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众人的叱责，沈恪更觉滑稽，自己只是说出了众人不敢言之语，若真不希望他说，早就跟高祖当年捂嘴杜棱一样，上手捂住他的嘴或乱棍打出去了。
“送子为质，可解国围，若不然，当迎接太子归国，然不能相让，终有萧墙之祸。允与齐国可示我之诚意，趁此时间平定王琳、留异等辈，与周国联合抗齐；他日齐国故技重施，陈家国势安泰，正好兴兵北伐，复汉晋之伟业，岂可因几人而拘泥于大势？”
沈恪说完，向陈蒨行礼：“望陛下明察。”
实际上他还有一些话没说出来，那就是入宫不送质子，陈国局势危如累卵，将来只怕要灭亡，那么现在送出去一些血脉，或许能在别国扎下根来，至少能够保留陈氏的血统。
陈蒨早有此意，微微点头，只是出于威严不能明着夸赞沈恪，微微叹道：
“实属无奈啊。”
见陛下决心已下，众臣也不复相劝，商议起遣送质子之事；
齐主的条件中有一项让陈蒨有些在意，忍不住道：“齐主点名要萧摩诃，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思？”
韦翙回应道：“臣闻萧摩诃有关张之勇，想是齐主闻之，故欲一见尔。”
齐主是三国迷，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实际上陈蒨也深受其影响，虽然嫉妒高殷，但每次出新作从不落下。
事实上说齐主图谋一个萧摩诃，还有点委屈齐主了，萧摩诃虽然是名勇将，屡破北齐、辅助后主、抵抗隋军，但那都是很后面的事情，齐国和陈国再起冲突，也是十一年后的事情了，目前萧摩诃的战绩是十九岁出战抵抗陈霸先的军队，无人能敌，后来追随侯安都反抗齐国军队入侵，救下了侯安都，虽然有些名气，但也没达到能影响国运的地步。
要到平定留异、欧阳纥后，萧摩诃才开始出任太守之职，这之前虽然作为勇悍的武将扬名，但又是降将之身，没登到高位以前，在江南的士大夫团体中不会特别受重视。
若齐主点名讨要萧摩诃，陈蒨虽然惊异，但也不会拒绝，亲女儿都送出去了，还差这一个？哪怕真是关羽，他这个当代孙权也必须割让，以换取更广大的国土安全呐，大不了他再从年轻一代中，挖掘出其他英才，也能弥补上失去萧摩诃的损失。
若齐主要一百个萧摩诃来换他的儿子和女儿，陈蒨还是一百个愿意了。
经过一番讨论，最终决定送出陈蒨的六子陈伯恭和八子陈伯仁，选择这二子，陈蒨也是费了一番小心思的，皇后沈妙容生了两个嫡子，这是绝不能送出去的，而其他妃嫔多数只生一子，只有严淑媛生下两子，若夺走其他人的儿子，那么无人奉嗣，也实在不通人情；
王充华虽然也只生了一子陈伯仁，但陈蒨考虑到高殷有一亲弟高绍仁前些年暴病而亡，送去姓名相仿的或许能更受齐主信爱，因此选择了她的子嗣。
第1192章 河清
乾明三年四月，青州刺史上奏，言今月庚寅黄河与济水变得清彻，此乃祥瑞之兆，预示着乾明天子的德行使天下太平。
历史上的这一奏章有浓重的政治意味，因为这月辛丑日，娄昭君崩逝，庚寅日，黄河济水变清，也就是四月一日，黄河济水变得清澈，四月十二日娄昭君就死亡，某种意味上等于说明娄昭君是齐国这池水不清澈的根源，堪比“太后一逝，齐国就太平了”；
从中也可以看出娄昭君在齐国政治所占据的影响，后人以现代角度看不清晰她的地位，但实际上她在齐国运转的过程中有十分庞大的影响力，可以想见若高湛死在娄昭君前，那么娄昭君可能还要拱高济上位，这就使得今年济水变清又成为了高济上位的祥瑞表现，所以青州刺史的上奏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向高湛献媚：
太后挂了，我们大齐有救了！
高湛因此而改年号为河清。
在这个时间线上因为高殷的授意，娄昭君提前死于561年末，这黄河水清就变成了双重隐喻，既是上天欣喜于齐国攻下玉璧、河东的称赞，也是暗中表现娄昭君死亡对齐国有着积极的意义；
无论从哪个角度解释，黄河济水变清都是对高殷执政的肯定，虽然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无论高洋高殷高演高湛谁在位，都会莫名获得一波天命加持，但在这时候的高殷身上还多了一层额外的军功表彰，让这祥瑞的威力比历史上的影响还强化了数倍，许多人不得不感叹乾明天子的作为上映天象，实乃天命所归。
这不仅有着浓重的政治影响，而且应祥瑞而改元，齐帝按例会降低罪役的刑罚，对各官予以封赏，是人人都能受惠的大喜事，故而百官上奏，请求天子将年号改为河清，以顺天意。
高殷对此就有些苦恼；因为他上过学，还学过历史，知道年号这种事情很重要也很繁琐，若随便更改，只怕以后的学生们会苦不堪言。
有为的帝王其实并不太在乎年号的更替，毕竟国家繁荣是自己兢兢业业治理出来的，归功于祥瑞某种意义上反而是在说自己没什么作为，都是老天庇佑。
帝凡有为者都自傲于心，虽号天子，实为天命化身，实在不愿意让老天冒领自己的人治之功。
而且年号更易太频繁会扰乱社会稳定，李治在位三十三年换了十六个年号，平均两年一个，他家的疯婆子武则天更是逆天，篡唐建周十五年，用了十四个年号，平均一年一个，如果算上她作为太后临朝称制的时间，则是二十一年十八个年号，祥瑞是祥瑞了，但政治上很不稳定，不仅国家适应起来麻烦，而且后人要背诵和研究也很困难。
刘彻虽然也改元勤快，但他是年号的创制者，且是按照六年一更易的节奏去改的，至少有个节奏；虽然还是太繁琐了。
在这方面，高殷倾向于朱元璋所建立的一世一元制。他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有执念的地方，前世看历史小说的时候，见到某些主角称帝了喜欢用“大业”、“贞观”、“洪武”等明星年号，也是不置可否的态度：
意义这种东西是由人自己赋予的，杨广李治就是同样用十六个比贞观还要好听的年号，也比不上李世民的一根毛，如果朱元璋用的是崇祯，而朱由检用的是洪武，那洪武也会被各种嘲讽。
永乐是南汉张遇贤和宋朝方腊叛乱时所用的年号，明臣拿给朱棣使用，明显是用来蛐蛐他的，暗示他是乱臣贼子，但这也不妨碍朱棣将征安南、败瓦剌、荡倭寇，被后世誉为“永乐盛世”，张遇贤和方腊的影响反而被盖过去了。
他自己的乾明也是如此，其中的含金量需要靠自己来创建，用记忆中的伟号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倒也无可厚非，但高殷自有心气，他觉得自己的乾明能够创建出和贞观一样的盛世，若再托以后世贤帝的年号，不仅夺人之美，还有些不自信，和李治等人频繁更改年号以求祥瑞是差不多的感觉。
因此上朝以后，高殷面对群臣的奏请，只是付以一笑：
“天下治世，虽有天意，然亦需人为。”
“昔先汉末造，谶纬竞起，方士夏贺良辈进言曰：‘汉家历运中衰，当更受命于天，宜急改元易号。’哀帝惑其说，遂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意欲以尧舜禅让之典饰天命。盖汉家自以出于尧后，而陈为舜后之封，哀帝冀此一更，可欺天而续汉祚。然此徒自欺耳，于时政无毫发之益，徒使天下骇惑。未行两月，诏书遽废，贺良等皆伏诛。”
“汉成帝时，亦有此事。建始四年，黄河决于东郡，泛滥成灾，成帝以王延世为河堤使者，治河有功，乃改元‘河平’，以志其功。然河平二年，成帝一日封其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同日为列侯，世谓之五侯。自此，外戚王氏之权始盛，政归其门，汉室遂衰。河平之名，本为祥瑞，竟成王氏篡汉之端！”
“由此观之，可见天命不系于空名，国运不假于虚号，谶纬之说，未必不可信，然以其为依凭而尽废人事，则失之矣。朕虽不敏，愿以实效对天下，不敢效此辈欺天罔人之举！”
“今河、济水清，实为天意嘉奖，朕当敬天之赐，然若因此改元，则未免重虚文而轻实务。天意不可不畏，人事尤不可不尽，卿等唯应修人事以应天命，不可徒托于祥瑞之名也。”
百官冷汗津津，连连告罪，高殷也不怪他们，只是抚慰一番，而下令应黄河济水清澈的祥瑞，免除部分罪犯的刑罚，一些不严重的流放役徒也予以免罪；同时立有一些功勋，但还没能摆脱奴役之身的敢死营士兵和食干，也都拔擢进入正兵序列。
对于百官，则各提一小级爵位，功臣则多赐财帛和食邑，这就足以显示恩德以呼应天象了。
第1193章 改元
“年号者，天子所以奉天承运、与民更始之号也。”
对黄河济水的祥瑞做出了回应后，高殷便申明了自己的主旨：
“自汉武建元以来，历朝因之，然朕观前代，有帝王在位数十载而屡易年号者，譬如梁朝萧和尚，四十八年，七度改元，可谓频矣。”
“然则，年号多易，可曾佑得萧梁江山稳固？侯景围台城，彼僧饿薨宫，江南板荡，宗庙倾覆，可见年号虽与国运兴衰有关，然频而改易，乃人意尔，非天命也，天乃不眷。”
殿中群臣默然，有人微微颔首，有人若有所思。
高殷稍稍提高了声音：“朕尝思之，年号之设，本为纪年便民，非为粉饰太平。一帝在位而数改元，则百姓莫知所从，史册徒增繁冗。况改元之际，往往有大赦、改官、更制，朝令夕改，吏民疲于奔命，此非所以为治也。”
“年号者，所以志岁也。政令施为，非积以岁月不能见功，卿等细思，为官主政时若朝令夕改，则民不知所从，吏无所措手，虽有良法，亦难行也。”
“年号亦然。夫年号本以祈福应天，今若频易，则似天眷之数迁，嘉祥之不再，是以吉号而自弃之，岂不谬哉？且如此一来，年号之改乃系一时之事，或应一人之功，非天子历年之纪。”
“若因灾异而改号避祸，是欺天也；因谶纬而易名希福，是惑民也。使民不知君之在位，疑朝廷之屡易，人心摇动，祸由此生。故年号之设，当以恒久为体，不宜轻改，以彰天子之德，而定天下之志。”
这段话看起来是在年号的称呼上斤斤计较，但对君臣而言，各自都有很深的政治意味。
朝廷立改年号，目的无非是向天下散播政治信号，宣布自身得到了天赐的福瑞，亦或是觉得之前的年岁是垃圾时间，要向世人宣布从此刻开始，国家进入了朝气蓬勃的新时代，所以要改元建新。
但如果是在同一个皇帝的任期内连续发生这种事，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可怖的政治信号，那就是天下人所使用的年号纪元，是根据某个重大政治事件或时间节点来计算的，而不是皇帝本人，就像宇文毓称帝使得周国的天子和王爵分离，给了宇文护进爵为王的机会一样，年号和皇帝本人分离，意味着其他人同样可以根据其他事件或需要去修改年号：
像汉灵帝刘宏死亡后，刘辩继位，改元“光熹”，这时候东汉主要的掌权者为何进与何太后的外戚集团。
四个月后，宦官们发动政变杀死何进，改元“昭宁”，意味着何进已死，天下安宁，昭示天下。
而后董卓入京，废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又改元“永汉”，等于董卓在政治上完全否定了何进、何太后及宦官集团的一切，宣告终结了旧时代，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而后到了年末，又废除了上面三个年号，改回了汉灵帝驾崩时的“中平六年”，不仅是因为一年之内二次易帝、四次改元非常难绷，汉朝好像乱乱的，而且能以此来表示自己延续的是汉灵帝的政治路线，同时灵帝死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没有主体性，完全否定了何进、刘辩、宦官乃至士大夫们的行动合法性，并宣称自己和拥立的刘协才是汉灵帝的正统继承人。
每一次改元，都是一方势力试图通过更改天命的纪年，确立自身合法性的手段。
这种手段伤害最大的，就是皇帝本人；但由于之前的皇帝们也都干了，所以后世的皇帝不能用祖制来反抗权臣。
于是年号在强盛的皇权手中，是一种有政治影响力的玩具，但等皇权衰落、大权旁落人手的时候，年号就变成了权臣宣示自己掌权的象征，仅次于废立皇帝，比起废立过于极端和容易引起反弹的性质，更改年号则作为一种常规手段，可以试探朝臣的反应，且不容易引起较大的反感。
所以中平之后的初平，实际上是刘协的第一个正式年号，代表了董卓的统治，李傕郭汜等人掌握朝政后，改为兴平，意味着王允这样的逆臣已经被平定，李郭二人继承并延续了董卓的路线，号为“兴平”，而因为天子血脉只有刘协一个，曹操废不了，就只能修改年号为“建安”，以表示彻底和董卓一系的统治决裂。
在曹丕篡汉时，很多人没意识到一个细节，就是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去世，刘协在三月份就改元为延康元年。
曹操由于功业不足以推翻汉室篡位，只能把工作交给和汉室关连不大的曹丕进行，刘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趁着魏国换头的松懈期悄悄把年号给改了，这实际上就有三层暗意：
第一层乃是“延续昌盛”之意，在曹操死亡、魏国纷乱时向曹丕示好，表现我这个皇帝没有趁权臣死亡搞事的意思；
第二层则是暗示大臣搞事，上一个带康字的年号是汉桓帝刘志的“永康”，而永康的时代背景是宦官与士大夫爆发冲突的党锢之祸，宦官势力大获全胜，朝野舆论沸腾，为了舆论考虑，桓帝才改元永康，而刘协在此刻改为延康，则是暗指曹家这个赘阉遗丑的家族正是延续了党锢政治的宦官，要趁着曹贼死亡当口闹事的忠臣们快一点；
而第三层就是当初董卓的反操作，董卓之所以否定三个年号，是因为三个年号更易频繁，让天下人觉得改元如儿戏，天命不稳定，而刘协改元的目的要的就是这个，他先改元了延康，那么曹丕还要篡位的话，就必然也要改元，这一样会有天命不稳定的政治信息，或许可以借着这个阻遏一下曹丕篡位的步伐，拖到延康二年或三年，那局势可能就变了。
可惜这没有用，曹丕最终还是稳固了基业而篡位改元，但从年号所折射的政治斗争中可以发现，频繁改元实际上是一种牺牲皇权威严的贷款，如果投资方有足够的能力收回本金和利息，那是他牛逼，但改元本质上还是一种对皇帝天命的折损。
相较之下，一帝一元则是一种进步，既有效防止了奸臣献上祥瑞讨好昏君，或昏君出于粉饰太平而改年号，从而为了应谶大规模消耗民脂民膏的行动，让喜欢讨彩头的后世皇帝们没什么改元整活的余地；
又确保了年号背后的天命牢牢对应着皇帝，确保帝王的执政方针能够延续，不至于朝令夕改，群臣无所适从。
从经济角度来说，改元则意味着流通钱币也要随之改易，因此改元必铸新钱，这就给民间私铸留下巨大利润，间接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同时短时间内加剧铜料消耗，最后造成钱荒。
而从世情的角度来说，一帝一元相对来说更容易保留皇权的威严和神秘，比如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改革，在万历选择扳倒张居正后，很可能就改元表示张居正的执政地位已经不存，反倒使得“万历”这个年号成为张居正改革的专属称呼；
正因为选择了一帝一元，再大的事情都不改元，就会让时人后人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潜意识里的认知是“某某皇帝在位的某段时间”，加强了皇帝本人的存在感，同时会让人们觉得国祚绵长。
像萧衍和朱翊钧都在位四十八年，但萧衍死时是太清三年，万历则是四十八年，一听就觉得万历这个家伙很稳呐——实际上万历比萧衍还小二十八岁。
摘掉了后世内容，向群臣解释了自己对一帝一元制度的考量以后，朝臣们议论纷纷，最后认可了高殷的提议——实际上也拒绝不了——将之纳入了朝廷的体制中。
这也要感谢高洋开了个好头，把天保这年号用到死，给了高殷说事的余地，从这时候开始订立一帝一元制，也方便后人们追溯旧历；以后肯定有许多人会进言改元以应祥瑞，但不管后世子孙能不能参透高殷本意，至少高殷在位时是不会改的，而他现在才十九岁，苟着点起码在位二十年，只要在他这一世咬死了不改，那就能形成惯例。
只要将来能一统天下，那他死后威望就会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生前的旨意也成了祖制，教后世儿孙有年号可用。
第1194章 嘉靖
“至尊此法，直追三代之遗风也！”
“至尊创万世之规，自今以往，大齐之民但知至尊之年号，不复疑朝廷之更迭！”
“年号者，天子所以承天应民也。今至尊定此不易之制，是使天下晓然知至尊之德如山如岳，臣等瞻仰之余，惟有拜服！”
听着群臣的吹捧，高殷觉得好笑，将来必有议者，然此时他已定制，总能免去一些祸端。
不过他也浮起一丝遐想，若自己改元，会改成什么呢？
想着想着，他忽然噗嗤一笑。
群臣诧异，却听高殷解释道：“朕虽立一帝一元，然也略略思忖，若朕改元，会改成什么？”
“黄河水清，为应此祥瑞，或许朕会改元‘河清’；亦或是改元‘嘉靖’。”
朝中儒者听后，也忍不住笑起来。
河清是历史上高湛用过的年号，就是因四月这次黄河水清而改；
嘉靖嘛，倒也不是因为道长在某部电视剧里的“黄河论”，而是嘉靖这个年号原本的出处。
明朝内阁最初给朱厚熜拟定了“明良”、“嘉靖”、“绍治”三个年号，道长选了嘉靖，最后被海瑞开涮成了“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而这个年号其实来源于《尚书·无逸》的“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说的是商高宗用心治理殷商，让国家安定祥和，高殷为齐帝，齐国正是“殷邦”，所以嘉靖这个年号，高殷其实比道长更合适。
登基时高殷没想到这茬，而且齐国“无道”，不然他或许真选嘉靖做年号，穿身道袍玩cosplay了；现在定了一帝一元，高殷也只能放弃这个恶趣味的想法，毕竟世界上只有他知道嘉靖这个年号背后的梗，一个人自娱自乐未免有些寂寞。
退一步说，以后要是强征赋税搞得百姓有段日子不好过，被骂“家家皆净”，高殷也是会有点不爽的。
议完改元，高殷又任命冯翊王高润为尚书左仆射，正式迈入宰相行列，成为自己的左右手辅理朝政；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以此为开端，提拔了不少宗室子弟去各地担任军将或县令，与士人们为伍，将来高家宗室遍地走，能有效保证齐国的稳定度。
汉末能有那么多宗室扶立汉朝，主要是因为汉朝的宗室政策不错。假设从刘邦建国开始，只有刘邦一个人姓刘，且他一个人只生两个儿子，以二十年为一代人，那么四百年下来，汉朝应该有多少刘姓？
答案是二百万人，东汉人口有五千万以上，汉朝就占了百分之四，而刘邦除了自家宗族以外，还有许多人改姓为刘封侯，和他对抗的项羽也不能代表项氏家族全部人。
实际上项羽虽然是嫡长孙，但大权应该是落到了叔父项梁手中，而大宗家主的后人自带强宣称，跟小宗的在位者是天然的潜在死敌关系，干掉大宗子嗣，小宗就能成为族长。
所以虽然项梁死在章邯手里，但项羽对章邯恩爱有加；就像孙策之子孙绍是孙坚嫡长孙，大宗继承人，但权力被孙权继承后，孙策只被封了长沙桓王，孙绍自己只被封了侯，孙绍儿子孙奉更是在后来被诛杀。
所以项羽明明是大宗继承人，但小时候不顶事，族人都团聚在项梁身边，而项羽长大后已经不敢再投靠回大宗了，怕被项羽记恨，也不能再让项羽夺回家主之位。
因此项羽掌权后欲杀刘邦，项羽的堂弟项伯反而舞剑救刘，而项羽战败后，项伯、项佗、项襄等人直接改姓刘氏做了汉臣，项襄之子刘舍还是汉景帝的丞相。
所以汉末刘姓人没有个一千万，只怕也有五百万了，汉朝也不禁止宗室从政参议，或者说就不禁止任何阶层的人建立功勋，因此在汉家将亡的时候才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
像刘备这种汉室宗亲，在他老家涿郡那个地方没有十万也有八万，随便拿块砖头都能砸到一个。刘家人不稀奇，稀奇的是刘备本人，这种能混到皇帝面前当面认族谱录宗牒的人才，天下也就只有几个，汉室宗亲，千千万，刘皇叔只有一个，名字不在那个玉牒上，谁认你呢？
因此扩张宗室规模，实际上并不会造成所谓的八王之乱，八王虽然号作八王，作乱的本钱却是他们身为都督的官职，以及掌握晋朝各地兵团的军队实权，和王的身份没什么太大关系；而这前提则是中央动乱，太子被杀，皇帝不能理事，皇后惑乱全国，使得神器归属空悬，天下人开始起了异心。
如果贾南风真的守规矩，把权力过渡给太子，贾家未来如何不好说，但晋朝有了正常的统治者，众多贼臣就没有了搞事的理由，还真不会爆发八王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