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数次向情报局及海耶少校，询问过俄军西部驻军的调动与演习态势，对方的回函只是说‘该信息不在共享范围内’。不仅如此，我还询问他们对毕苏斯基战斗团实施渗透的相关情报。但是海耶少校的回函依然说‘尚无新的发现’，就简单打发了我。”
1903年之前，总参情报局不过是负责秘密境外谍报工作的“Ⅲb小组”，仅是第三副参谋长麾下一个规模不大的分支，其编制极小，仅有几名正式参谋军官和少量文得书，没有自己的专属办公楼。在总参大楼内占用几个小房间，而且预算非常紧张。对于法国同行的第二局，其规模要小得多。
等到一年前，威廉?海耶进入柏林的大总参谋部内，接管了Ⅲa小组之后，情况随即发生了变化。首先，海耶就将“Ⅲa小组”改名为情报局。
此外，在施利芬伯爵的支持下，海耶少校领导的情报局，人数扩编到百余人，开始在德国与法俄两国的边境建立情报站，发展跨境密探，以及暗中留意俄国内部不满沙皇的流亡群体。眼下日俄战火不休，情报局源源不断汇总远东俄军暴露出的战术缺陷，用以修正总参谋部对东线战局的预判。
至于瓦尔特，明显是在“红裤子”那边吃了不少瘪，心中有些忿忿不平。
“伯爵阁下，这根本不是什么合作，而是我们外交部情报处和政治科，对总参情报局的单向信息输送。我把掌握的信息材料交给了他们，而他们什么都不打算回馈给我们。是的，这样非常的不公平。”
伯爵没有打断他，靠在沙发里静静听着。
“我7月中旬去了总参情报部那边一次，带着一套整理好的波兰方向情报汇编。当面约见海耶少校手下的一个上尉。他倒是接待了我，态度还算客气，表示会认真研究我的需求，尽快给我答复。等到3天后，我上门追问，却说我提出的协作请求，需要内部做进一步评估，只是这个评估耗时近两月，至今没有任何结果。”
瓦尔特说完，没有继续往下抱怨。他看着伯爵，等着上司发话。
伯爵沉默了片刻，说：“总参情报局那边，的确是能拖就拖，不能拖就故意装忘。他们觉得无论是外交部，还是政治科，但凡触角伸到法俄两国的情报领域就是越界，不管皇帝怎么下令，他们总有办法把流程走成死路一条。”
瓦尔特说：“我很清楚他们的态度，问题是现在俄属波兰方向的行动正在进入关键阶段，我需要他们在俄国边境发展的情报站的各项数据，继而来判断毕苏斯基的起义窗口到底有多宽。如果总参情报局的人继续向我们封锁信息，我只能靠政治科的特工，以及发展的线人，去弥补这一拼图，至于最后拼出来的东西，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好用，我自己都没有完全的把握。”
听到这里，伯爵不禁笑了，他显然已经看透了瓦尔特这番抱怨背后的真实想法。
“嗯，你发给总参情报局的共享摘要里，具体写了多少内容？”伯爵的目光重新落回瓦尔特身上。
瓦尔特如实答道：“政治科在罗兹和华沙的线人报告，毕苏斯基战斗团的人员数量及训练进度，以及但泽方向的物资转运信息。是的，我们给的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足够他们拿着这些数据与设在俄国的几个秘密情报站进行交叉比对，分析未来俄国军队镇压暴乱的行动路线及反应速度。只是这些数据从我手中出去之后，他们那边却不会反馈任何匹配结果。”
说到这里，瓦尔特的语气中再度表达了不加掩饰的忿忿不平。
“就是总参情报局不愿意共享情报，导致我不得不请求政治科那边，派出更多的人手，收买更多的线人。您是知道，政治科的外勤特工每人每天需要发放15马克的出差补助。目前是52人在外，每天就要提供780马克的出差补助，一个月至少2.34万马克。如果再算上收买线人的开销，还有对重大立功人员的特殊奖励，如今的每月5万马克根本不够用。所以……”
最终，瓦尔特还是忍住了口，没有将“得加钱”那几个字说出来。当然，他说的52名外派特工，显然有些夸张，但也不算胡扯。毕竟，这52人的确是瓦尔特计划到年底的外勤特工数量。至于眼下，三分之一还不到。
听到这里，伯爵忽然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瓦尔特站了几秒钟，他看到窗外的夜风把纱帘掀起又放下，周而复始。
伯爵转过身，对着瓦尔特下达指令：“你继续按照原来的频率，给总参情报局发送信息，不要有任何的中断。如果你不发就是我们的失职，因为陛下要求你们信息共享。至于他们拒绝交换的信息数据，你自己想办法填补，缺什么，我可以让在外交部，及诸位使领馆那边的渠道给你补充一些，直接发你手上。”
想到这里，伯爵随即说道：“就从这个月开始，我会将拨给你所在部门的资金，从原先的5万马克提升到8万马克，至少是持续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另外，那20万马克的特别活动基金也继续保持不变。还是那句话：明年年中的时候，我必须看到结果，而必须让陛下感觉满意。至于其他的事情，都无关紧要了。”
一看自己目的达成，瓦尔特立刻说道：“谢谢，伯爵阁下！那我这边先让政治科的特工与驻俄使领馆的秘书保持联络，增派外勤特工，扩大线人规模，等到了明年开春前后，就能将波兰反抗势力的具体名单，他们在罗兹等地发动暴动的预案，以及俄国驻军的分布及调动情况搞清楚。至于发往总参那边的情报摘要，我们也会一如往常，无论红裤子们重视与否。”
使领馆的武官与秘书，都负责刺探当地情报。只是驻外武官名义编制归属使馆，但武官直属总参，并向总参报送军事情报。有时武官会绕过外交渠道，单独和外军高层接触，擅自打探情报，可一旦失手，使领馆要承担风险。
听到部下的表态，伯爵满意的点了点头，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对于外交部而言，那都不是个问题。放在前两年，伯爵还真不会如此大方。
关键是进入1904年，帝国彻底摆脱了经济不景气的三年日子，重新作为欧陆头号工业强国，鲁尔的钢铁、柏林的电机、莱茵的化工行销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
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帝国的财政税收也随之水涨船高，政府各部门，尤其是外交部的经费变得宽松了很多。每月区区8万马克，对于伯爵和外交部而言，还真不是个事儿。
瓦尔特把公文包放在自己的脚边，继续说道：“今年的年底，也就是11月到12月之间，我可能去一趟但泽、华沙，后续还会有罗兹，加利西亚等地，估计将持续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以前的时候，瓦尔特一定会拒绝出差，尤其是以间谍主管的身份潜入国外。但今日不同往昔，很多事情还必须亲自去办。
伯爵点了点头，他再度提醒一句说：“去吧，注意好安全。另外，总参情报处那边的事，你也不需要太上火。”
说着，伯爵回到沙发坐下，语气变得意味深长。
“总参情报处从成立第一天起，就不愿意跟外交系统共享渠道，这不是你来了之后才有的问题。威廉·海耶是大总参的人，他的机构在总参谋部的体系里享有单独的报告线，任何事情但凡挂上军国大事的标签，就不需要经过内阁与首相，直接呈到皇帝面前。所以，那个位置的人，绝对不会轻易把手中的牌让给别人看。至于皇帝之前的那番说辞，随便听听就行，千万别当真了。”
从历史上来看，普鲁士王室与军队已经深度绑定了千年。从霍亨索伦家族就是依靠军队崛起，“国王一身兼任军队的最高统帅”就是立国基石。
以至于17、18世纪的时候，就有政治家说出了一句著名的戏言：“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国家的军队”。
如今的德意志帝国中，外交部、帝国议会、首相属于典型的文官治理体系；而陆军和大总参，则是君主直接掌握手中的利刃。而且，威廉二世一贯自视军队最高无上的领袖，天然亲近军人圈层。
此时施利芬伯爵任总参谋长期间，大总参几乎一手包揽了西线对法、东线对俄的两线战争推演、动员计划、要塞部署。在战争预案、军事危机、军备规划这类问题上，皇帝高度依赖总参谋部专业判断。因此，只要触及“动员或开战，还有对敌军实力的研判”，大总参的意见可以决定皇帝的最终决断。
所以，军人圈层更容易影响威廉二世的意志。总参的高级将领可以绕过首相、外交部，直接向皇帝面奏军情；然而，外交部所有重要对外提案，原则上需要经过首相，走文官流程，层层上报。
基于此，伯爵在骨子里绝不愿意与大总参发生任何形式的正面冲突。
伯爵说：“海耶那边不配合是一回事，你还是继续走你的路，把政治科那边的工作做深做细了，让他们拿出来的东西要比大总参那边更有用。只要你的情报质量和时效性压过总参情报局一头，皇帝陛下那边也看得见。记住了，竞争无处不在。”
听到这里，瓦尔特拎起公文包，站了起来，面对伯爵站定：“您的意思是说，我这边要采取特别行动，今后不需等待情报局的配合？”
伯爵点头说：“是的，做你们擅长的。包括俄属波兰方向的监控，但泽通信渠道的维持，还有毕苏斯基战斗团的追踪与渗透。事实上，总参情报局的红裤子们，更擅长研究俄军正规部队的编制调动，收集要塞布防、铁路动员计划。至于对地下组织的渗透与破坏，可不是军人们的擅长的事情。而你，可以补上他们严重缺失的部分，将来到皇帝进行论功行赏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压威廉?海耶一头。”
瓦尔特立刻挺直了身子，干脆利落的回复道：“我明白了！”
第106章：灰色红衣主教 （上）
需要说明的，“灰色红衣主教”并非一个正式的官职或头衔，而是一个政治比喻。它最初的起源，是17世纪法国权臣兼红衣主教黎塞留公爵，其密友与顾问，那位经常身穿灰色方济各会长袍的约瑟夫神父。
从那之后，“灰色红衣主教”开始代表那些，表面上没有公开职权或显赫地位，但躲在幕后拥有巨大影响力，能实际操纵决策的“影子权力”的人物。
……
夜里，伯爵府书房里的灯依然亮着，直到瓦尔特乘坐的马车驶离了伯爵府的内院。
此时的埃伯施泰因伯爵依然坐在沙发里，等到马车声远去之后一会儿。他才站起身来，他走到书房隔壁的一间侧厅门前，先敲了两下门，然后轻轻推开。
这个侧厅里没有开主灯，只有一盏昏暗的小台灯照着扶手椅的那一小片区域。扶手椅上是外交部政治司的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男爵。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搁着已开封但半瓶尚未喝完的红酒，还有一个空酒杯。
听到开门声的时候，荷尔斯泰因将手中的空酒杯放在茶几，抬起头来。
老男爵今年六十七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一些。他的身形瘦小，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旧外套。
这位老男爵的脸色不太好，常年积病的底子让他的面颊陷了下去，不过他的眼睛很亮，感觉随时准备抓住任何从他视野里经过的细节。
荷尔斯泰男爵一直单身，他深居简出，极少公开露面，但记忆力却是惊人，掌握全欧洲外交官人脉、各国秘闻。
作为外交部第一司的实权文官，荷尔斯泰因虽没有外交大臣的头衔，却是整个部门里真正的智囊核心，被誉为帝国外交部的“灰色红衣主教”，也是埃伯施泰因伯爵的表亲，更是仕途上的引路人。
“人走了？”因为长期与外人交谈不多，荷尔斯泰因的声音略微沙哑。
伯爵走进侧厅，在荷尔斯泰因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伸手给自己倒了半杯红酒，喝了一口，又放在茶几上。
“走了，你认为怎么样？”
听到这里，荷尔斯泰因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那是伯爵知道，这算是一种正面的认可。
“嘿嘿，你那番关于总参情报局的话，说得不错。海耶那小子把情报局改了个名字，换了块招牌，底子里还是施利芬伯爵那套老思路，凡是外交系统碰到的情报，都是红裤子的军事机密。他不会跟你合作，而你必须上报给他所有的情报，即便是皇帝陛下当面拍了桌子，总参那边也会想方设法的顶回去。”
伯爵讪讪一笑，说：“瓦尔特对这件事看得很清楚，只是在向我表功。他知道我手里的预算能给他兜底，我甚至怀疑政治科的克莱斯特似乎也与那小子联手起来，来骗、来偷袭我们外交部。”
说这句话时，伯爵没有丝毫的愤怒，表情显得颇为自豪。
无他，那是我大外交部实在太牛逼了，太有钱了。每年来自政府内阁的丰厚拨款不说，时不时的还有帝国议会的特别资金。至于常年奔波于国外的外交官，居然能享受“免税做买卖”的特权，上上下下自然是吃得盆满钵满。
看到老男爵身子在动，伯爵立刻上前两步，协助荷尔斯泰因换了一个坐姿。老人的右膝很不好，但这是他40多年前，追随老皇帝威廉一世，以及铁血宰相俾斯麦，创造德意志帝国时，所立下的卓越功勋。
为了将一份绝密情报及时送往奥地利前线，荷尔斯泰因在马车与车夫坠落悬崖，而自己摔断一只右腿的状况下，依然在雪地里，连滚带爬的狂奔了20多公里。
最终，一份足以决定普奥两军决战的情报，被及时送达前线的德军参谋部，但他的右腿也由此废掉了大半。
老男爵坐定之后，目光落在伯爵脸上，问道：“你手下这个年轻人，你是从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伯爵解释说：“去年下半年，瓦尔特还在夏洛特医院里住院，曾为柏林警察侦破了一桩杀人案，而受害人就是我的姐姐艾丽卡。”
荷尔斯泰因微微点了点头，只是等着伯爵往下说。
伯爵继续说道：“他这个人做事有个特点，也许只是看上一眼，就可以大致判定该情报的真实性及重要程度。后来，他因为右手残疾，无法成为一名外科大夫，随即接受红堡的邀请，担当了助理法医。
这段时间以来，柏林地区破获的大案要案，警方都是得到了这位法医的协助。半年前，政治科追查那幢法国间谍大案，瓦尔特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我之所以对美国飞行器的表示关注，也是瓦尔特反复劝说的。却不料才两个月，北美使领馆刚有了起色，然后大总参那边就开始来截胡，继而直接下令让驻华盛顿武官全面接管了有关飞行器的信息渠道。”
荷尔斯泰因听到了伯爵的抱怨，但还是装作老眼昏花，将话题岔开了。
“你说得这些，我之前也听到过一些。很不错，瓦尔特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只是你给予他部门的经费，从五万直接升到八万，这幅度可不小，就不怕他拿着钱乱花？”
伯爵摇了摇头，说：“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放心的，那是他花钱有一个边界感。该花的地方不省，不该碰的位置不动。我做过审计，五万里的大部分，都是走在政治科外勤特工的出差补助，以及对相关线人的收买上，剩下的那部分，也是与政治科有关，包括讨好克莱斯特警监，以及费舍尔警督在内的一批中层主管上。他没有给自己留过额外的账目，每个月送过来的财务摘要跟实际支出对得上。毫不夸张的说，他在钱上的分寸把握得比大多数十年以上的老手还稳。当然，他不是不贪，只是不屑于眼下这点芝麻绿豆的好处。”
有时候，学过财会的伯爵会亲自翻开瓦尔特所在部门财务报表，在那里，每一笔钱的去向都写在上面，经手人、收款方、用途分类、日期。
起初，伯爵认为会看到一些“非常合理”的浮动空间，那是外交部门内部的一种运转逻辑。说白了，补助津贴的加码、线人费里的零头、差旅报销标准之外的额外支出，可以在12%以内的浮动，通常也不会有人追究。
但在瓦尔特的账上，那12%的线头一点都没有往上走。有时候，他为了争取预算会夸大实际开支，但钱到手之后那些差额没有流回他自己的口袋里，而是全部追加到了线人收买方面，以及对重大情报的奖励。
荷尔斯泰因听到这里，笑了笑，说道：“一个人经手八万马克的月预算却不屑于吃那12个点的常规空额，说明他在为比钱更长久的东西做投资。他想要的是这条情报线路在他手里不可替代，而不是靠那些逐月分发的蝇头小利攒一份退休金。这种人用在刀刃上是好刀，用偏了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磨的匕首。”
伯爵赞同地点了点头，回应说：“瓦尔特说年底的时候，想要去但泽、俄占波兰与加利西亚等地走一趟，我也批准了。”
荷尔斯泰因沉默了几秒，然后把话题往更深的地方带了一下。“刚才，我注意到你和瓦尔特谈及到与情报局相互竞争的事情。”
伯爵毫不隐晦地说：“这都是早晚的事。总参那边有总参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长项，不能总迁就总参的无礼要求。没错，海耶小组的红裤子们擅长俄军驻防和铁路动员的研判，但在追查地下反抗组织和政治流亡者等方面，他们远不如我们。等到明年这个时间点出了结果，摆在皇帝陛下面前的报告谁的最有分量，那就是谁最有说服力的，争都争不出来。”
荷尔斯泰因微微侧了一下头，他的目光从灯罩边缘移到了书架上那一排硬皮书脊上，然后又收回目光。
“见过一些聪明人，也见过一些忠诚的人。但聪明和忠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他在用聪明的方式保持忠诚。你这个部下走的路子很聪明，因为你们两人地位的巨大悬殊，暂时还不需要担心他反过来咬你一口，因为他不是那种会烧自己桥的蠢人。”
伯爵没有接话，但他在听。
事实上，外交部情报处只是一个外交部政治司下属的一个二级机构，并非是一个完全独立运作的情报机构。它无法直接获取一线的情报资源，而是扮演着一类“信息汇聚，筛选过滤”的角色。
简单地说，就是将来自军事信息，外交事务，国内警务等的各种信息，进行一次跨部门的整合。再经过一番专业的分析研判后，及时提炼出的一份核心情报，精准呈送给首相或皇帝，从而为帝国战略提供帮助。
目前来说，瓦尔特·科勒就是伯爵的最佳人选。此人不仅在柏林警察局任职，还与政治科等涉密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外交部情报处的内部人员。此外，他在军界也有不错的人脉，无论是战争部下属的医务司，还是大总参或是普鲁士王家军校，都有瓦尔特的熟人。
这种横跨警、政、军三界的特殊履历，使瓦尔特优势所在。更难得的是，瓦尔特反应机敏，极善于从繁杂的信息中抽丝剥茧、辨识真伪、总结分析。
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前，瓦尔特曾对日俄战争的局势走向，做出过一番极其精准的预测，这也让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伯爵手中最倚重的一张王牌。
……
第107章：灰色红衣主教 （下）
或许是感觉到这个房间里的灯光有些过于昏暗了，埃伯施泰因伯爵想着起身把房间里的主灯打开，好让屋子里更亮堂一点，但被荷尔斯泰因出言阻止。
“在我看来，暗一点或许也好。”老人如是说。
将手中的空酒杯放在茶几后，他拒绝面前的伯爵为自己继续斟酒。扶手椅里，老人的姿势一直没有变过，脊背靠着椅背，两只手交叉搁在腹部。
过了一会儿，管家敲门后进来，为房间的两位主宾，送来了温热香甜的锡兰红茶。这是荷尔斯泰因男爵的最爱，是当年在伦敦使领馆养成的习惯。
荷尔斯泰因忽然开口了，问道：“谈谈瓦尔特-科勒跟罗姆女儿茱莉亚的事情吧，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伯爵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说了出来。
“大约是在两个月前，瓦尔特向我汇报工作的时候，自己亲口说出来的。他承认在处理沃尔夫身后事的过程中，与其未婚妻茱莉亚有过亲密的接触。为此，他还搬到了那个《柏林日报》记者，生前所住的公寓楼里居住。”
荷尔斯泰因笑了笑，追问一句：“呵呵，是他主动说的？”
伯爵端起那杯红茶喝了一口，回应道：“是的，之前我根本不知任何情况，政治科那边或许知道一二，但他们不会主动向我传递这种八卦新闻。事实上，如果瓦尔特真的想对我隐瞒这些信息，也许我很久之后才能察觉到，也许永远不会。”
荷尔斯泰因的手指松开，重新摊平在自己的腹部。
“一个主动把软肋递到上司手里的人，通常是已经算好了上司不会用那条软肋来勒他的脖子。他觉得你能分清什么是把柄，什么是分寸。”
伯爵不置可否的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我有时候怀疑他不是一个信奉科学至上的医生，而是一名信奉马基雅维利主义，坚持俾斯麦那种‘道德无用论’的政客。他知道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一个完全干净的下属反而让他的上司坐立不安，因为你没法控制一个没有任何把柄的人。所以，他就给自己故意造了一个把柄，尺寸刚好够一只手握住，力道刚好，不至于让人握得太紧的时候把他掐死。”
伯爵继续说：“我两次派人核查过，他在茱莉亚那件事上的分寸到目前为止没有越界：探视安排、监狱通信、物质传递等等，都控制在正常的情报工作正常范围内。当然了，如果有一天那条线越过了，我也会亲自收手。”
荷尔斯泰因呵呵一笑，目光落到伯爵脸上，笑道：“你在圣彼得堡那几年，这种事你应该比我有经验。嗯，我记得你当时在那边有一个俄国女人，还有一个法国女人。其中一个还闹出了点小麻烦，有人一度要找你决斗。”
18与19世纪以来，法国政治与社会持续动荡，法国贵族纷纷逃亡欧洲各国，其中就有以居住在圣彼得堡的法国贵族为最，以至于在这座俄国首都出现了很多的法国社区。
不仅如此，从16世纪开始，那些受到天主教迫害，来自法国南部的新教移民，也协助勃兰登堡与普鲁士联邦，建造了现如今的德意志帝国的首都。
听到这里，伯爵老脸一红，赶紧端起茶又喝了一口，掩饰自己的尴尬，没有接话。现在伯爵明白了，荷尔斯泰因坚持房间必须是昏暗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