而不深究罢了；
既然大齐的局势本身就是半烂不烂的，那么引入一个新兴阶级将局势搅浑，就不是一个失策之选了。
就好像东汉同时引入了地方豪强士大夫、外戚和宦官三驾马车，虽然互相掣肘，跑得很辛苦，但总是能跑起来，在皇帝多年失能的情况下磕磕绊绊地维护东汉皇权一百多年，这种时候就完全不能改革了，毕竟系统能跑就不要试图修复BUG，何进受到袁绍的唆使，打算修复宦官这个BUG，马上自己就被杀毒了，随后东汉局势崩溃，系统无法运行；
曹丕“吸取教训”，上来就把宗室、外戚、宦官全部扬了，鸡蛋全部放在世家这个筐里，结果就是司马家找准机会，轻轻甩钩，朝权就从曹氏手中易手，成就了司马家的霸业。
因此国中无派千奇百怪，中下层的势力派系复杂还能维持国家的运转，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权根基已经扎根了一大半，这时候再引入一个偏向保皇忠朝的势力派系，就能有效测试出皇权在底层的影响力：
如果这个佛教法师新势力迅速被驱逐，无法融合进大齐各阶层，那就说明这个方向的改革是错误的，律法和宗教不能合而为一，相对的，更激进的灭佛行动也就不可取，纵使一时用朝廷的刀兵取得压制，未来也一定遭到疯狂反弹；
如果可以融合，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各势力的某些诉求，取代了落后的旧势力，并且由于最初这帮受到提拔的法师受到的是天子钦点的恩惠，所以对皇权的忠诚度较高，也就方便高殷继续施展动作。
而对于这批新人脱离皇权掌控、尾大不掉的可能，高殷也准备了对策，毕竟“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从皇权得到力量的家伙受限于皇权本身的桎梏可太正常了，对付这群家伙的办法就是从上游扼住他们的晋升通道，也就是搞专业技术职称制度。
和流外官员们一样，每年进行考核与评比，同时将度牒的等级不断细化，划分出具体的职称来，再根据后世不同的领域划分出不同的法规，不仅能将法律网格延伸到国家各行各业，也可以把社会问题切割细化；
然后限定年数，规定每过三至五年就要重新考试确认能力是否跟得上版本，这样国家不仅控制了法律的最终解释权，逼迫这群做题家始终服从中央意志的领导，并借此不断刺激社会对书籍抄写、出版、印刷的行业活力，为将来一统天下、国势平稳后必然会涌现的文化大爆发打好基础，巩固齐国的文明成果，在精神上将魏、周、梁、陈诸国压制，使得这个时代独属于齐国。
让做题家们永远有题做，永远能往上爬，国家还可以设置专门的虚爵和勋章来奖励这些人，抬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一辈子都是社会意义上的精英、顶层；
如此，还能反过来让世家子弟嫉妒得耳红眼热，集体请愿让国家也给士人们开放类似的律师岗位。
可以预见的是，这一套若真实行下去，那么后期度牒的获取难度就会成倍提高，朝廷不仅可以合情合理地提高购买金额，而且也不怕普通百姓买来后就玩得转——
首先通过考试才能成为可以执业、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师，其次，就算有平民分不清执业和非执业的度牒的区别，但请这人来进行诉讼，那可是要拿出真本事的，无形的专业门槛死死卡住了普通人的发挥上限，要玩砸了，砸的也是持有度牒之人而不是度牒本身的含金量。
若真有一些天赋异禀、就是老天爷赏这碗饭吃的神仙，那也可以，就当给这些逸才留一条后门了，若做得漂亮，声名鹊起，闹到了州府或者京都贵人的耳中，没准还能参与考试，正式成为执业法师。
同时，高殷此前指示齐国宗室、贵女们造神曹植、推广梵呗的工作也在推进，高洋诛戮了许多元魏宗室，这样元氏才会意识到高殷的庇护有多么重要。
高齐宗室从高殷手中接过这部分前朝遗老的政治资源，在各地广建佛寺、造像、组建佛社，并为自己塑造一个有嚼劲的转世传说，继而对转轮圣王歌功颂德，在佛教发展出一部分属于高齐皇族的力量；
而高殷自己则和高睿、高润等亲近的宗室支柱一起，通过《圣斗士贺六浑》等宣传推广唯识宗，同样在佛教内部哺育出一个新的佛派宗门，和现有的各大寺庙与他们的典籍理论分庭抗礼，高氏将在佛门中拥有一支宗室强军。
借助这些力量在崇佛群体中扎根后，高殷也会给予额外的政策优惠，比如借助佛理的考核来筛选、淘汰一些不配合朝廷工作的寺庙，把它们的资源挪移到高氏管辖的寺庙中，亦或是在各类法会和辩论中偏袒唯识宗，扩大唯识宗的影响力，间接地挤压其他教派的生存空间，乃至度牒的考核和发放，也会更加倾向于高氏佛社，将这一行业的大半力量把握在高氏宗亲的手里。
什么？你说有一个高氏的神人子孙，既是顶级做题家，又是堪比古美门研介的讼棍，还有军事才能，立下许多军功，最后借助宗教和宗室的力量入主朝政，篡位夺权？
高殷觉得解决这一点也很简单，只要规定高氏宗亲担任了佛寺主持或昭玄寺僧统，就是半个方外之民，不能进入朝廷的实权部门就行了，可以作为公卿之一上朝议事，但自身不能入主尚书省、门下省或秘书省这种朝政中枢之地，同样也不能担任军将，如此就无法在朝廷要害之处培植势力，始终要依赖皇权的大手。
要是后世子孙无人可用，把这种人才用成了宰相，那只能说活该，高殷也没法阻止这种神仙操作，国家轮到这种人做皇帝，那大齐该亡。
将一部分佛教的能量和资源纳入高氏宗亲的领地，高氏对于国家的控制力就会提升到一个恐怖的程度，哪怕将来齐国灭亡了，新朝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被迫接受前朝的雅政；
而在开创这些制度的齐国、乾明朝内，高殷自身的威望和对宗室的号召力将达到一个无人能比的地步，被抛弃的是落后于版本的老废物，新生代的勋贵和高氏皇族，以及许许多多受到冷落、急需一个机会证明自己的落魄豪杰，将追随高殷的改革，吃上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份时代红利！
第1208章 殷商
起初，周国的大臣们接受封爵的时候并没有给与他们邑地的租赋。从这个月起，周国开始规定柱国等享受采邑的显耀贵臣，允许寄食于外县。
消息传到齐国，倒引起了些许诧异：怎么，你们还没落实最低工资标准呐！
不过这也有旧例可循，北魏早年上班是没有工资的，全靠将领们在战场上打仗抢战利品来填补家用，以及朝廷各层官员在履行职责时顺便从国家经济上揩些油，虽然不是明文规定，但周国复北魏早期的鲜卑之风，就在不知不觉间也回退了早期版本，这也是为什么二魏早期交锋时西魏的战斗力比东魏强一些：
东魏富裕，西魏贫穷，不拿出吃奶的劲打仗抢财物，先不说仗能不能赢，自己回家也得饿死。
现在给予这项优惠补贴，明显是周国已经从早年的穷困中走了出来，经济仍旧捉襟见肘，但比之前有了些许余力，同时也是宇文护对群臣的笼络，好歹这是宇文泰生前没能给予群臣的福利，他宇文护给到了，群臣至少得挂念他的好。
所有的军事问题都出于政治问题，最终又回到经济问题，愿意发钱是一个优秀领导人必备的素质，哪怕打了败仗，真金白银到手，麾下将帅士卒们的不满也能缓和一些。
但问题就来了：宇文护会自己承担这笔开销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笔钱会通过转移支付，最终分派到各地百姓身上，因此失去了河东的赋税以后，还要再多承担一份勋贵们的租赋开支，对周国百姓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各地渐有逆心，只是周廷军队实力强大，他们不敢反抗而已。
于是周民们只能一边哀嚎，一边落寞地提醒自己：一定要忍住！等齐军来了……
高殷翻阅着边境和周国内部呈送上来的情记，忍不住笑道：“自后，民心可用矣。”
他很清楚，虽然情记上描述得关中人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仿佛齐国大兵一到，就可传檄而定四方。
但事实上抱有这种想法的周民严格来说并不多，而且自以前就有，正如关东百姓也有喜迎周师的，人总是期盼着自己未曾拥有的另一种生活。
只是以前，两国的大规模冲突因为各自篡位、稳固国祚的原因被中止了，而二魏时期的一系列争端总体来说以西魏获胜居多，成为周人对国家充满自信的源头。
然而随着高殷奋起，齐国的经济正在稳中向好，物质逐渐丰富，勋贵矛盾基本缓和，刑法较为公正，社会福利也逐步受重视，如果换成宇文氏执政，齐国就是关中人理想中的大周社会。
自西域而来的胡商们也在不遗余力地表现这一点。这几年来晋阳、邺都和平阳经商的胡人逐渐增多，形成一道密实的贸易网络，消息顺着商品在草原和长安等地流传，皆言齐国近年的钱币以及商品质量都比以往高了不少，在几个贸易重镇所要缴纳的商税也低了许多，使得逐利的商人们对齐国趋之若鹜；
甚至在白马镇内进行贸易，不仅不会被课以重税，还会根据交易的总额进行统计，达到一定金额后可以免费获取商业会所的会员资格，哪怕齐国王公贵族都没有资格进入，但他们就可以！
哪怕只是在白马军镇才有这种优待，也给了商人们足够的尊重，而且在此之上，白马镇还规定了商人可以自愿邀请四名同伴进入会所游玩，这又给了商人结交权贵的捷径，许多齐国贵族也从最开始不被列为贵宾的愤慨，变成了坐等胡商来笼络自己的悠然自得，双方都不由得对至尊产生钦佩之感；
而商人们愿意结交、怎么结交、结交权贵能获得什么回报，这些情报也都通过商贸往来落入了高殷手中，他和麾下的待诏臣僚们略一分析，便能大致推断出受到商人青睐、能予以他们便利的各职权岗位，以及能够影响商业的官员和勋贵们。
如此一来，高殷就可以通过遥控国内商业相关的官员，以及让自己的心腹亲信提前透露国家政策，从而在这些贸易活动中操控胡商们的动向，让他们把更多消息带往他国，而参与这些活动的心腹也能在觥筹交错中赚得盆满钵满，一本万利。
因此，经过三年的发育和政策鼓励，白马已经成为齐国乃至天下最大的贸易往来集镇，在这里流通的不只有钱币，还有关于国家未来发展政策的消息，每一条都价值千金，经过胡商们有意或无意的传播，让突厥和周人都以为齐国富饶，遍地黄金，随便一个齐人出来都是穿金戴银的。
对前线的军人来说，这条消息尤其真实；毕竟他们的军主装备普遍不如齐国的士兵，将领级的甲胄就更不是一个档次了，当初王思政还靠着装备破旧没被东魏士兵认出是将领而蒙混过关，现在……
现在王思政都已经是齐将了，还做到了并州刺史！！！
所有的回旋镖一起飞向关中，打得周人猝不及防，这也使得宇文护在各方面受到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要篡位为帝，就不只是垄断太祖遗志而已了，还要兼顾到此时周国臣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因此宇文护才会出此下策，以经济特权笼络那些具有才干和地位的勋贵，而这代价就只能由底层百姓们接受；他们也不得不接受，毕竟百姓毫无议价权，只能继续扮演着国家的牛马，直到天兵到来，将他们解放。
“宇文护这是饮鸩止渴啊。”
高殷召集了一些臣子，和他们商议起宇文护的近举：“虽然这能在短时间内让百官不生异心，然不是长久之计，经济将会越拖越垮，到最后连国家运转都困难起来，都不用我们出手，关中自己就崩溃了。”
高湜是高洋生前的宗室近臣，不仅这层关系由高殷继承了下来，还因为帮助高殷收纳元仲华母女，得到了阴图同谋的信赖，在高殷去往晋阳的时候，就由高湜和高睿、高浟三人联合辅政。
此刻听见至尊所言，不由得奉承道：“至尊所言极是，西贼占据关中，本就民生凋敝，近年来又屡屡败于我国，更是在至尊亲征之下，将河东拱手献出，宇文护此举也是无可奈何，否则众官兴师问罪，其地位不保也；然其与周主公开决裂，已不能仰仗皇威，因此只能用财帛赎买众臣之心，可河东既失，彼又能收买到几时呢？”
“若再来一场大胜，周国将人心涣散，长安一战可擒！灭周之时已至，此天赐良机，至尊万万不可延误呀！”
第1209章 攻谋
“高阳王所言，颇有道理；然其中却有不妥之处。”
魏长贤已经从主客郎中升迁为散骑侍郎，这是正五品上的门下省属官，职位清贵显要，高殷将他留在身边以备顾问，也是北朝文官最理想的晋升路径之一。
因此魏长贤虽然只有五品，但由于是高殷的心腹近臣，故而能在此刻出言劝谏高湜：
“周虽新败，然主力尚存，周人只是因玉璧之失与韦孝宽之亡，暂时陷入恐慌而已，待彼等恢复理智，必然会派大军抵御国家的征讨，如今蒲州聚拢重兵，便是明证；”
“我军一路攻城陷池，略地千里，收获颇丰，然却也聚攒了骄狂之气，已成骄兵，而敌军面临亡国之患，哀气频发，已是哀兵；以骄兵御哀兵，则胜败难料，或为敌哀气所乘，反有败矣。”
魏长贤的失败主义言论让众臣都有些不喜，高殷也在心中吐槽，这家伙和他儿子还真是一个吊样，喜欢跳出来说反话。
不过高殷也不是昏君，偶尔也会发脾气，但政治生物的本性会让他仔细思考对方话语中的逻辑，就事实而言，的确是魏长贤所说的道理。
因此高湜一皱眉，正欲出言反驳之时，高殷立刻道：“长贤所言，颇有取处，然河东前线诸将皆是国家柱石：长恭乃吾同俦，军勇卓绝，性格沉稳，虽偶行险路，却也只在相当有把握之时才会冒险；”
“段相论兵殊有英略，必不冒进，而斛律丰乐又有其兄为辅，如咸阳武王在世也，有此齐之三杰在，朕无忧河东……”
高殷说着，忽然想说点俏皮话，于是叹了口气，吊了吊臣下的胃口，而后道：“……却担心他们打过江去，总兵长安，倒让朕要紧急统集国中精兵，输众以援，却有些措手不及了。”
臣下适时地发出几声大笑，高湜也收回了发难的心思，高浟便适时发言：“周国将精锐调往河东，其国中空虚，可让河东兵马休养生息、按兵不动，再以重金请突厥可汗发兵袭之；一年之内二次遭袭，宇文护难以招架，周国必然群起而怨，使其调兵弃河东、保关中，如此，蒲州可破。”
高殷不得不称赞这是条好计策，但也只能微微摇头：“请突厥之兵所耗颇多，一次就将小半年的收入搭进去了，可汗还要我承担一部分草原兵马伤损的抚恤；”
“这倒也不是承受不起，可是要有回利。此前是为了攻打河东，赚得回酬金，现在河东虽得，我军却也要投入大笔资金重建河东、恢复生产，加之犒赏军士，再从国库中抠出一笔新钱来请援突厥，实在得不偿失。”
“何况突厥回军应对其西北方向之军事，可以抽调的兵马不多，所需钱秣却倍而增之，还要国家承他们一个大人情，实在是……”
这笔钱齐国倒也不是付不起，只是性价比不高。突厥自身也要打仗，在其北方有契骨，也就是唐朝的黠戛斯，这一族群在近代成为柯尔克孜人，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祖先；
突厥的西面有嚈哒，欧洲称为“白匈人”，实力强大，曾在百年前数次击败萨珊波斯的军队，逼得萨珊波斯与突厥人进行联盟。
所以突厥人没有和后周齐时期那样玩双面下注，说什么“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也不是因为高殷和可汗之女有多亲亲爱爱，更多是突厥自身也有着存在主义危机，必须在中原择一盟友稳固南方、最好能吃到中原资源、逐渐扩充实力，才会倾力相助；
历史上由于西魏的地盘与突厥更近，且最早结盟，所以便顺其自然了下来，饶是如此，当突厥腾出手后，也曾在周齐之间斡旋，如果不是周臣机伶，用天意作理由让突厥人羞愧，齐国就能笼络到突厥，那周齐形势就得两说了。
所以在短期之内，是不用指望突厥人能在军事上有什么大帮助了，其实这也算一件好事，意味着突厥短期内没工夫插手中原事务，所获得的一切都是齐国的，陈、梁又不能干扰北方局势，齐国想怎么欺负周国就怎么欺负——当然也要预防被周国哈气。
“纵无草原襄助，朕亦可乱周。”
高殷胸有成竹，自信满满：“周土非唯关中，尚占中原南阳等地，朕欲起一军入襄州，和周人争夺湖北荆襄，将周兵逐回关内；如此，周人只能困守关中，又失却西梁，再不能干涉南朝，我齐却能尽数接手，壮我国势！”
“河东兵马无需动也，反能将周兵锁于蒲州，眼看我国尽得中原！”
众近臣一惊：又起一军？！
说实话，起十万兵马已经算得上是半国之力了，哪怕是大一统的王朝，起这么多兵马，消耗的资源都是以亿为单位，若折损过半，还有可能家家戴孝，所以《孙子兵法》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曹操注孙子，也说“十万之师举，不事耕稼者七十万家”。
而现在河东总共投入的正军是十八万，算上辅战的民夫，以及后续派发镇守河东、恢复生产的官吏和役夫，数量已经超过了三十万，背后的消耗则是近二百万户口的年赋税，可以说齐国一年的农业总收，在这短短四个月内就消耗掉了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