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1903
作者：管杀不管填
简介：
1903，重生德意志，我即风云，帝国随我沉浮。
第1章 传闻中德国总参泄密事件
在1904年，一名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将一份“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的初期样本泄露给了法国军事情报处（即法国第二处）。
这次会面颇具戏剧性，该军官在布鲁塞尔、巴黎和尼斯等地与法国情报军官秘密会面时，头部完全用绷带包扎起来，只露出一撮灰色的髭须和一双眼睛。他索取了高昂的代价（6000法郎），交出了一份表明德国计划取道比利时（经列日、那慕尔一线）穿过比利时国土侵入法国的文件。
然而，尽管这份文件完全真实可靠，且当时的法国总参谋长庞德扎克（Pendezac）将军认为它符合德国的战略趋势，但法国总参谋部的许多人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并未予以置信。他们不相信德国能动员足够的兵力来策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右翼包抄行动，疑心这份情报是德国的“疑兵之计”，目的是把法军从真正要进攻的地区调开。此外，法国人讲究逻辑，认为德国侵犯比利时必然会卷入英国，德国人不太可能自找麻烦。
因此，尽管法国方面提前获得了这份关键的作战计划，但由于战略思维上的盲点和主观上的不信任，法国并未据此调整防御部署，这也为后来一战初期的战局走向埋下了伏笔。
更新时间变化：一更在中午12点，二更在下午6点至8点，谢谢支持！
第1章：重生在1903
张诚奋力的想要睁开眼睛，然而眼皮却沉得厉害，哪怕用尽了全力，也睁不开。很快，一阵熟悉的刺激味直钻他的鼻腔。没错，这是石炭酸，也叫做苯酚，从19世纪中期就广泛使用的一类医用消毒剂。
“哈塞医生，他的手指动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说的是德语，带着柏林本地口音。张诚在攻读医科大学期间，为了阅读原版医学文献选修过德语，勉强能听懂日常对话。
“瞳孔反射正常，看来危险期已经过去。”
这是一个医生的声音，冷静的语气中带着一种见惯生死的平淡。
“只是右手……很遗憾，科勒先生，您以后无法再拿起手术刀了。”
科勒？谁叫科勒？
不知过了多久，张诚猛地睁开了眼。
昏暗的天花板，悬挂着一盏古老的煤气灯，灯罩上还积着一层薄灰。此刻，自己躺在一张铁架床上，身上盖着粗糙的亚麻被，边角处还磨出了不少线头。
张诚的右手被厚厚的绷带包裹，从指尖一直缠到前臂，像一截白色的木乃伊，动弹不得。他慢慢的抬起左手，却发现这具身体的手臂苍白瘦弱，血管清晰可见，完全不是自己的结实躯体。
“镜子。”张诚哑着嗓子说。
女护士惊呼一声，“科勒先生，先请别动，您受过比较重的伤，哈塞医生临走前再三叮嘱，您千万不要激动……”
“给我镜子。”张诚的德语带着古怪的口音，但对方还是听懂了。
这位名叫伊丽莎白的护士犹豫了一下，从床头柜上拿起一面小手镜递给他。镜子银框的边缘刻着一行细小的花体字，卡尔蔡司。
镜子里是一张陌生的日耳曼人面孔，二十多岁，金褐色头发凌乱垂在额前。蓝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颧骨突出，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唇上留着一撮干净的卫生胡。
这不是自己！
张诚，不，现在该叫瓦尔特·科勒了。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科勒”这个姓氏属于典型的蓝领工人或手工业者。至于“瓦尔特”倒不算陌生，源自记忆中某个战争片里勇敢机智的男主角。
过了一会儿，瓦尔特缓缓的闭上眼睛，此刻的记忆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他首先想起前世的自己，37岁，东大某市法医中心的副主任。这次出差柏林，是来参加国际法医学研讨会。他清楚的记得自己在酒店房间里，刚刚完成第二天的发言稿，主题是《痕量证据在凶杀案侦破中的应用》。
那时，张诚记得窗外的柏林已经入夜。给自己倒了杯花茶，刚喝下去，脑子里却突然像被重锤狠狠的砸了一下。接着眼前一黑，整个人天旋地转，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而另一段记忆，来自瓦尔特·科勒的童年时期，陌生而清晰，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播放：
他是一名私生子，生父从未出现，也无法查证，至少母亲索菲亚·科勒从未提及过。科勒的母亲曾是贵族庄园的女仆，在意外怀孕并生下孩子后，索菲亚抱着襁褓中的瓦尔特，悄悄的离开乡下，前往柏林谋生。
此后的十多年里，索菲亚基本都是在为入住酒店的客人洗衣，清理房间赚钱，并独自抚养孩子。等到瓦尔特完成普鲁士的8年义务教育，长到14岁的时候，积劳成疾的母亲索菲亚却不幸离世。
幸运的是，在某个“好心人”的资助下，瓦尔特得以进入贵族和乡绅家庭才能进入的文科中学，并以优异成绩保送柏林大学，攻读临床医学。
24岁，实习结束的瓦尔特不仅拿到行医执照，还顺利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被誉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外科之星”。
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中学主要分为两类：文科中学与实科中学，两者的区别类，似于东大的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
毫无疑问，文科中学属于“高贵身份”的象征，而实科中学是“动手能力”的体现，两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特权上存在显著的不平等……
两天前的一个夜晚，瓦尔特参加完一场同学聚会，走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时，一辆马车突然失控般冲上人行道，将他撞飞，当场昏迷过去，更为糟糕的，是瓦尔特的右手，那个拿手术刀的灵巧手，被车轮无情碾过。
至于闯下大祸的马车夫毫无停留，迅速驾车逃逸，消失在夜色中。
“嗯，这不像是一场意外，而是一场赤裸裸的谋杀！”瓦尔特的声音很轻，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
伊丽莎白护士没听清，问了一句，“科勒先生，您刚才在说什么？”
“没什么。”瓦尔特摇了摇头。
他再次闭上眼睛，现在脑子里变得乱糟糟的，根本理不出什么头绪来。
瓦尔特·科勒出门聚会前，出租屋的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没有邮票，也没有落款。信中告知：如果瓦尔特想知道他本人的身世，可以在今日深夜的菩提树下大街得到答案。
就这样，这位毫无防备之心的毕业医学生独自上了街，然后被一辆疯狂的马车撞倒，撞人的马车没有停，肇事的车夫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所以，这不是意外！
现在，张诚已经替代了瓦尔特·科勒，成为一个前程尽毁的残疾医生。那个曾被很多人看好的天才医生，如今却连一把小小的手术刀都拿不稳。
“现在是什么时间了？”此刻，瓦尔特留意到面前的女护士，面容姣好，约二十五六，身穿浅蓝色条纹上衣，白色围裙与白色硬挺护士帽。
这个时代的德国，像她这样的世俗专业护士，已经逐渐取代了修道院出身的“看护嬷嬷”。她们不再只是端水送药的存在，而是真正参与医疗过程的人，包括执行医嘱、管理病历、观察病情变化，甚至要在医生不在时做出初步判断。这间病房里病人的体温、脉搏、用药时间和剂量，全都记在她脑子里的那份清单上。
“下午3点。”伊丽莎白护士继续说，“您之前昏迷了快两天，哈塞医生叮嘱要静卧休息。”
“那年份和日期呢？”病人追问了一句。
“1903年9月25日，科勒先生。”女护士一边耐心的回答道，一边拿起托盘内的一支强效镇静剂。
1903年？！的确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属于德皇威廉二世时代，而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十一年。
瓦尔特深吸一口气，胸腔里传来一阵闷痛，大概是肋骨也有少许的挫伤，好在没有骨折。
没错，自己是穿越了，是从21世纪的东大法医，继而摇身一变，成了20世纪初的德二帝国时期，一个倒霉透顶的医学生。
这件事说出去没人会信，但事实就摆在眼前。这张陌生的脸，这只残废的手，这具不属于他的身体。
恐惧的焦虑、荒谬的无奈、愤怒的哀叹、绝望的孤独……各种负面情绪在他胸腔里翻涌。好在作为曾经的法医，他很快在一片混乱的思绪中，恢复了往日的冷静。
瓦尔特（张诚）先集中精力核实了现状：右手粉碎性骨折，肌腱断裂……按照这个时代的医疗水平，无法恢复右手的全部功能。换言之，他或许无法再利用这具身体的右手，实施一场复杂且缜密的外科手术了。
但这也没关系，自己上辈子干得是检验死人的活儿，基本是与冰冷的尸体打交道，压根就不需要精细的手部操作。法医需要高超的观察力，以及对案件的逻辑性、可行性的全面把握。而这些，哪一样都不缺，因为他保留了大部分前世的记忆，还有今生的所得。
这或许是唯一的好消息。
不经意间就被困意所迷惑，瓦尔特感觉眼皮变得越来越沉。他本想再梳理一遍原主的记忆，只是现在的身体太虚弱了，昏昏欲睡的意识很快就坠入了黑暗之中。
那是伊丽莎白护士已经遵从医嘱，施加给瓦尔特的药物里，添加有强效镇定效果的吗-啡……
第2章：倒霉的瓦尔特
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8点。
瓦尔特仔细观察了自己身处的病房：这是一间普通多人病房，里面有六张床，其他五张暂时还空着。墙壁刷着白灰，下半截是深绿色的墙裙，漆面有些剥落。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的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一排光秃秃的椴树。
他需要时间来慢慢适应这具躯体，也需要时间有条不紊的梳理原主的记忆。但更为关键的，是他要清楚是谁要杀瓦尔特·科勒，谁又是幕后的真正凶手，以及他这样做的深层动机。
“科勒先生，哈塞医生来看您了。”伊丽莎白护士站在门口通报。
瓦尔特侧过头，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走进病房。
这人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黑色燕尾服，领口系着深灰色的领结，那一双皮鞋的锃亮，几乎都能映出他的身影。他的胡须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也用发蜡硬生生的固定，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要去参加一场真正的贵族晚宴。
此刻的柏林医学院里，老派医生依然穿着黑色礼服，留着浓密八字胡；而年轻且激进的外科医生或是实习医生，很多已在手术室里换上了白大褂，并剃着干净利落的“卫生胡”。
“科勒先生，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哈塞医生问道，声音温和，不同于往日巡房时的严肃面孔。这也许是同行对同行，老前辈对后进者的缘故。
事实上，瓦尔特就曾在夏洛特医院里实习过一段时间，与面前的哈塞医生有过师生之谊。只是现在，这位实习医生的职业生涯，恐怕……
“右手是搏动性跳痛，头部持续的胀痛或压迫感。”瓦尔特的语气低沉。
“这是正常的。你被马车撞到时头部也受了撞击，有点轻微脑震荡。”
一边说着，哈塞医生翻开病历夹看了一眼，然后合上，叹了口气，“关于你的右手，我不得不坦诚地告诉你，即便骨伤愈合，神经和肌腱的损伤也无法逆转。你……可能要考虑转行。外科大夫的这条路，恐怕是走不通了。”
“我知道。”瓦尔特平静地说，对于这个答案他早已心知肚明。
哈塞医生有些意外的看了他一眼。通常状况下，病人听到这种消息会产生情绪上的崩溃，或哭喊，或沉默，或暴怒。然而这个年轻人却出奇的冷静，冷静得不像一个刚刚失去毕生梦想的人。
顿了顿，哈塞医生继续说道：“柏林大学那边，我准备向医学院院长和贝格曼教授递交一份伤情陈述。依照常理，等到你伤势痊愈后，学院那边会考虑邀请你担待医学院的助教。只是中尉军医官的任命，我收到了消息，普鲁士军部那边决定无限期推迟了。”
与德意志帝国境内的主流大学类似，柏林大学尽管没有学费一说，但家境贫寒的瓦尔特依然无法承担在校期间的各种学杂费，住宿费和生活费。
另外，医学院的实验与耗材投入大，设备与空间要求也高，这其中的很多耗材的开销，是需要医学院的学生做集体分摊。
基于此，瓦尔特主动向普鲁士教育部和帝国-军部申请了医学免费生，并获得了批准，在医学院的七年内，国家不仅减免了瓦尔特的学杂费及住宿费，每月还下发有一笔生活补助。
其代价，是等到科勒博士毕业之后，必须成为普鲁士军队的预备役军医官（通常授予中尉军衔），服役期限通常是6到8年。
现如今，普鲁士军部鉴于瓦尔特因为右手残疾，不具备成为外科医生的资格，随即也不打算任命瓦尔特·科勒为预备役中尉军医官。
对崇尚自由与开放的大学及医学界来说，瓦尔特是否成为容克贵族主导的普鲁士军队的军医官，意义并不大。真正的麻烦，来自一笔不期而遇的负债。
由于瓦尔特-科勒无法得到军医官的任命，拿到普鲁士王国及德意志帝国的军籍，而依照惯例，这位落魄医生必须在未来的12个月内，全额偿还普鲁士军方在过去7年里，代为支付的各类学杂费，住宿费及生活补助。
瓦尔特本人粗略算过，上述林林总总的费用加起来，大概不低于8千马克。在1903年的柏林，这显然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2.9公斤的黄金。
20世纪初，德国有经验的产业工人的月薪，大约在40到60马克之间，换算下来年薪约为480至720马克。而在当时的收入结构中，绝大多数行业的年均收入低于1000马克。
即便是贝格曼教授接纳瓦尔特为医学院的助教，但一名新入职的大学医学院助教的薪水并不丰厚，其月收入通常150到200马克之间，换算下来年收入大约在两千马克左右，相当于一名普通的政-府雇员。如果再扣除日常的租房与各类生活开销，几乎攒不了几个钱。
所以要在一年内偿还国家债务，根本就不可能，除非是找个商业银行做贷款(但自己信誉不足)，或是寻求地下钱庄（实则代价太高），或是向那个已经断了联系的好心人求助（然而对方已消失多年）……
“谢谢您，哈塞老师！”瓦尔特感激的说。
哈塞医生把病历夹还给护士，又叮嘱了几句用药和饮食的事，便转身离开了。
依照惯例，每周三的上午九点，哈塞医生会在外科阶梯教室，给在夏洛特医院的10多名实习医生，进行一场现场手术教学。
等到主治医生离开后，伊丽莎白护士便开始为瓦尔特换药。随纱布的一层一层的揭开，下面那一片狰狞的伤口清晰的展现开来。
手腕的右侧手背上赫然印有两道深深的缝合疤痕，皮肤呈暗紫色，肿胀得像一块发酵的面团。
临近中午时分，走廊里突然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接着便是两三人的交谈声，还有皮鞋踩在地面发出的清脆声响，并夹杂有低沉的命令声。
病房外的走廊里，几个人聚在一起，小声的议论着。
“哦，红堡的人来了！还去了走廊尽头的那间单人病房！”
“嗯，听说是一位贵族夫人悬梁自尽了，两个小时前才被人发现，还是女仆叫了医院的护工才将人放下来，当时就没了气息……”
“嘘，快闭嘴！当官的出来了，”
在1903年的柏林，“红堡”就是柏林警察局的代名词。那座位于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砖红色哥特式建筑，是普鲁士警政的中枢，柏林人习惯用它的颜色来指代警察局。据说那栋楼的砖石来自于一座中世纪城堡的废墟，颜色深沉如凝固的血。
就在好事者纷纷避开之际，一个身穿深蓝色制服，配尖顶头盔，留着浓密八字胡，肩章边缘有一条金色花边的中年警官，从另一个病房退到了走廊。
他是霍夫曼警长，尽管才三十多岁，但鬓角已经有些斑白。在其身后跟着两名普通警员，他们的肩章呈现为平滑的绿色肩裙，没有任何附加的徽章或花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