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福齐，至尊万岁、万岁、万万岁！”
高殷有些意外，这前四字似乎不在原先的唱词中，是因为自己的功业震撼到了世人吗？
邺都臣子本就是自己最忠诚的拥趸，自己整治晋阳、又拿出了二祖都无法比拟的巨大军功作为成就，地位可以说稳如泰山，也就说明邺都臣子的政治押注十分成功，接下来只要等待回报便是。
不过回报也是要看人的，贡献不同，所得的回报也不一样，所以他们必定想方设法地讨好高殷以求获得垂青，那么略略修改唱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没有哪个皇帝不喜欢臣下的加倍崇敬，获得吹捧和臣服本就是皇帝这一职位的重要爽点和使命。
若是高洋知道，怕是要嫉妒不已，毕竟他只是继承了文襄的班底，若不是没得选，邺都文臣势力也不一定会归顺他；但归顺高殷却是他们心悦诚服的，作为嫡长太子、又是汉儒出身的高殷本就是他们最中意的君主类型，而今又带领他们削平晋阳勋贵，开拓齐国疆土，光明的前途就在眼前，不由得他们不敬重。
“众卿平身。”
高殷声音不大，却在寂静的大殿中格外清晰，他挥一挥衣袖，带起一片膝盖。
百官起身，分班站定，赞礼官退至一侧，殿中丞捧笏出班，朗声宣读今日朝会议程，一切按部就班，秩序井然，而这本身就显示了高殷此刻对齐国的强大控制力。
他忍不住好奇起被宇文护控制的周国朝堂，和被他搅扰风雨的陈国朝堂是什么样子，若能进行对比，想必是极有意思，或许将现在的齐国朝堂和他高殷的形象传播到各地去，那许多人就会心神崩碎，认为齐国才是天命所归吧——那样他攻略和治理的成本可就小多了。
略微开着小差，也不妨碍高殷此刻在朝堂上的威严，反而让他多了一份神秘莫测之感。这种感觉和高洋相似，但高洋是暴君的猜忌，在其下是自卑的基底，因此臣子的过多揣摩会引起高洋的应激反应，从而招致杀身之祸。
当帝王的屠刀伸出迷雾的那一刻，臣子虽然受到戕害，却也看清其面目，失去了对未知的恐惧，只是纯粹害怕天保那无情的暴力。
但乾明却是不同的，不知他会从何时、何处递来一把暗刃，完美的利用了迷雾的信息优势，早早就安置在暗处，只等臣子自己迎头撞上去，而对于为何在此设置暗刃，乾明也会拿出相应的解释，最终落在其他人眼中，只会怪那臣子倒霉和不长眼，活该受此难；但相似的事情多了，就让人感觉冥冥中自有一股天意在驱弄世情，庇护着乾明的天下，而若是认为此非天运，乃是人谋，则更会心神震悚，这就说明了一切都在乾明天子的掌控之中。
因此今日朝堂上，邺都的臣子们对高殷不吝赞美之词，凡是高殷做出的判断和决策，基本没有受到反驳乃至猜度，连喜欢在朝堂上咬文嚼字、议事讲究的官员都变得干脆起来，反倒让高殷觉得有些没兴致。
或许这就是朝堂的另外一面吧，强势的君王会激起臣下的反弹，但君王本身带着庞大的政治正确，让他们无从抵抗，就会获得完全的顺从。这种顺从一开始会很爽，毕竟没有人会违抗自己的命令，可这又只是走了另一条极端的道路。
若高殷永远是正确的那还好说，可高殷若是错误的呢？他即便有着神性，也总还有人性，什么时候状态下滑、做出错误的判断，那时候又有谁来阻止他？
这么想着，高殷微微皱起眉头。
可他很快又升起一道念头：这种想法很可笑。
他不能对臣下如此苛刻，既能给出足够的劝谏，又能收敛自己的态度，这种臣子自然是有的，但可遇不可求，若现在诸葛亮站在下方，他也会本能地讨厌其人，因为此刻是他皇权伸张的时候。
而素质不如诸葛亮的人才就更多了，他们或许只是在某个领域有着超强的本领，其他地方则可能还只是普通人甚至远远不如的程度，自己作为统治者和上位者，职责就是驱使他们的长处而规避短处，只是因为自己的权力已经得到了保证，就开始想当然地认为臣下应该自主适应自己的想法，这种念头本身就很危险。
这么想着，高殷忍不住摇了摇头，心中暗笑自己还是太过年轻，深吸一口气，略略端正了坐姿。
许多官员没发现这一点，但作为近侍的丁普和宗室重臣高睿、高湜等人是有资格观察帝王神色的，至少他们偶尔端详皇帝不会遭到叱责，而高殷的表情、肢体变化便被他们所捕捉，以为高殷对此刻的议事不满意；
他们很快调整了姿势和表情，而这本身又是一道反应，被其他臣子所捕捉，于是古怪的氛围席卷向昭阳殿，所有人都在不知所谓的气氛中“察觉”到了至尊此刻似乎“不悦”，变得谨小慎微起来，那两名议事的官员也收到感染，语速骤然变迟变缓。
第1064章 灾异
对于此刻汇报各地赈灾情况的度支曹郎中，至尊也的确有不满的理由。
天保八年，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京城附近的八郡都发生了大蝗灾，九年四月又发生了大旱灾，彼时先帝因为祈祷降雨没有应验，还生气地毁掉了西门豹的祠堂，并挖开他的坟墓泄愤。
然而没过多久，山东又再次发生了大蝗灾。
这种事情在统治期间常有，但就近年而来，委实是多了些。
从汉初至南北朝末期，水旱各有二百多次，风灾一百三十次，雹灾八十次，雪霜灾一百来次，蝗灾虫灾破百，饥荒则有八十多次，而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尤其严重，几乎是纷至沓来，一时俱见，而且往往是团伙犯案。
仅就齐国本身，从天保八年到十年就已经连续三年都有大蝗灾，还有旱灾、水灾同时作祟，使得高殷在乾明元年四月下诏书，对河南、定、冀、赵、瀛、沧、南胶、光、青等受虫灾水灾影响的九个州进行抚恤赈灾。
灾害一事在古代关系到民生，也因为是随机的自然景象，使得它和国祚联系在了一块，南北朝之所以动乱频繁，除了野心家的欲望外，也和这个时期灾害的连续发生有关，连续五年以上遇灾的情况共有十一次。
其中最倒楣的还属萧道成建立的南齐，萧道成开国的时候就撞上了“风夜暴起”、“雨雪”、“大水”、“大旱”的灾害大礼包，之后也是祸事不断，国祚就二十四年，没有一年是无灾的。
而北齐自己也笑不出来，高殷目前处于历史齐国国祚的中段，恰好是562~564年这个坎，天保时期的三年大灾害享受完了，还有后面的河清三年山东大水，武平四年山东大饥荒，武平六年的水潦，东魏至北齐四十七年，共有四十九次大灾。
这种灾害发生了只能自认倒霉，而且是很倒霉，因为灾异带来的后果是纯负面且消极的，人们就希望对此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以求得规律，而君王和朝廷既然获得了国家的大权，自然就成了承担责任的主体，总不能交了税、服徭役之后，忽然被告知不要依靠朝廷，要自食其力、自立自强吧？从逻辑上可说不过去。
而从汉文帝首次下罪己诏开始，便在诏书内篇指出如果君主缺乏仁德，施政失当，上天就会降下灾异警示君主，从而在制度上确立了灾异是君王失德引发的人祸现象。
通过罪己诏，表明自己积极主动补救过失的态度，巩固政治形象，这在政治上是对一定会发生灾异的现实无可奈何的救场行为，也在侧面烘托起了自己是天命之子的身份，属于非常成熟且有勇气的政治手腕，而这也成了部分臣子攻击皇帝的好手段。
所以西汉后期“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反正不能只有皇帝自己担责，位高权重的三公也要跟上，从汉成帝开始就以灾异为由甩锅三公，并以此干掉了丞相翟方进，开启了借天象进行政治斗争的争权形势。
到了曹魏时期，这个制度又被曹丕给废止了，曹丕颁布了《灾异免策三公诏》，明确指出天象异常是上天对君主的警示，也就是提醒君王将有劫难，所以与三公没有关系，也不准弹劾三公，将三公甚至君王引发灾异从过去时改成未来时，给天意加上了预知祸福的属性，不仅大大强化了君王和天意的威严，还平息了政治斗争，皇帝和朝廷高级官员间也能留下缓和的余地，可以一同承担灾厄的责任并予以解决。
所以回到此刻的齐国朝堂，这些消息在政治上对高殷有着恶劣的影响，若说天保时期的灾荒是天保帝的责任，乾明皇帝只是一个接烂摊子的，那在乾明元年春季出现的旱灾，按西汉时期的说法，就有些老天不给高殷面子的意味了。
好在经过曹丕的制度修正，这准备打刚即位的高殷脸的旱灾，转眼变成了对高殷的示警，从高殷失德、德不配位的天意判断，变成了对高殷进行国内将有大事发生的警示，而高演主导的“前太保案”恰好可以对应，于是乾明元年春季的这场旱灾便有了说头；
同样的，因为前些年的灾害引发的乾明初期的百姓饥敝，也可以用次年尉粲主导的“后太保案”给套进去，高殷在当时也进行了一出齐国般的“打勋贵分田地”，着实救活了不少人，也给这场饥荒考试递交了一份还不错的答卷。
然而政治的解释并不能完全替代现实的灾厄。天保后期至今仍有不少地方受灾，虽然高殷治政也快三年了，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有极大收获，仍不能保护齐国的所有人。
所以在乾明三年的正月时节、高殷刚刚取得旷世奇功的紧要当口，朝臣还在汇报赈灾工作的推进，就让齐国的繁盛气象与高殷的辉煌政绩沾染了些许的不完美。
经过邺都和晋阳两次平乱，朝廷的官员们对至尊暴怒时候的反应都有了十分清晰的理解，加上至尊还是天保的继承人，更恐惧至尊会趁此发难，把天灾的锅给丢给臣下，因此一个个心惊胆战，甚至责怪上奏的官员为什么要说这些。
这些东西晚几天说也可以，非要在正月第一次上朝汇报，是不会看场合的吗！
负责汇报的度支曹郎中也感到害怕，同时也委屈：按照规定，这些都是要第一时间汇报的国家重大事务，他们怎么敢搁置！
于是只能将奏疏中的细节略略跳过，重点强调赈灾工作取得的成效，但至尊会时不时开口询问，度支曹郎中不敢欺瞒，只能据实明言；随着高殷面色变得沉重，郎中的心胆也提吊起来，期盼至尊不要发怒，又做好了迎接帝王重威的绝望准备。
“今虽至尊克平玉璧，武功赫赫，然天时不顺，灾异频仍。今春青、兖旱象未解，冀、沧水涝成灾，仓廪空乏，流民未复……”
度支曹郎中的声音越来越低，到后来几乎成了喃喃自语。他也知道，至尊刚刚以旷世军功震慑天下，此刻最不愿听到的，就是这些仿佛天意并不完全站在他这一边的扫兴消息。
因此汇报结束，度支曹郎中就忍不住闭上眼睛，准备迎接皇帝的怒火。
“启奏至尊。”
赵郡王高睿忽然起身：“臣以琐才，叨扰高位，可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就显戮，以答天意，请至尊免臣官禄。”
第1065章 官务
高睿此刻站出来表态虽令人意外，但也符合情理。
在灾异出现且对应君主，而由汉帝将其解释为“当移大臣”的说法时，宰相就有了燮理阴阳、与天子分担灾异责任的职能，曹丕虽然取销了灾异策免三公的制度，但这部分观念也保留了下来，使得灾异奏议不仅是君主和臣子沟通的重要媒介，也是君臣协商灾异咎责的关键桥梁。
由于没有了背锅的重荷，臣下对灾异的解释更加缓和轻松，多在灾异奏议中主动引咎，既能缓解君主因灾异承受的政治压力，也能借机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说得通俗易懂一点，就是这个炸药包臣来扛了，至尊您也要手下留情，再考虑到世俗人情，皇帝多少也要看在这份政治默契上念着老臣的一些好，不把事情做绝。
八王之乱中的汝南王司马亮、前燕太原王慕容恪都曾经为了缓解皇帝的压力而请求逊位，皇帝再把责任归咎于自身，两方相互谦让，一推一拉，这责任就消弭于无形中，留下“我们都有错，但都还行，继续一起努力吧”的结语，事情就算过去了。
高睿这一举措也不过是在效仿先贤，给了度支曹郎中和皇帝一个台阶，高殷闻弦歌而知雅意，笑道：
“赵郡王勿忧。天灾岁有，岂独今时？若因旱涝水蝗便迁怒大臣，那与先帝毁祠掘墓何异？”
说着，他的目光又移到伏地的度支曹郎中身上，语气缓了下来：
“卿所奏灾情，朕知道了。赈济粮帛，度支尚书……嗯，这几日就麻烦赵郡王负责与仓部、左户两曹会商，拟出数目，三日之内报朕。对流民的安置，着九州郡守妥为抚恤。”
“臣等遵命。”
被点名的几人行礼，度支曹郎中感激地看了高睿一眼，各自退回班列中。
原本这方面的事务该由执掌全国财政与民政事务的度支尚书负责，但正主杜弼留在了晋阳，暂时主持齐国河东攻略的后勤事务。
也不是说全国只有杜弼有这个才能，但晋阳平乱后，能够在地位上和他相比的人并不多，加之杜弼是高欢时代就地位非凡的老臣，自身也是被晋阳派系所尊重承认的，如今过了两代，地位更是超然，为了确保晋阳不会因为后勤的人事失误，继而影响到前线，高殷便将他留在晋阳。
整顿晋阳后，代表政治的邺都和代表军事的晋阳被迫按照高殷的意志，进行形势上的融合，但因为各自都占据着重要的属性和不可替代的职能，又不能在短时间彻底地融为一体：军事需要晋阳发力，而邺都则是汉化根基，高氏不可能放弃其中一个。
放弃晋阳的结果是历史上的晋阳军力遭到削弱，最终被周人反扑而灭亡，放弃邺都的结果则是否定了未来的汉化可能性，也抛弃掉了孝文帝的改革遗产，看上去影响不大，但会间接降低各地士族的人心士气，让他们失去追随高氏齐国的意愿，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甚至可能会开鲜卑之国的倒车。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仔细考虑如何安插忠诚于自己的合适臣属。
现在对高殷本人忠心耿耿、年轻又有才能的臣子已经有很多了，但现实政治不是玩策略游戏，不是他刚招募到一个满属性神将，就能立刻把平庸的低属性丞相曹爽撤下、换上毫无资历只有属性的神将玄袍司马懿的，即便高殷已经是实权君王，但在这方面也要谨慎。
若是宗室还好说，到底是自家人，反对的声浪会小些，但能被朝堂接受、适合处在高位、自己又敢放权的臣子就很少了，尤其是在清洗了一波晋阳勋贵后，贸然换上新人，也会引起许多支持和保持中立的二线勋贵们的不满，就更让高殷的选择捉襟见肘。
这就使得此时的齐国出现了官职上的微妙缺漏，司徒、太师、太保等官位无人守任，重要而必须履行的职能被高殷委托给新上位的二线勋贵和部分他极为看重的臣子身上，其他人也不是不能替代，但需要磨练、做出成绩，让别人心服口服，也能抵挡住一些潜藏的反对之人的恶意，所以像他青睐的樊子盖、贺若弼等年轻将领还需要时间去成长，现在还拿不出手。
又因为高殷这个齐帝根基在邺都，在这时期不可能和晋阳彻底凝合在一块。
虽然都是一个国家的人，但单位不同，饭还是要分开吃的，齐国这个双都制度在分工明确的同时，也让高殷不得不设置两套班底以应对现实，这就又有大量不是高殷想要重用的臣子上位得权，后世的经验在此刻已经帮不上忙了，即便是高殷，也只能是暂时默认，当做既定事实。
同时还要考虑将来要重新整合在一起，齐国重新回归到一个帝国该有的一个中心的概念，这些人又会被裁撤或者外放，所以高殷有意地控制着某些官位空缺，将复数职事以兼任的形式压在一个臣子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开国时期的重臣多数有着影响甚至威胁皇权的能力：
做事的人就有着一线的情报和做事的权力，同时因为国家形势的变换，权力又在动态的变化，把握或处理不好这一点的君王就会被臣子窃取权力，最终不是被倾覆，就是被迫制造一场又一场的大清洗。
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就出现了眼前这一幕颇为滑稽的场面：
邺城皇都正儿八经的朝廷度支尚书留在晋阳处理军务后勤，夺走了本属于并省度支尚书的职责，而他留在国都的度支部的职务，则被皇帝转交给了尚书令；这实际上是高殷想要自己过问、管理一部分的度支事务，所以以高睿为中介，让他代为履行杜弼的职责。
这种扭曲的官务模式在这个时代普遍存在，毕竟朝堂上的官爵尊卑怎么安排都是人事，现实庶务还是要有人处理的，也多是处于一种事急从权的角度进行考量，高殷初回邺都，对各部门这一年的经历和转变在晋阳能收到情记，但终究不如他自己亲自查看、体会来得快。
等他熟悉了现在的形势、重新掌握住邺都的脉络——这个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月——高睿就可以解放出来，去晋阳接替杜弼管理后勤，而杜弼也就能从晋阳脱身，回到邺都履行属于他的本职工作。
因此就让主动引咎承担灾异未平的高睿负责度支部的事务，一方面是作为他上道的信赖回应，说明高殷自己并不责怪他，大家齐心协力把事情做好，把这个“天象的警示”给平息掉；
另一方面则是为将来嘉奖他打底，让他有一份出色的政绩，能够再次去晋阳全权负责事务。
第1066章 农税
听至尊开始公然表示对先帝某些举措的不满，朝臣们面面相觑，一方面认为至尊所言不错，先帝的确是做得过火了，另一方面，又感叹至尊已经开始将天保的痕迹抹除，大齐将彻底走入乾明的时代。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至尊不似先帝那般疑心暗鬼，对自己和臣下都有着足够的信赖，这和此前惩治罪臣的雷霆手段形成鲜明的反差，该说是舍我其谁的英雄气吗？总之，惩处虽然残暴，但还在规则内，只是会过激数倍，而不触犯至尊原则、不是自身造成的错误举动，至尊也不会勃然大怒，而是优先寻找一个妥帖的方案，把事情解决了再说。
这种氛围让朝臣们有所安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充斥着不知名的规则怪谈，总是让他们提心吊胆；一旦接受了这种安全稳定的氛围，人心就会有所依恋，生出对秩序的渴望和荣誉感，继而采取实际行动维护这份统治，大齐便能够减少内耗，以更高的效率迈向繁盛的境界。
这就是儒家理想的圣王德治啊！
“朕记得此前改革过齐律，根据新律规定，每人每年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以备水旱灾害，如今三年下来，各地囤租有多少？”
高殷此言一出，朝堂略显轻松的气氛又骤然一紧，心又悬了起来。
虽然没有就灾异发难，但还是认认真真问起了赈灾的账目，这才是明君该有的样子，也让臣下感受到十足的压力，若度支部门没给出一个让至尊满意的答复，那至尊发怒也就合情合理了。
拜托，千万不要给至尊这个机会啊！
度支曹郎中忙不迭地从袖中抽出一卷帛书，展开念道：“回至尊，自元年实施新律以来，各州县义租入仓者，计有一百二十余万石。其中用于去年赈济青、兖、冀、沧诸州旱涝之灾，已支出九十余万石。现存各州郡义仓者，约余三十万石之数。”
高殷微微颌首，这个数据还算可以。齐国在天保时期的平均收入水准在八百万到九百万石之间，后期略有下降，到了七百万石左右，国帑所余也不多，使得洋子屡屡征调加税，天保末年的百姓因此而穷困。
古代的农业赋税征收的主要是夏秋二季之粮，如果仅仅只计算农业税，那么和天保年间相去不远，乾明元年也遭了几次灾，国家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革，农业收入仍旧在八百万上下、接近九百万。
扣除掉朝廷和各地的支用，比天保剩的也不多，毕竟高殷上来停建了许多工程，但也兴修了许多学校、军队设施，这些也是大支出，只不过从利好皇家变成了利好军队和百姓，性质不一样，但消耗的资粮是实打实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北魏逆天的税收制度，在献文帝拓跋弘上位的465~471年前，平均每户每年的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征收的调外之费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临时征调，动辄每户要交三十、五十石粟，加上当时官吏没有正式的俸禄，贪污、贿赂、高利贷公行，百姓的赋税极重。
不过人口就多了很多，全国户数达五百余万，比一统天下的西晋太康年间还增加一倍有余，即便如此，也不够魏朝使用。
直到孝文帝拓跋宏当政的太和八年，才开始参照古代标准，将天下户口分为九等，是为“九品混通”，每户租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这个赋税已经极重了，若以一户五口人来算，哪怕五人都能从事农业生产，也要缴纳二十石粟以上的年租调税，是现在实行的赋税的十倍！
不仅如此，还要另外交纳一匹二丈帛给州级仓库作为州调以外的费用。
你以为这就完了？朝廷的税是交完了，那官员的呢？作为你的父母官，你不上供奉养父母，还有没有孝道了？！
因此每户租税又增加帛三匹、二石九斗粟，作为朝廷官员的俸禄，而后调外的一匹二丈帛又增加至二匹。
也就是说，每户一年要缴纳的赋税总额为帛七匹、粟二十二石九斗以及絮、丝各一斤，若是丰年，平均每年缴纳一万五千至一万八千钱的赋税。
这还没算杂税、徭役和各地贪官污吏在其中吃拿卡要，而且九品混通听上去考虑到了各个阶层，实际上模糊的户等划分和官吏的私心，使得这一套在执行中漏洞百出，富人总有办法往下压成本，而这些成本还是转移到了最底层的平民身上。
因此百姓们不堪重压，纷纷依附豪强、隐瞒户口以避税，也就成了一个可以理解的选择。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太和九年又颁布了新的租调制，取销了原先以户为单位的征收方式，而是改成了一夫一妻为一床，只缴纳帛一匹、粟二石，用精确的“一床”取代了模糊的户口人数，同时确立了“垦租二石，义租五斗”的定额税率。
这一改革意义重大，不仅改变了以往以混乱的户为单位的征税方式，还通过均田制保证了农民有田可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