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不是大总参的军方人员，对于粮草调动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华沙的地下抵抗组织，还有追查这些波兰爱国者的俄国秘密警察。
为此，瓦尔特在回信中，已经提醒了陶德曼，希望其好自为之。
如今的第三封，依然看不出他真正打开局面的迹象，反而是变本加厉，居然维护一个私自越境的波兰裔叛逆。
在瓦尔特的办公室里，基希刚刚看完了陶德曼写来的3封邮件，然后把信重新叠好。他抬头看到瓦尔特的不悦表情，知道“老板”已经动了把人换掉的念头。
基希谨慎地说：“能考入外交部的人，能力一定没有问题。只是他第一次前往国外，人生地不熟的，俄国警察对使领馆的人又盯得紧。”
瓦尔特摇了摇头，说：“我要的不是没有问题的能力，而是有能力拿回情报的人。像这样的报告，就算是华沙总领馆的一个普通文书也能写得出来，不必让陶德曼待在那儿。好吧，我再等等。”
接下来，基希没再为陶德曼辩解。他跟在瓦尔特身边已经有些日子了，知道老板说“再等等”的时候，通常意味着最后时限已经不多了。要是下一封信还没有突破，陶德曼大概就要被召回柏林，赶出政治科的办公室。
瓦尔特之所以没有立刻动陶德曼的目的，是在给予他最后一次机会。
毕竟，华沙不是柏林，波兰人、俄国人、奥地利人、犹太人，加上德国领事馆里，各式各样的政治掮客，初来乍到的人确实需要一个适应期。
瓦尔特知道陶德曼做事一向很稳，所以这种人通常不会犯下原则性的错误。另一方面，求稳的人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让领导刮目相看的成绩。
所以，瓦尔特决定再等等，再给他两三个星期。三个星期之内，如果还只能寄来些无关痛痒，或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就直接换人。
换人不难，难的是要换谁去？整个办公室里，也只有身为领导的瓦尔特本人最适合了。
等到两周之后，第四封信到了。
瓦尔特用裁纸刀划开信封，抽出几页信纸。起初，陶德曼的字迹仍是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但到了后来，很多地方感觉是临时填补上去的，还能看到匆忙换墨水的痕迹。
信的前半部分，讲述陶德曼近期通过一位做木材生意的德国商人，与华沙当地一个俄国税务官搭上了线。那个税务官特别喜欢喝酒，但酒量很是一般，喝多之后，搂着漂亮的波兰女人，那就什么都愿意说出来。
陶德曼找了木材商人，陪这税务官在一家酒馆里坐了两个晚上，等到第三个晚上的时候，换了好几个波兰女人的俄国税务官，主动提起了华沙总督府的情况。
根据税务官的说法，华沙总督将军兼军区司令切尔托夫，最近两个月里频频召见波兰国家民主党的领袖德莫夫斯基。
这种召见，当然不是走官方公开接见的那种，而是让副官从总督府侧门领进去，单独谈话。每次时间不长，最多一小时，有时二十分钟左右，差不多一个月有一两次。
如今，华沙总督府里的人大都知道，切尔托夫将军对德莫夫斯基非常客气，谈话的态度比麾下的一般俄国官员都要客气得多。
“国家民主党”就是民族民主党，它与“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社会党”之间是什么关系，瓦尔特当然清楚。
德莫夫斯基是波兰民族主义运动里的另一极，政治上亲俄反德，主张在俄国框架内争取波兰自治。他和坚决反俄的毕苏斯基那帮人积怨已久，双方在俄占波兰、奥属波兰、德占波兰之间各有地盘，互相看不顺眼。
毕苏斯基领导波兰社会党敢动手，抢火车、炸税所、伏击俄国巡警；德莫夫斯基的人则喜欢在议会和报纸上打笔仗，背后跟俄国官方眉来眼去。
如今，德莫夫斯基成了切尔托夫总督的座上宾，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陶德曼在信中写到，他还没弄清两人谈话的具体内容，但从俄国税务官的抱怨来看，切尔托夫似乎越来越信任德莫夫斯基，反而忽视了普通的俄国官员。
陶德曼的信函中提及，传闻华沙总督府准备在维斯瓦河边疆区，也就是俄占波兰地区，做一次更大规模的搜捕，目标只针对毕苏斯基和波兰社会党一派，却不碰国家民主党的人，还准备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安插德莫夫斯基和他的亲信。
瓦尔特看到这里，把信纸放下。
德莫夫斯基如果和俄国军政总督切尔托夫达成某种默契，那么俄国人就会更放手去打毕苏斯基。毕苏斯基的战斗团本来就在俄占波兰地区立足不稳，俄国人再加大搜捕，最可能的结果，是迫使战斗团往南退入奥属波兰的加利西亚，或者干脆散成小股。
等到毕苏斯基和他的波兰战斗团被俄国军警打得抬不起头，德国境内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反而可能抬头。那是因为有俄国人在背后撑腰，习惯于亲俄反德的德莫夫斯基一派，肯定会在德占波兰边境地区，主要是在波森省和西普鲁士省两地，实施政治渗透。
此刻坐在柏林办公室中的瓦尔特，根本没有把远在加利西亚与维斯瓦河边疆区之间游荡的毕苏斯基，还有他领导的波兰社会党，以及那支战斗团真正放在心上。
在他眼中，这批人不过是土鸡瓦狗般的乌合之众。不要说直面德意志帝国的强大军队，就算只是政治科的秘密警察们，便足以将这股地下武装轻而易举的碾碎。
真正令瓦尔特心底警惕的，恰恰是罗曼?德莫夫斯基这一类信奉议会道路，宣扬和平抗争的所谓波兰活动家。
德莫夫斯基的国家民主党，如今在华沙得到总督切尔托夫的优待庇护，手握俄属波兰大量市民及贵族的支持力量。
该党虽在俄国境内走温和合作路线，骨子里却对德意志帝国抱有极强敌意。一旦德莫夫斯基的势力向外延伸，同德意志帝国境内的社民-党人，在帝国议会形成某种默契与合作，后果将非常麻烦。
帝国议会的质询、公开辩论、舆论声讨，便会直接捆住普鲁士政治科的手脚。往后政治科想要针对波森省和西普鲁士省，两省辖地的波兰民族主义分子开展调查、监控、查禁地下刊物，就会在议会上遭到社民-党议员的穷追猛打。
许多情报行动、秘密监控手段，将被迫收敛，处处受到掣肘，很多本该不动声色，在黑暗中秘密完成的工作，会被迫暴露在公众目光之下。
如果是毕苏斯基的武装激进分子，属于帝国明面上的敌人，可以光明正大的镇压和剿灭。然而，德莫夫斯基这类走议会，玩舆论路线的对手，就会充分利用德意志帝国自身的议会制度，给德国在东部波兰裔聚集区的管控工作，套上一道道枷锁。
但换个角度来考虑，如果在某个时机德莫夫斯基出现了“意外”，再把罪名安在毕苏斯基头上，这事就能变成另一种意思。
瓦尔特的算计极为阴狠周全：他打算挑选一个舆论敏感的时机，秘密出动人手公开刺杀罗曼·德莫夫斯基，全程布置好完美伪证，将所有嫌疑精准嫁祸。
要么栽赃给远在奥匈遥控指挥，以武装抗俄为信条的毕苏斯基及其战斗团，伪装成两派政见之争引发的仇杀；
要么嫁祸给沙俄秘密警察，捏造俄方忌惮德莫夫斯基、卸磨杀驴的戏码，以此挑拨，并激化沙俄与波兰温和派的对立。
一旦计划得逞，无论舆论偏向哪种猜测，德意志帝国都能置身事外、坐收渔利。既能瓦解沙俄在波兰的统治抓手，打乱俄方维稳布局，又能激化波兰内部派系内耗，彻底搅乱俄属波兰的局势，为德国后续介入东欧事务埋下伏笔。
如今的毕苏斯基，本来就被俄国人通缉，因而组建了到处捣乱的战斗团。好吧，这个战斗团就是一群无法无天的土匪。他们到处搞事，杀掉一个投靠俄国人的政敌，也非常符合他们那帮人的名声。
事实上，德莫夫斯基和毕苏斯基两派之间的仇恨，已经日趋公开化，一旦出了事，外界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毕苏斯基的人。
如果再把线索稍微引向俄国人那边，又会让波兰人怀疑是俄国人自己干的。因为德莫夫斯基跟总督府走得太近，波兰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本来就说他是“俄国走狗”，一些厌恶德莫夫斯基的俄国官员想要除掉一个谄媚俄国总督的波兰走狗，这也说得过去。毕竟，喝了伏特加的俄国佬，连沙皇都敢杀掉。
如此一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多搞几个版本。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将德国和奥地利拉上去，事情就会越来越复杂，越发扑朔迷离。
至于失去了德莫夫斯基的国家民主党，也可能失去俄国的庇护，继而同时和俄国殖民当局、毕苏斯基的社会党结仇，三方都会乱起来。
瓦尔特在心里把这件事反复的推演过。他知道后来发生的罗兹起义，知道那一年波兰的市民，还有各个阶层都要乱起来。
按照他的策划，最合适动手的时间是明年年中的时候。那时，日俄战争还在继续，俄国在远东被拖得筋疲力尽，整个维斯瓦河边疆区已经暗潮汹涌。
只是现在不过1904年10月下旬，远没有到动手的时候，距离罗兹起义爆发尚有半年多，俄占波兰的民众怒火还没有烧到顶点。倘若此刻便引爆这桩轰动全东欧的政治凶杀案，变数实在太多。他必须等待，等到明年年中，整个维斯瓦河边疆区陷入罢工与动荡的浪潮之中，再伺机而动。
想到这里，瓦尔特坐回桌前，重新拿起那份信。
陶德曼在最后两页写道：他正在争取在华沙总督府的联谊活动，那个俄国税务官已经答应，帮陶德曼介绍一个在总督府庶务处做抄写员的远房亲戚，此人负责整理一些公开会议的记录和日常进出人员名单，不算什么机密位置，但能看到很多有用的人物往来。
至于那个抄写员，将从柏林政治科派驻华沙的秘密警察中挑选。这方面，瓦尔特已经和政治科的行动组督察，费舍尔等人沟通好了。
当天夜里，瓦尔特给陶德曼回了一封信：“毕苏斯基、社会党和战斗团的动向，已不再是你的关注重点。德莫夫斯基与俄国人展开合作的消息极有价值，必须继续深挖。另外从即日起，你每月的特殊补助提升至1000马克。各种接待应酬等开销，依然实报实销。”
……
第116章：总参泄密事件
1904年的夏秋之交，横空出世的《英法协约》带来的余震，依然在欧洲外交圈里持续。巴黎和伦敦的外交官，他们在文件上签下的墨迹，还没完全干透，柏林方面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变化：过去的敌意还隐藏在客套的外交辞令下面，现如今正在悄悄的浮到台面上来了。
就在这时，一份极不寻常的情报流进了法国第二局。
1871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一片废墟中建立，重新改组的法国总参谋部被划分成四个局：
第一局：主要负责法国本国军队的编制，计划与实施总动员；
第二局：负责对外的军事情报，包括但不限于收集、翻译、研判敌国的军备、动员计划、要塞、铁路、炮兵、总参思想。所谓的敌国，首当其冲的就是东面的德意志帝国；
第三局：负责作战计划；
第四局：负责运输、铁路动员，直接对标和德国总参的铁路处。
与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外勤间谍和海外情报代理人，仅有一部分归第二局管理，也就是统计科。至于国内抓捕外国间谍的职责，已明确归于内政部下辖的“猛虎机动旅”，类似于柏林克斯滕街的政治科。
当下，身为法国军事情报机构的第二局，其编制还比较小，军官不过二十余人，文职不多，也没有大批的职业特工。其绝大多数的情报，都来自民间受薪代理人（线人）、驻外武官、公开报刊、边境所观察。
在1903年之前，法军总参第二局的规模与专业程度，远大于德国总参的“Ⅲa小组”，但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去年，威廉?海耶进入柏林的总参谋部，接管了“Ⅲa小组”，首先就将“Ⅲa小组”改名为情报局。随后，在施利芬伯爵的支持下，这位海耶少校领导的情报局，一年里就将人数扩编到百余，开始在德国与法俄两国的边境建立情报站，发展跨境密探。
与此同时，法国第二局却始终停滞不前。
那是受到了“德雷福斯事件”的严重拖累，整个法国情报机构依然处于半整顿的状态。原来制造伪证的一批旧情报军官被陆续清洗掉，而新上任一批军官因为害怕媒体与议会追责，行动变得谨慎，其权力急剧收缩。
基于此，第二局的负责人，雄心勃勃的夏尔?杜邦上校急于在柏林找到一个关键情报的突破口，重振第二局的威名。
在法国驻柏林大使馆武官的协助下，一番精挑细选之后，杜邦上校最终选择了德国外交部的情报主管，刚刚回到柏林的埃伯施泰因伯爵，作为突破口。
然而，这项计划开始不到两个月，就宣告彻底破产，那是德国的反间谍机构，政治科迅速破获了法国在柏林苦心经营的间谍情报组织。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第二局在法国招募的多名骨干情报员，包括大量的线人，也都相继落网。不仅如此，得理不饶人的德国外交部，甚至拿出外交照会，以从事间谍罪，逼迫法国驻柏林大使馆不得不更换使领馆的武官。最终，作为罪魁祸首的杜邦上校不得不引咎辞职，继而调往某个炮兵部队当参谋。
……
9月中上旬，一份来自德国的机密情报，经手过多层中间人，这才送到法国总参第二局。显然，该情报最初的来源被刻意抹去了，经由一个替卢森堡商人跑腿的比利时掮客，转给一名瑞士翻译，再由他从伯尔尼带进巴黎。
等这份情报堂而皇之的摆到第二局主管军官的桌上时，已经看不出原貌。纸不是德国总参的军用信纸，墨色也普通，文字却是用铅笔书写的，看得出写字的人手法很稳，一笔一划，相信是受过专业的测绘训练。
真正让人触目心惊，是情报上面的内容。
情报只有七页，缺头去尾，中间还有两处被撕去。可仅凭剩下的部分，就足以让第二局最老练的情报分析官，都感觉后背发凉。
那是上面赫然写着“德军西线作战动员的初步思路”：
进攻的重点放在右翼，经过比利时南部与卢森堡通道向西展开；用最外侧两个集团军包抄巴黎西南方向，并不强行从正面进攻法军东部筑垒地带……
等到总动员开始后，第一列军列必须在第X小时X分钟内开出，各主要铁路区段单日通过XXX车次，某几个重要节点的卸载站台，保障转运的人员数量，等等，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还附了两张涂改痕迹非常严重的草图。
第二局的几个军官围着桌子，看完了这份情报，但没人愿意主动说话。
一个50多岁的情报主管首先开了口，他问道：“你们觉得这是真的吗？”
身旁的一名少校接下了话题，说：“在我看来，这种精确的计算方式，动员车次的具体数量，出发与抵达时间，以及车站编号和装运工的人数，应该不像是胡乱编造的。是的，先生们，德国人不会为一封假情报，费尽周折的编造如此精确。”
然而，另有一名军官当即反驳道：“少校，请你记住！德国人搞出来的东西，越是精确，就越是危险。想象一下，德国人现在最想干什么呢？当然是让我们相信，以及确信他们的百万大军，不会进攻东北方向的筑垒群。所以，他们就派人送来了这份假情报，这个烟雾弹。目的是要把我们的战略预备队，调到一个远离东北战场，三四百公里外的比利时与卢森堡方向！”
很快的，本次情报分析会，就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激烈争吵之中。
以第二局作战处为代表的一派笃定认为：这份材料不符合常见假情报的构造。那是虚假情报往往做得太完整、太流畅，生怕收信人读不懂，看不明白。但这份情报内容根本就不完整，琐碎的数据让人厌烦，很多前后方向有衔接不上的地方。基于此，他们认为这份真实计划，是被某人私下抄录的几页残稿。
另一派则坚持反问：如果是真的，谁会把这份绝密情报泄露出去？毫无疑问，能够接触这种绝密情报的人，即便不是一个坐在核心位置上的人，也是德军总参内部掌握相当实权的军官。他们为什么要把德国最关键的战略草稿往外送？这显然就是一份有毒的诱饵。去年巴黎谍报网被德国政治科破获时，也出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还有第三派，属于沉默派，也是大多数，他们从头到尾一言不发。这些人考虑更多的，一旦这份情报泄露后，如何应对议会的质询，还有公众的舆论，
自从普法战争失败，接受屈辱和约后，法国人就热衷于在面向德国的东北方向，建造一个庞大无比的堡垒群。
从凡尔登到贝尔福，一座座巨大堡垒构筑的坚固防线，像一扇打不乱，砸不坏的钢铁长城，保卫法国边境长达三十年。
德国人若硬碰硬打正面，法军自然是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可以轻轻松松的击溃任何来犯之敌。但另一方面，如果德国人真的如传闻那样，从比利时南部绕过来，像一把巨大的镰刀扫向巴黎西南，法军就会立刻陷入两线夹击，连退路都危险了。
基于此，法国第二局最终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僵局。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敢确认这是真的，所以法军的西线防御预案，能且只能继续向着保守的防御，尽量不出大错的方向进行了修正：
既不敢把全部战略预备队都留在东部，也不敢完全信任比利时的中立，以及英国方面的及时援助。于是巴黎方面秘密下令，暂缓原定在法比边境增派驻军的计划，同时要求第二局扩大对德国铁路和动员活动的监视。
最终的结论是：等待进一步的情报，然后再作最终判断。
自从“德雷福斯事件”真相大白之后，法国第二局内部差不多就变成了一个大漏勺。无论何种等级的机密信息，往往不到一天，就会出现在巴黎的社交圈子里，继而成为议员、军官和作家取悦贵妇们的谈资。
大约一周后，德国驻巴黎武官在一次外交晚宴上，得到了一条含糊其辞的线索。那是法军总参第二局在最近的几周里，频繁的开会、讨论与争吵，而且还在高度关注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方向。此外，原定从巴黎开往东北部边境的一批军需车皮，也被临时扣下，据说是要观察下一步变化。
上述消息传到柏林总参情报处的时候，海耶等人一开始还以为是生性浪漫，不太动脑筋的法国佬居然加强了常规情报搜集。
起初，总参情报局那边也没谁把法国第二局的变化，当成一件大事。毕竟西线方向，一贯是法国人关注的重点，这并不奇怪。
真正让柏林方面感觉到担心，甚至是恐惧的事情，出现在几天以后。
总参第二处的一个参谋在整理本处室的档案时，无意中发现某份编号绝密的早期文件，与最近的一次保密检查记录不符。
文件原本应该存放在总参地下档案库，未经第三高级军需长批准不得调阅。但检查记录却显示，在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之间，这份文件曾被提出过档案室，地点就在总参大楼东侧第三层的临时阅览室。
那个参谋把情况报给直属处长，处长又报给分管该处的盖尔上校。盖尔上校把记录前后对照了三遍，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最终，盖尔上校没有做任何的声张，直接让人调出了这份文件在一年内的所有查阅登记。而最值得怀疑的方向，却只有一个模糊的签名，没有注明任何的调阅理由。
那份文件为“大右翼计划的早期草稿”，时间在1904年2月。虽说不过是总参最早期的草稿，但里面记录了德军的一些重大战略思路，尤其是西线右翼经过比利时南部的初步构想，铁道动员的几组试算数据，以及几个关键卸载点的相关情况。上面的很多数据，就连第二处的资深参谋都未必看过。
换句话说，如今在法国社交圈流传的，第二局拿到的德国绝密情报，很可能就是这些草稿的一部分。
显然，可以得到这种绝密情报的，不是总参的外围雇员，也不是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更不是所谓的边境代理人。事实上，这些人别说接触了，连听都没听过这份绝密草稿。
至于俄国武官和法国武官，他们在柏林能看到的，只是些阅兵和演习的公开信息。所以，这份文件从头到尾就仅限于德军总参内部，拥有核心权力的少数人在传阅。
这一桩性质严重的泄密事件，在盖尔上校手中压了不到10个小时。第二天一早，他就亲自上报到总参谋长施利芬伯爵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