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然不知此刻严肃的高润已经做好了献出母亲的准备，高殷思索片刻，缓缓道：“阿叔觉得，我齐境内的释教如何？”
什么叫如何？至尊是想让我说什么？
高润一时迷糊。他第一反应便是至尊对如今的佛教有所不满，但想了想，觉得也不是如此，毕竟至尊登位，也靠着佛教做了不少宣传，如今至尊乃月光王降世的传说在齐国各地广泛传播，这自然离不开佛教的帮助，很难想象至尊会对佛教有什么恶感。
不过他毕竟是皇帝……既然问出了如何，自然是对佛教如今的地位有所质疑，那么结果也只有两个，是觉得还不够，或是已不配。
为了不触怒至尊，高润小心翼翼地回应：“我齐佛寺众多，光邺就有四千佛寺，全齐境内约有二百万的僧众，说是天下佛国也不为过。”
先报一报数据，再从至尊的反应中进行揣测，许多官话看上去是废话，就是这个原因，要先打探出上级的深意，才好顺杆往上爬。
“天下佛国……嘿。”高殷想起一件事，是所谓的五行异象。
高洋曾在东山设宴，投杯震怒，下诏西伐，也是“投杯而西人震恐”的出处；然而不久之后，他又哭泣着对群臣说：“黑衣非我所制。”
当时有术士称亡高者黑衣，于是从高欢之后，每每出行，不想见佛僧，因为他们是黑衣，某次高洋自晋阳反邺，又有疯僧阿秃师称“阿那瓌终破你国”，洋子以为这阿那瓌就是柔然可汗，郁久闾阿那瓌，所以屡屡征伐柔然至其衰亡，而后人又附会到了背叛高纬投周的权臣高阿那肱身上，说肱字世人都读作瑰，与阿那瓌音同。
这明显是后人的附会手段，若是齐国以另一种形式胜利或灭亡，则又会有别样说法，而操控这些说法的最大一股势力就是宗教，也就是此刻蟠踞在齐国身上吸血的佛教。
对这条寄生虫，高殷心情复杂，一方面既需要他们来辅佐自身的皇权以稳固帝位，在自己坐稳皇位后，它们也随之生长成庞然大物，轻易割舍不得，一如高氏皇权和晋阳勋贵之关系；
削弱了某方势力，权力会进入短暂的真空期，但这不会太久，很快就有新玩家入局，而胜者则要背负败者的怨恨和世人的指责。
宗教尤其如此，它们抚慰人心的功能不是高高在上的皇权可以比拟的，或者说，皇权可以笼罩并控制住朝廷和官署的影响范围，可天下如此之大，不能全部覆盖，总有更广阔的天地，而皇权只在十步以外、千里之内，出了这片领域，影响力就会大大削弱。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皇帝其实就是部落首领+大祭司的统合，是神权国家中作为神的代表，是神的人间体。然而这人间体太过亲近俗世，身边的妃嫔、大臣总能察觉到这现人神的人面，发现其弱点；
再加上国家动乱，帝位传承和朝代更替影响了这份不该变动的神力，大大降低了皇帝作为“天子”的解释力度，因此历代皇朝都要和宗教合作，以换取世人在精神世界的认可，其中最大的区别，便是佛教没有一个在人世间的真神，保持了神的神秘性。
某种意义上，像日本这样以天皇为吉祥物的国家反而保持了天皇家族的神秘性，一旦人事有什么差错，天皇也接不到真正的黑锅，都是作为辅政的臣子们所犯下的罪责。
有些人意识不到这点，认为“教皇他有几个师”，信仰的力量比不上武器的批判；可说这话的人死在自己的粪尿里，其国家也早早灭亡了，而教皇与教廷仍在、且将一直延续下去。
同样的道理，后世人认为三武一宗灭佛利大于弊，否定佛教对于皇权的支持力度，但那不过是因为另一股一神教的势力取代了佛教的地位，本质上是一个宗教对另一个宗教的驱逐。
历史上的宇文邕灭佛，既有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在隐秘的民族角度上，也有着争夺儒家正统、进行华夷之辩的意义。
周国是鲜卑之国，且是一个为了能在中原建立长久统治、稳固政权而进行了“崇复周礼”，以汉化掩盖其鲜卑民族特色的国家，将麾下将帅姓氏改姓可以说成是民族融合，但改成的是鲜卑旧姓，掩盖不了其恢复鲜卑旧俗的精神底色。
好端端的一个中国人张三，非要改名成辛格、希瓦姆、穆罕默德、赛多、哈桑、史密斯，那多少有些挂羊头卖狗肉了。
而佛教是西域传来的“戎狄之教”，汉化值本就不足的周国更需要通过废除这个宗教来显示自己已经是汉文明了，是华夏正统和儒学正宗，所以宇文邕才会说出“朕非五胡……所以废之（佛教）”。
而梁朝不仅崇佛，梁武帝还四次舍身同泰寺，到后来的陈朝，陈霸先也这么爽玩了几次，根本没有吸取萧衍教训的意思，佛教依然在陈国大行其道。虽然也有一些反佛言论，但更多的是主张教权对皇权让步，并没有彻底废除佛教的打算，梁帝陈帝也不会说什么“朕非五胡”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毕竟都是土生土长的南朝汉人。
有一个很有趣的段子，就是李世民也有突厥血统，那么如何分辨他的民族属性？答案是看他被攻击得多不多，多的话就说明是汉人，被小部分民族主义者当做正统的汉人君主来敌视，若是像爱玄烨、爱弘历那样的铁血纯满，反而会被大力歌颂，当做民族融合的典范。
一样的道理，非汉才要强调自己非五胡，强调恰恰是对自己民族属性的不自信，毕竟人往往都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是不重视自己有的东西而去追求从未得到之物，若是还有着利益关系的牵扯，这种皈依者狂热就会变得更加虔诚。
所以宇文邕可以灭佛，因为在他的处境下，需要吸取一定的齐国崇佛而亡的教训，需要夺取寺庙经济以补充国力，需要听取反扑的道教势力的进言，还需要表现自己作为中华正统，与戎狄之教不共戴天的决心。
然而宇文邕在574年灭佛，577年灭齐后在齐地推行灭佛，周国便在四年后以极盛的姿态被杨隋所篡夺，时间只比秦始皇死后的秦朝慢上一年。
假设宇文赟虽然是个昏君，但水平好歹也有一些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在登基第三年，以二十二岁的高龄突然病危暴崩呢？
宇文赟在登基第二年，就传位于长子宇文阐，为什么？
“宣帝于邺宫传位授帝”，为什么是在北齐的国都邺城传位，而不是宇文家的国都长安？
齐国曾经也有过同样的操作，那就是高湛提前传位给高纬，自己做太上皇，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将皇位落实到自己儿子身上，让他提前积攒皇帝的威望，而齐国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此前已经有了皇权不稳的严重案例，所以宇文赟为什么学这个？
有没有可能，便是周国的皇权，也遇到了不稳的状况？
第1082章 改造
宗教和外戚、宦官、朝臣一样，都是皇权的扶手，陡然废掉哪个，最终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反弹。
而从政治属性上，佛教的危害其实比其他几个小得多，因为朝廷本能地抗拒有着聚众能力的民意代表掌握实权，那样很容易就会掀翻现有的政治格局，也会改变目前利益团体的构成；
而佛教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信众和信众的资源财富，以及为了吸引信众而需要朝廷颁发的认可，这样危害的就只有朝廷的劳动力和收取的赋税。
这一点固然麻烦，但比起其他三驾马车会夺取的权力而言，已经是影响最轻微的了。
虽然会减少收入，但朝廷公卿们挠挠头，晚上冥思苦想，再找个加税的借口便好了，百姓的需求和朝廷的利益在此刻并不一致，至少在还能维持统治的时候，朝廷的权力可以小小的任性一下。
与这代价相比，扶持宗教所换来的抚慰人心的作用，则是许多国家都切实需要的，它们甚至能平等地抚慰皇帝到奴隶，每个阶层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精神安慰，从性价比和效果来说，确实是最不该脱轨的帮手。
宇文邕能废掉佛教，是因为他消灭了宇文护，成功掌握国家实权，有足够的威望这么做；
若他还有漫长的时间稳定局势，也能扶持起新的宗教，将灭佛的影响徐徐消除。
然而天不假年，他没保养好身体应对接下来的挑战，把自己磕成核动力早早去世，于是他的儿子宇文赟就只能仓促上阵，不论是否真的有才干，最终宇文赟在史书上的定论都是“昏虐君临，奸回肆毒”，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黯然落幕。
有趣的是，在宇文赟登基的二十八个月后，宇文赟就“初复佛像及天尊像”，老爹还没死三年就把灭佛这项大国策给推翻了，高殷能和他相比的，也就只有登基之后停摆一切大工程，还有睡小妈。
不过考虑到宇文赟在位也没到三年，也不能在这方面和高殷比。
而宇文阐在第二年的六月就彻底恢复了佛教和道教，当初在禁教时期仍坚持信仰的旧道士和沙门，在调查后就把他们送回寺庙道观。
此时周国的国政已经完全被杨坚所把持，所以这道命令也是出于杨坚的意志，宇文赟和杨坚都意识到要争取宗教的支持，最终佛门是倒向了杨坚。
有些政治斗争是看不见痕迹的，胜者自会将他们抹去，就像曹操麾下有大批人曾经是袁术的部下，但已经投奔了新主子，就要将他们的污点抹去，比如刘晔：
“晔睹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遂委其部曲与庐江太守刘勋”，但实际上刘晔就是袁术的部下，“策攻康，拔之，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
还有把唐初的大批官员墓志给挖出来，可以发现人人都说是自己劝高祖和太宗起兵，也许在那几天，李家府邸前的整条大街都站满了来劝反的人。
不重视史料的细节，就很难察觉其中的诡谲，尤其政治的较量是最高层也是最阴暗隐秘的，胜者又有足够的权力将其遮掩，惟有关注当时的环境与格局，以时人的视野代入，才能体会到凶险。
宇文邕走了一步险棋，他走得了，宇文赟却跟不上老爹的步伐，继而使大周灭亡；好在这一世他不需要承担这么重的担子，高殷可以受些累，将这两国二百一十一州扛在肩上，替中华北方探索未来三百年的出路。
介于周国的下场，高殷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选择灭佛的，三武一宗灭佛，可他们的朝代都灭亡了，佛教依旧在宋元明清乃至现代繁荣昌盛，说明宗教就是赶不尽而杀不绝，用政治稳固性来换取资源的同时，也要承受宗教无尽的反扑。
那么就只剩改造一途了，这其实是历朝历代一直在做的事情，稳固的皇朝之所以重用儒教，正是因为儒家推崇的仁政、礼制、王道等思想有着强烈的入世参政之执念，能够将皇权抬至无以复加的地步。
道教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主动退居二线，虽然仍讲究修行成仙，但同时也特别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个人内在的挣扎和觉醒不能超越礼制，哪怕你注定会羽化飞升，也要讲忠君、孝亲的儒家基本法。
虽然这种无条件地向当权者妥协会造成一个滑稽的后果，那就是婊子史观。譬如历代衰弱时，为什么各地的神佛和得道高僧不出来挽救旧王朝？
因为皇权仍是皇权，但掌握皇权之族已经变化，天命已经转移，神佛领受天意，所以不会去挽救注定衰亡的旧代，而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朝；
这就使得它对乱世人的指导作用大大减弱，毕竟大家都不是笨蛋，只要神佛不出来帮场子，那么谁赢了神佛就帮谁，失败就是反贼，成功就是新朝雅政。
宗教只能维护当权者，当此时的统治阶层衰弱，而新生阶级强势崛起的时候，他们就会迅速抛弃旧主，在新主身上贡献力量并继续发育，所以高王乃是转轮圣王下凡，所以大隋皇帝乃月光童子转世。
在齐国统治还未深入人心的此刻，贸然对佛教赶尽杀绝，只会逼得他们去投奔他国，乃至鼓动齐国内部的崇佛势力作乱，让高殷平定天下的难度大大提升。
而改造一途，就能够把作为整体的佛教切割成一个个僧人、教团、寺庙，从一个庞大的宗教势力变成各据山头的世俗势力，任高殷的心意扶持或废黜，如此，他们便只能竞相讨好高殷，以争取自己在这场宗教吃鸡大赛中成为新的冠军。
后世对于明朝有着一个名为文官势力的刻板印象，明粉认为明朝是被文官集团拖累甚至窃取了，而明黑则觉得文官集团不过是明粉掩饰朱家皇帝无能的背锅侠，捏造出来的虚构集团。
其实这两种想法都太极端了，文官集团确实存在，经过唐末黄巢对世家秩序的破坏，以及宋元传承下来的对士大夫的厚待，使得科举士子与官员们自动结合在了一起，以同乡、同年、师生等关系形成一个个官僚派系，所以明朝的确有着所谓的文官集团。
可它、或者说它们的势力并没有明粉们想象的那么庞大，就像一个鸡蛋里有着双蛋黄甚至三蛋黄，当皇帝或其他势力威胁到作为文官整体的“鸡蛋”时，他们就会团结起来保卫鸡蛋；
但若是只威胁到其中一个蛋黄时，其他的蛋黄派系又会幸灾乐祸的作壁上观，甚至帮助政敌对同为蛋黄的他派落井下石，希望把另一个蛋黄彻底消灭，好让己方的蛋黄有继续壮大的空间。
异端往往比异教徒更加可恶。
因此，即便东林党击败了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的宣党、江苏昆山的昆党，这些党派的残余势力也不会妥协，后来又聚集到魏忠贤麾下，形成更加庞大的阉党，和东林党继续斗法。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这就是真实政治的底色。无论是晋阳勋贵、武川集团、岭南武人还是高殷麾下的天策三河天龙八部，都会呈现出时而凝聚、时而内部排挤的状态，变化的倾向取决于每个成员自身的利益是否会被侵犯和能否扩张，以及成员们是否有舍身保卫利益的勇气。
当危害到党派多数人利益时，“文官集团”就出现了；当切割的范围足够精准时，文官集团又美美隐身了。
就好像高殷现在要废除整个天策府的编制和待遇，那就又会涌现出一批“天策集团”抵制高殷辜负他们的行为，即便不能和至尊正面抗衡，他们也会对乾明朝失望，继而在其他高殷看不见或无能为力的领域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
第1083章 唯识
对高殷而言，佛教就是他下一个要进行切割改造的“文官集团”。
必须要遏制佛教目前的扩张状态，事实上，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了释儒道三教合一的潮流，比如南齐时的隐士张融，临死前嘱托家人给他入殓时要左手执《孝经》、《庄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主打的就是三圣皆拜，哪个神都不落下。
这也是宗教战争自然选择的结果，如若不能彻底的消灭对方信仰，民间还有死灰复燃的土壤，那么某一教派迟早会卷土重来。
而在不得不保持着对皇权的亲近和奉承，以至于必须在皇权监管下进行有限斗争的状态下，那么三教只能接受对方一定会存在的客观事实，也就会在各种层面上受到对方的影响、吸收要素，继而达成融合。
就像癌细胞可以通过化疗压制，但无法彻底根除，那就只能尽量治疗以延长死亡线，甚至和癌细胞走向共存。
所以对宗教改造的主要方向便敲定了，那就是以皇权为政治背书，让佛教割让出一定的释经权与经济利益，将它与儒教进行融合，并重新扶持起衰弱的道教来，让三教各取所长、百花齐放。
如此就会涌现出一批或支持或反对的士人，掀起一阵三教融合、衍生出新流派的学术狂潮，从而带动整个大齐的文明乃至风气变革，形成古早的“文艺复兴”。
若能再吸收春秋时的农家、墨家、阴阳家、小说家等学派的杂说，那诸子百家的繁盛景象，或许就会在齐世重现，那种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
这也是高殷上手就开始走小说道路的原因，一来掩盖密探建设和特务政治，二来催动新文化新思潮的发展，三来则是复古，用故事唤醒人们对中国早期发展历程的思考，四来……就是借助小说散播的忠君爱国、歌颂爱情、修德成仙等概念来迎合不同人群的喜好，继而扩散高殷自身对文化的影响力。
文化工作越早进行，后面的发展就越顺畅，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大哥大换成小灵通，又从小灵通换成智能手机，但对于最初的相机则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只有第一个敢于拍照的人出现，才能让更多人明白相机并不会摄魂，小盒子里也没有关着小人。
而让佛教主动退让，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的，所以要双管齐下，一边清查佛教内部的问题，如拓跋焘查出僧人私藏许多武器、与盖吴通谋、还在寺内建造暗室与宗室女淫乱等罪证，一边让高家人在佛教内建立起威望，然后在高殷的指挥下改造佛教。
“故而今日唤叔前来，目的正是为此。”
高殷将思绪掐去后世内容以及不能言说的部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高润，高润听得连连点头。
“至尊所言极是，释教虽是方外之教，号称‘六根清净、不染尘俗’，然自佛法东传以来，寺院广占良田，僧尼免役避税，已非单纯的清净修行之所。尤其自魏末丧乱，民不聊生，百姓避役者争相出家，寺产日增，僧尼日众，其势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他顿了顿，又斟酌着道：“臣亦崇佛修行，然近些年来，眼见寺院田产动辄千顷，佃户数百，富者堪比王侯，贫者却依旧流离失所。更遑论有些寺院私藏兵器、暗蓄甲兵，甚至与地方豪强勾结，干预政务。魏太武帝当年灭佛，固然手段酷烈，却也非全然无因。”
知晓了高殷的心思后，高润便知道如何逢迎上意，抬眼看了看高殷的脸色，见至尊并无不悦，便继续说道：
“臣以为，佛法本为劝善之学，若用之得当，足以教化人心、裨益风俗。可若放任自流，恐终成国中之国。至尊方才所言‘改造’，确是高瞻远瞩之见。若依此行，臣以为当务之急有二，一为清查寺产，厘清僧籍，汰其冗滥；二为重定僧官，使释教之事归于朝廷掌控，不令其游离于王法之外。”
“而僧官如何定位，就由咱们来把控其理论了。”
高殷轻笑，全国崇佛有一个好处，就是上层贵人们对佛法都有一定研究，只要给够权限与资源，也能赶几只优秀的鸭子上架，取代部分僧侣的政治地位。
不过辩经的技术不过关，到底还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不求他们能做到立宗辩，只要可以维护自己的观点、引发别人思考，再加上高殷掌握皇权所施加的压力，足以让僧侣们望而却步。
“这便需要我们这边来塑造一个新理论了。”
高殷已经想好了，宗教的核心就是聚众，而聚众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也就是所谓的教义，越能让人信服，就越能受到吹捧。
恰好在不远的将来，一个新兴佛宗将冉冉升起，许多人只知道其创始者的名字——玄奘，或是唐三藏，只有少数研读过史料的人才知道，玄奘所创立的法相宗在唐朝和将来的日本都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力。
隋唐之际，社会安定以后，获得平稳发展的佛教纷纷形成不同的宗门，各宗门以相应的佛经为宗本，加深对佛经的研究和探索。宗门间通过争鸣，既显示出各自的优势，也暴露出佛经中存在的相互矛盾以及难以自圆其说的一些问题。
这就逼得一些佛教学者去追根寻源地进行理论探索，玄奘便是这些学者中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一人。
为了探索佛教经典，他亲自赴印度取经，行程五万余里到达北天竺摩揭陀国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受《瑜珈师地论》，将印度大小乘的佛学理论融会起来，成为印度大乘唯识宗的集大成者，回中国创建了法相宗，因主张“万法唯识”，又称作唯识宗。
当然，高殷并不清楚唯识宗的具体教义，只是在备考时略略知道这些事情，在来到这个世界后对此上了心，搜集这个世界的相关情报进行重新整理并编撰，实际上和历史上的真实唯识宗也大相径庭。
简单来说，唯识宗之教义以“三性说”为核心，主张外境由阿赖耶识所变现，重在一个“识”字。
他们把识分为八种，前五识为眼、耳、鼻、舌、身，属于人固有的视、听、嗅、味、触五种感觉器官，第六识为意识，功能是整理杂乱无章的前五识，第七识为“末那识”，功能是显现自我本体，第八识是“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又称作“种子识”，它藏有无量种子，是产生一切识的根据。作为变现各种现象的种子，阿赖耶识分为两大类，即“有漏种子”和“无漏种子”。
有漏种子为世间之因，而无漏种子则是出世间的因，“万法唯识”，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由识所变化出来的，除了“识”是真实的存在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
所以要种得因果，得证果位，就要修炼自己的识，特别是阿赖耶识，认清世间识也就是事物的本质，从而达到“境”。
这种学说固然是有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很严重，但高殷不需要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
现在佛教普遍认为的万法皆空、佛性本空，对自然界所有的现象用一个空字来否定，大乘空宗也因此把握了佛教的话语权。
而高殷只需要一个与之相悖的学说吸引其他僧人和对大乘空宗不满之人，便能够自成一个“唯识”佛宗的学术体系，与空宗进行对抗，高氏的佛教力量便能在理论的精进中不断扩张，成为佛门中的一方豪强。
虽然齐国皇族自称渤海高氏，但多数人都知道，这不过是高王发达后逼迫渤海高承认而伪装的家世，把这个当真的人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