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不大，靠墙摆着一张深色办公桌，桌上摊着一堆文件和一只印着红堡标志的墨水瓶，窗户朝北，光线偏冷。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深灰色的制服，肩章的一道金杠上点缀着两枚银色徽章（高级督察，级别相当于军队中尉），表情有些阴郁，但不属于恶意。
霍夫曼微微侧身：“这位是米勒高级督察，主管刑事调查。”
瓦尔特上前一步，用左手简短地握了一下对方伸出的手，米勒督察的手掌干燥而冰冷。
“瓦尔特·科勒，医学博士，现在夏洛特医院，跟随哈塞医生。”瓦尔特简短的介绍了自己。
“我听霍夫曼提过你了。”米勒督察的声音不带任何情绪，只是在依照流程，例行公事，他说：“男爵夫人那案子办得不错。但你得明白，在帝国警察局，办案不必须要个人的表演，我们这里讲究的是规矩和流程。”
说完，他低头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表格放在桌上，推到瓦尔特面前，上面印着几行字，有些空栏用钢笔写着工整的字迹，其余部分空白。
“现在就填写清楚。”米勒督察继续说，“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学历、工作单位……剩下的，我来处理。”
瓦尔特从桌上拿起一支蘸水笔，用左手在上面写了几行字。字迹工整，清晰可读。米勒督察在一旁看着他的左手动作，没有说什么，只是平静地收回了表格，看了一旁的霍夫曼警长一眼，他随即从抽屉里取出一枚印章，在一个角落盖了一下。
“现在办完了，你的个人档案会在登记在警察系统里。以后需要你出勤的时候，霍夫曼警长借助电报、电话，或是直接派人通知你。没什么事的话，你可以走了。”说着，米勒督察把瓦尔特的入职表格放进抽屉里，随手又拿起桌面上的另一份文件，准备办理。
……
第13章：柏林警察局（下）
走出督察办公室，瓦尔特在走廊里站定，等霍夫曼跟上来，才开口问了一句：“法医办公室在哪里？主管是哪位？我是不是应该过去拜访一下。”
霍夫曼随手带上身后的门，“嗯，在地下室，主管是阿多诺博士，不过他今天……”说到这里，警长略微清了清嗓子，语气里混进了一丝尴尬，“阿多诺博士通常下午两点之后，才开始办公。以后你们有的是机会见面。”
听到这里，瓦尔特没再追问。
霍夫曼又补充了一句：“米勒长官给你定的标准是兼职法医里最高一档，每次出勤算20马克，由我这边签发。另外，你的办公室安排在地下室走廊尽头的小房间，隔壁就是停尸房。当然，在大部分时间里，你应该都是跟着我们出外勤，很少会待在地下室里。”
瓦尔特点了点头，表示都清楚了。
甘纳特一直站在走廊拐角的楼梯口等着，看见两人出来，快步迎上：“办完了？”
“嗯，”霍夫曼警长冲着下属抬了抬下巴，嘱咐道：“你现在带科勒博士去一趟法医办公室，先认认门。其他的以后再说。”
说完，警长便转身朝走廊另一头走去。
甘纳特领着瓦尔特下楼，在踩到一楼楼梯平台时，稍微放慢了脚步。他应该是听到了警长和瓦尔特的对话，于是侧过头，压低声音：“说实话，阿多诺博士业务还行，就是酒瘾有点大。大多数时候他不在法医主管室，事情都堆着等人处理。你来之后，有些案子可能需要你直接上手。”
“明白。”瓦尔特说。喜好酒精，这几乎属于法医的标配。
两人继续往下，穿过地下室狭窄的走廊。头顶的煤气灯隔一盏才亮着一盏，尽管电灯已在德国出现二十多年，但柏林警察总局内部，依然是煤气灯和电灯混合使用。
地下室的走廊光线昏黄，墙壁上的油漆已经泛出陈旧的颜色。空气里隐隐有一股石炭酸和灰尘混合的气味，很是熟悉，但不令人愉快。
经过法医办公室时，大门紧闭，但门的下方透出一线微弱的光。瓦尔特的脚步略微顿了一下，瞟了一眼，什么没说，便继续往前走去。
瓦尔特的办公室就在走廊分尽头，一间约三十平米的房间，不大不小。推开门，里面还没有开灯，仅有少许光线从走廊照进来。
左侧靠墙的木质搁架上，歪歪斜斜的放着几只玻璃罐。罐子大小不一，有些用软木塞塞着，有些盖着生了锈的铁皮盖子，至于罐子里面装的东西，大都是发白发胀的人体组织，令人恐怖……
右侧的墙上钉着几根铁钩，钩子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弓形骨锯，以及几根长短不一的解剖刀柄，刀刃已久未经磨砺，大都卷出了缺口。
首先进去的甘纳特立马从立刻退回到走廊，那是他感觉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糟糕气味。石炭酸的确浓烈刺鼻，然而在石炭酸的下面，还掩着另一层令人作呕的气息：铁锈、腐味与恶臭。
年轻警官紧紧的捂住口鼻，对着瓦尔特说道：“这里面东西的确简陋了点。当然，好东西都在阿多诺博士那边，只是都锁在他的办公室里。这间屋里的工具，也大部分都是以前历任留下的，能用就行。需要什么，先打报告，至于上面批不批，另说。”
瓦尔特没有吭声，打开灯，他来到一张旧木桌后坐下，桌上摆着几样东西：一只墨水瓶、一沓空白表格、一支未开封的钢笔，还有一份盖着红堡印章的任命通知，上面写着他作为柏林警察局“助理法医”的聘用信息。
走到桌前坐下来，瓦尔特用左手拿起那支钢笔，旋开笔帽，在纸边试了一下墨水的颜色。墨水淌得很顺畅。
瓦尔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正要对甘纳特开口，然而走廊尽头忽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甘纳特扭头看了一眼，快步的跑过去，接起了话筒。
瓦尔特继续坐在桌前，他先是听见甘纳特对着话筒“嗯”、“嗯”了几声，但很快，胖警察的语气就从散漫，陡然变成了紧张。
两分钟后，甘纳特就挂了电话，大步折返回来，脸上的表情已经换了一副：“嗨，瓦尔特兄弟，现在来活儿了。警长命令我们两分钟内赶到一楼大厅集合，马上出发。”
兼职法医立刻放下钢笔，拎起随身携带的一个医生包，紧紧跟上去。两人快步穿过走廊，上到一楼大厅，霍夫曼警长已经站在门口等着。
他穿着深蓝色的冬季警服，尖顶盔夹在左臂腋下，右手里拿着一只薄薄的牛皮文件袋，袋口用细绳系着。看见瓦尔特和甘纳特从地下室方向上来，随即上下打量了两人一眼。
警长嘱咐道：“跟上，这次不是凶杀案，不必太紧张。”
甘纳特习惯性的伸向口袋里摸糖，却被警长瞪了一眼，手立刻缩了回来。他刚要辩解，霍夫曼已经推开了通往侧廊的门。
三人穿过大厅，绕到红堡东侧的车库。一名马夫已经牵着一辆深灰色的四轮马车等在门口，两匹枣红色的马正安静地站着，低头舔着前蹄上的露水，鼻孔在清冷的空气中喷出两股白雾。
车厢侧面漆着柏林警察总署的盾形徽章和“K.P.”字样，漆面在阳光下泛着均匀的光，看得出今早刚被人擦拭过。
“这马车还挺气派。”甘纳特说。
“气派归气派，坐久了也会腰疼。”霍夫曼催促说，“上去吧，别磨蹭。”
瓦尔特踩着踏板钻进车厢，在硬质的皮革座椅上坐下。车厢内部空间不算大，两侧各有一排长椅，皮面被无数个出勤日磨得光滑发亮，有几道细微的裂缝露出里面发黄的填充物。
座椅下方的储物格里搁着一卷绳索、两只备用的煤油灯和一捆旧报纸，报纸的日期是上上周的，头版标题已经被人翻折过很多次。煤油灯固定在头顶的金属罩里，白天不需要点亮，但灯罩的玻璃依然擦得透亮。
……
说明一点：1903年，柏林警察局依然是借助一个高度发达的电报网络来完成内部通讯的，这种网络可以追溯到1853年。当下，仅有几条对外电话，但限于高级警官。本文图方便，“提前”开始了红堡的内部电话改造，请不必深究。
第14章：上校的儿子（上）
甘纳特硕大身躯坐进来的时候，整辆车明显往他那侧沉了一下。他手忙脚乱地扶住扶手，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
霍夫曼警长最后上车，拉上车门，在对面坐下来，伸手敲了敲车厢壁板。木板发出两下沉闷的叩响，马夫应了一声，鞭子在空气中甩出一声清脆的“啪”，马车稳稳地驶出了院子，穿过侧门上了大街。
此刻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变得非常热闹：报童在街角挥舞着报纸，大声喊着头版头条；一辆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从对面驶来，车厢里挤满了人，有人站在踏板上扶着栏杆，有人把胳膊伸出窗外；面包房的门敞开着，热腾腾的烤面包气味飘散到街上，和煤烟、马蹄扬起的尘土混在一起；几个穿着深色大衣的公务员从街边快步走过，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
瓦尔特隔着车窗望着外面，这个古老的城市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转着，而他们正乘坐一辆警用马车穿过它的中心，前往一个退役上校的宅邸。依照霍夫曼警长的介绍，他们要去验证一个失踪了八年的人，是否还是他自己。
摇晃不定的车厢里，霍夫曼把文件袋放在膝盖上，解开系绳，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他没有递给瓦尔特看，只是放在自己面前，目光扫过纸上的几行字，似乎反复确认什么信息。
“米勒警督的老上司，退役上校冯·施特滕。早年是普鲁士近卫军的骑兵指挥官，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在军界有不少老关系。”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之前在米勒警督的办公室，与上校在电话里沟通了十多分钟……他有个儿子叫弗朗茨。八年前去了非洲。走的时候十七、八岁，随后的好几年也没有向家里寄过一封信。”
“失踪了？”化身好奇宝宝的甘纳特立刻追问了一句。
“不是失踪，是出走。”霍夫曼似乎是咬牙切齿的说道：“弗朗茨当年是在柏林大学读书，因为受到了左派学生组织的煽动，写过几篇反对皇帝与反对帝国的文章，甚至还在一份叫《自由青年》的小报上发表过诗。
上校发现之后，当即勒令他从学校退学，还准备送进柏林近郊的一家军校。为此，父子俩大吵了一架，年轻气盛的弗朗茨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霍夫曼在谈及“左派学生组织”、“反对帝国”、“反对皇帝”等几个敏感词的时候，他的语气就加重了一点，感觉有些忿忿不平。此时，警长他的下巴变得绷紧，目光扫了车厢里其他两人，但下一秒又收了回来。
甘纳特听完只是“哦”了一声，既没有附和，也没有反驳，低头保持沉默，像是政治立场对他而言和天气差不多，知道有这回事，但不太值得花时间去琢磨。属下的这种态度让霍夫曼多看了他一眼，但没有说什么。
此刻的瓦尔特似乎不愿意加入这场对话，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的街道，虽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内心已经浮想联翩了。
在1903年的柏林，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会直接影响他的职业道路、社交圈子，甚至在某些场合决定他，还能不能继续待在这座城市里。
不过，医生这个职业给了瓦尔特一道天然的庇护。按照当时的主流观念，医生代表着科学和权威，能够救死扶伤，值得大众的尊重与信赖，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要不公开发表立场鲜明的政治言论，大多数人都愿意默认他们是立场温和的专业技术人才。
尽管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柏林、普鲁士乃至帝国的医生群体内部，也是泾渭分明的，分为左、中、右三派。
甘纳特偷偷瞟了一眼霍夫曼手中的文件，咂了咂嘴，忍不住问了一句，“弗朗茨去了非洲？”
“准确的说，是去了德属西南非洲，温得和克那一带。”霍夫曼解释说，“按当时的政策，主动前往殖民地冒险的德国男性公民，可以免除本土的兵役义务。他走的当天晚上，冯·施特滕上校坐在书房里没有出来，上校的妻子却哭了一夜，但第二天照常骑马出门，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等到警长说完这句话，车厢里再度恢复了安静。此刻，街道两旁的建筑正在从繁华的商业区，过度到安静的住宅区。
“不过弗朗茨到了非洲之后，并没有安安分分地待着。”霍夫曼继续说道，“4年前，英国人为了黄金和钻石，发动了第二次布尔战争，开始大规模进攻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弗朗茨加入了布尔人的突击队，成为一名志愿者，帮着荷兰农民抗击英国人的入侵……他在战场上待了将近两年，打过几场硬仗，还曾经被英军俘虏过一次，关进了开普敦附近的战俘营。”
“他逃出来了吗？”甘纳特略显激动的问道。
“逃出来了。具体怎么逃的，没人说得清楚。在获得自由后，弗朗茨第一次给家里写了信，但在信里也只提了一两句，说是趁着换防的时候混在运粮车里走的。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被英国人抓住过。”
霍夫曼接着说，“他随后一直待在布尔人的反抗势力，直到战争结束之后，这才带领一批拒绝效忠英国的布尔难民，流亡到德属西南非洲和莫桑比克。”
甘纳特低声说：“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南非，是在帮荷兰人，哦，是布尔人打仗？”荷兰语中，所谓的布尔人，就是荷兰农民的意思。
言语之间，年轻警察的语气和刚才不太一样了。在他看来，一个十七、八岁离家出走的年轻人，在异国的战场上作为志愿者对抗蛮横无理的英国佬，被俘，又逃走……这在他听来，更像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
霍夫曼没有接话，但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在柏林的中下层，尤其在红堡那些常年和街头打交道的警员中间，憎恶英国已经成了一种默认的政治正确。
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在南非建立不少集中营，把大量无辜平民关进去的消息传到德国之后，整个德意志帝国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对英国的敌意。
柏林的报纸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连篇累牍的报道英国-军队的暴行，酒馆里时不时的有人举杯为勇敢的布尔人加油，就连街头卖报的小孩都知道“所有的英国人都不是好东西”。
霍夫曼虽然不喜欢弗朗茨在国内的，所谓的政治中立立场，但同情弱小的布尔人，支持他们对抗强大英国人的这件事上，两人很是默契的达成了一致意见。毕竟，大部分的荷兰人也属于日耳曼体系中的一员。
此刻，甘纳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说了一句，符合主流政治正确的话，他只是单纯得觉得，一个德国人在异国他乡，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一场反抗战争，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佩服。
不过，瓦尔特依然没有说话，现在的他，反而需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中立，除非是迫不得已……
第15章：上校的儿子（中）
马车继续向前驶去，车轮碾过一块松动的石板，车厢轻微的颠簸了一下。
甘纳特靠着车厢壁板，接着又问：“那现在呢？”
“就在前天，一个自称弗朗茨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庄园门口，他的身上还穿着当年离开时的衣服，据说人瘦了很多，但相貌、声音、举止等，都和离家的时候几乎一样。”
说道这里时，霍夫曼的声音压得更低，他说：“只是上校心里有怀疑，便私下找了几个当年见过弗朗茨的老朋友来辨认，但每个人都说，这就是弗朗茨本人。”
“既然如此，那上校为什么来找我们？”甘纳特很是纳闷。
霍夫曼解释说，“因为他依然觉得哪里不对劲，是的，他觉得那个年轻人说话的方式，不经意露出来的表情，那些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让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他的儿子。反倒是上校的妻子和朋友们，都一口认定对方就是失而复得的弗朗茨。这一切，让他感觉很是苦恼。”
瓦尔特一直没有开口，此时他插问了一句：“既然有疑问，为什么不走正式流程？按帝国的规定，长期旅居国外回来的德意志公民，必须先到其辖区的警察局登记，并接受必要的问询。”
霍夫曼看了他一眼：“上校今年差不多七十岁，他是容克贵族圈子里有不小名望的人，在军队里还有不少旧部。如果闹出‘儿子是冒充的’这种丑闻，他和他家族的脸面往哪里搁？”
警长看了瓦尔特一眼，继续说：“所以他找了警督，那是米勒当年在上校的团部当过参谋，受过不少他的关照……嗯，所以，我们今天是以官方的身份做非正式的问询。而且问完就走，中途不留任何记录。
如果查明没有问题，我们就是代表柏林警方，完成了正式问讯；如果存在有问题，那我们三人从没出现在冯·施特滕上校的庄园里。而且庄园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柏林警察局无关。”
瓦尔特听后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也不再追问。
这种认亲的事情放在后世，只要检验父子二人的DNA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警察和医生劳神费力的赶来，处理退役上校的家务事。至于现在，DNA检测是不可能有的，不过……
忽然，瓦尔特想起在柏林医学院读书时旁听过的那次法医学讲座。门策尔副教授在展望病理学的未来时，曾提到一位奥地利医生，兰德施泰纳，三年前在奥地利发表过一项关于血型的研究。
想到这里，瓦尔特向外张望了一眼，确认马车正行经医学院的主教学楼，他忽然探出车窗，叫停了马车。
“请等一下，我去学院取几样东西。”
话音未落，瓦尔特已推开车门跳了下去，拎起医生包，快步朝医学院大门走去。片刻之后，瓦尔特重新回到马车里，但没有多作解释。
马车重新启动，继续前行。二十分钟后，拐进了一条更窄的街道。
两侧房子的门楣上能隐隐的辨认出，当年的十八世纪的精美雕花装饰，只可惜时间久远，加之保养不好，很多都已经风化的不成样子了。
霍夫曼把手中的文件袋重新系好，又补充了几句，“与上校的交谈中得知，那个自称弗朗茨的年轻人，能够说出所有童年细节。冯·施特滕上校故意说错了几件事，他说弗朗茨小时候养过一条黑狗，其实是褐色的。那个年轻人纠正了他，说‘那条狗是褐色的’。上校又说弗朗茨六岁那年从马背上摔下来磕破了右腿膝盖，年轻人说他记错了，是左边。每一件都是对的。”
“既然如此，那上校到底怀疑什么？”瓦尔特再度发问。
霍夫曼沉默了一下，像是在斟酌该怎么转述那句话。“我也这样问过，冯·施特滕上校只回了一句话，‘这是一个老兵不安的直觉。’”
警长说道：“上校说，1870年色当战役的时候，他在前线指挥一个骑兵中队。那时候法军还没露出彻底败象，但负责对敌侦察的他，就是觉得不对劲，笃定法国皇帝会选择突围……两天后，拿破仑三世果然带兵试图从色当要塞突围，但被早准备的普鲁士军队截住，整整八万法军全部成了俘虏。”
车厢里安静了两秒。
霍夫曼继续说道：“那以后，他就相信一件事：有些直觉，你拿不出任何的证据，但它就是准的可怕。那个年轻人一切都对得上，说话、走路，就连进门时低头躲门框的动作，跳不出半点毛病。但他坐在自己对面的时候，上校后颈上的汗毛就不受控制的竖了起来。”
瓦尔特还是开口了，他语气平静地问：“上校的这个直觉，从来就没有落空过吗？”
“他说只有两次：一次是1870年。一次是现在。”霍夫曼停顿了一下，“上校很希望这一次自己是错的，但他又不觉得自己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