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1903 第37节

  书房比埃伯施泰因伯爵上次来的时候多了一些变化,主要是靠东墙的窗台上多了一排盆栽,叶子肥厚油绿,大概是从波茨坦的温室里刚搬过来的。

  威廉二世站在书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份翻到一半的文件,在伯爵进门的那一刻,就把那份文件猛地朝桌面上拍了一下。

  “你知道昨天比洛亲王给我看了什么吗?布鲁塞尔的一家报纸居然宣称:帝国在刚果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支持利奥波德的殖民政策,现在半个欧洲的报刊舆论都在和我对着干。”说出这番话时,皇帝非常的愤怒。

  伯爵站在原地,没有往前走,也没有往后退。他双手自然垂在身侧,目光规规矩矩的落在威廉二世下巴以下的位置,没有直视皇帝的眼睛。

  怒气冲冲的威廉二世把文件翻到了某一页,手指戳着上面的一行字,说道:“你跟利奥波德谈的那件事,转头就有人将此事告诉了英国大使。你以为比利时国王是中立?不不不,那个人从来不中立,他更喜欢法国人,还有英国人。你在布鲁塞尔说的每一句话,现在都存放在白厅的档案柜里。”

  与预期的没有太大区别,所以伯爵的自我申辩只是适可而止。

  “陛下,我在出发前已借助简报,预料到了这一点,转述陛下的指示的确存在人为泄露的风险,但这是您的旨意,我必须加以执行。”

  威廉二世的目光在伯爵脸上停了几秒,那是他在确认伯爵的那句话是认错,还是回嘴。伯爵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静静站在那里等着。

  无处发泄的威廉二世把文件推到一边,绕过书桌走了两步,站在窗前往外看了一会儿庭院里那片绿悠悠的草坪。

  “算了,再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既然布鲁塞尔的事情搞砸了,而伦敦的协约也赶在四月八号就签了。你外出三个月,在法国、比利时、荷兰与英国走了一圈,什么都没拿回来。”

  听到这里时,伯爵没有贸然的接话,直到房间里的沉默持续了大约十秒钟,伯爵才上前两步,开口说话。

  “陛下,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外交窗口确实已经关闭了。但我此行并不完全空手而归。事实上,旅途之中的我,还在不断审视着俄国在远东战场的局势。日俄战争已经打了好几个月,俄军的损耗远超战前评估。旅顺港的补给线在持续缩窄,陆军的后备兵源也在紧张……

  所以我开始认为,今年秋天到冬天之间,俄国境内,尤其是圣彼得堡方向的内部压力会累积到一个重要拐点。不仅如此,维斯瓦河沿岸省那边已经出现了不稳的迹象。”

  威廉转过身来,他的目光还落在窗外没收回来。

  伯爵继续说道:“我有一个大胆的构想:如果俄国西部边境的动荡演变成为一次规模足够大的骚乱,柏林方面可以顺势提出一项新的共同行动方案。届时陛下将效仿尼古拉一世,在‘神圣同盟’的名义框架下,向俄国提供平叛支援。那是以欧洲君主互助为名,师出有名,谁也挑不出毛病。

  沙皇到时候面临内忧外患,就算心存疑虑,也不得不受惠于陛下。届时,陛下的形象将不仅仅是德国皇帝,而是整个欧洲君主制度的中流砥柱。尼古拉二世也将会重新审视两国的关系。”

  听到这里,威廉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到了伯爵脸上。他的表情依然紧绷着,但愤怒的情绪少了很多,追问道:“你的意思是,俄国会出乱子?”

  “是的,陛下,目前已经有了苗头。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运动在社民-党的鼓动下正在扩大,维斯瓦河沿岸省的地下抵抗组织也进入了整合阶段。如果远东战场继续消耗俄国的兵力和财政,明年春季之前极有可能出现一次大规模的内部爆发。届时沙皇既没有多余的兵力平叛,也无法从远东撤回主力部队。如果那个时候陛下向俄国伸出援手:以德意志皇帝的个人名义,而不是政府层面,相信身为表弟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不会拒绝。”

  威廉走回书桌旁边,重新坐了下来。他望着伯爵,问道:“你是说,我要以救世主的身份去帮尼基?”

  伯爵微微点了点头,解释说:“我认为在当下,继续向西的外交领域将难于突破。但是在东方,那个积重难返的俄罗斯帝国,却是大有可为。”

  威廉仰靠在椅背上,之前的愤怒情绪已基本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太掩饰的,近乎享受的神情。

  “很好,伯爵,你继续推进这个方向,外交部、政治科、军事情报部门都会配合你。具体的事务你找人来负责,不必事必躬亲,也不用每一步都向我请示,但我需要一个好的结果,在明年的6月之前。”

  伯爵微微欠身,说道:“谢陛下,我需要推荐一个人选,由他来具体负责在俄国方向的实地操作。此人目前在红堡法医处任职,预备役上尉军医官,做事谨慎,已经同政治科有合作基础,还初步接触到……”

  威廉二世不耐烦的打断了伯爵的话,他摆了一下手,意思是知道了,没有追问名字。下一刻,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桌面上另外几份等待签署的文件。

  见状,伯爵向皇帝深鞠一躬,退后两步,转身走出了书房。

  ……

第101章:瓦尔特的新日常

  日俄战争的战报每隔几天就会出现在柏林的各大报纸上,但毫无疑问的,版面上的消息永远都比实际进度慢了半拍。

  每天早晨,瓦尔特还是一如既往的待在“老贝克咖啡馆”里,一边享受早餐,一边翻阅报纸。他早已习惯了这种信息延迟,每次会把那些公开的战况报道在自己的脑海里先拆解一遍,再与政治科及外交部情报系统内部流转的电报摘要进行一个对照,看看两者之间到底差了多少。

  好在误差并不算离谱,但情报的缺口永远存在,而且瓦尔特还保留着前世很多历史记忆,也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补充。

  前几日,当埃伯施泰因伯爵从城市宫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归来,并顺利拿到行动授权的那一刻起,局势就发生了微妙的翻转,那是所有的压力就转移到该行动的直接负责人,瓦尔特·科勒的身上。

  好在自己的直属上司埃伯施泰因伯爵,以及政治科的实际掌控者克莱斯特警监,都对瓦尔特的工作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如今的瓦尔特,每月可以自由支配多达5万帝国马克的活动经费,不仅拥有独立的办公室,还允许配属三到五名助手,也就是直属部下。

  毫无疑问,这一大笔的活动经费来自财大气粗的外交部。伯爵甚至承诺,一旦有特殊需要,瓦尔特还能紧急动用一笔高达20万马克的特别活动基金。

  当然,一切投入都必须要有回报。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皇帝陛下必须看到俄国内部掀起滔天巨浪,好让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得不低头,继而向其表哥威廉二世求救。

  另一方面,瓦尔特的专属办公室并没设在外交部,而是安置在了政治科办公大楼的二层。

  原因也很简单,外勤行动组的特工,基本都是政治科的秘密警察或外聘线人,所以在克斯滕街办公,信息的上传下达最为便捷,关键是各类情报信息严格保密,不易泄露。

  而且经过半年多的磨合,现如今的瓦尔特已彻底融入到政治科的内部体系,加上他是外交部派驻的特别专员,还拥有上尉军医官的特殊身份,其地位不输于政治科里的任何一位高级督察。

  相比之下,外交部那边就有些畏手畏脚了,那里的办公室政治气氛过于浓厚。很多人因为嫉恨埃伯施泰因伯爵,但又不敢公开与之对抗,随即将矛头对准了瓦尔特,明里暗地的排挤这个右手残疾的“新鲜人”。

  回想之前,瓦尔特前往威廉大街76号,查阅伯爵的信件及内部文件的日子,就被外交部的办公室主管故意打发到一个犄角旮旯的位置上,想要申请一份办公耗材,更是半天无人搭理,简直憋屈至极。

  对于这种办公室内部的下马威,瓦尔特当然心知肚明,更不会跑到伯爵面前诉苦,那样只会显得自己软弱无能,徒增他人的轻视。所以最终,瓦尔特还是选择在克斯滕街的政治科大楼里办公。

  当然,瓦尔特绝非那种会默默吞下暗亏的软柿子,他的骨子里透着一股睚眦必报的狠劲。他早就将那些在威廉大街76号给自己穿小鞋,看不顺眼的家伙们,悉数列入到自己的黑名单上。

  平日里,他只需借着职务之便,顺手翻阅一下警察总部与政治科的绝密档案,便能轻易挖出些见不得光的黑料;再不济,也可以卖个人情,请政治科的同僚费舍尔等人出面,暗中查一查那几个刺头的底细。

  当然,瓦尔特也并不急于发作,而是耐心地蛰伏着,只等时机成熟,再与那帮人好好算一笔总账。

  随着工作重心的彻底转移,瓦尔特在柏林警察总局法医处的助理法医工作,目前已名存实亡,目前只是保留一个牌子罢了。现如今,瓦尔特已很少顾及到法医方面工作。所以在两周前,首席法医阿多诺博士已正式对外招聘了两名法医助理。对此,瓦尔特也乐得清闲,彻底从繁琐的验尸报告中抽身。

  有了充足的资金和独立的办公室,瓦尔特也可以建立一只专属于自己指挥的小团队。他原本想拉甘纳特来帮忙,但转眼间就放弃了,那是对方打心底就厌恶政治警察,绝不会来到政治科工作;至于霍夫曼,更加不可能,那老家伙现在第二分局当老大当得正滋润,更是不可能过来了。

  不过招兵买马这事,也不是很急,可以慢慢来。毕竟,当下的各种监视与跟踪工作,都是政治科外勤行动组的秘密警察们,全程跟进并汇报的。

  平日里,瓦尔特除了待在办公室里分析各种情报,上传下达,还要依据外勤特工收集到的各种情报的重要性与及时性,给予他们的KPI考核指标达成,并作为当月或是季度奖金发放的直接依据。

  而支撑这一切开销的,正是外交部下每月雷打不动发给的,5万帝国马克的活动经费。

  从6月下旬开始,瓦尔特只是偶尔去红堡那边看看老同事们,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克斯滕街的政治科大楼二层的办公室里。

  现在,瓦尔特每天吃早餐的时间更加充裕了,上午8点从政治科那边“签字打卡”后,便可以一直坐在“老贝克咖啡馆”里,直到10点。

  那是等到10点半之后,克莱斯特警监就会乘坐他的专用马车,来政治科3楼里坐班,并且随时可能听取自己的工作汇报。

  吃完早餐的瓦尔特掏出怀表看了看,现在还不过8点40分,时间还早得很,于是随手又拿起一张刚刚出炉的《前进报》。

  《前进报》是德国社民-党(SPD)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创刊于1876年,由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威廉·哈森克莱维尔共同担任主编,眼下的《前进报》已经是社民-党在柏林最核心的宣传阵地。

  以前的时候,瓦尔特想翻阅这份《前进报》,绝不会将自己置于大众场合中,而现在则完全没有回避的动作了。那是他大可以政治科秘密警察的特殊身份,大大方方的审阅这份左翼组织的宣传报纸。

  ……

第102章:打断波兰人的脊梁

  政治科二层走廊的尽头,是一扇漆成深绿色的木门,门牌上钉着一块白底黑字的铭牌,写着“瓦尔特·科勒督察办公室”。

  为什么是督察,而非专员:一方面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过多暴露瓦尔特任职外交部的事实;另一方面是在军警系统中,专员的权势非常大。放在眼下,就相当于普鲁士内务部下派到警察总部或政治科的“特派员”,其地位堪比二把手。显然,瓦尔特还远没达到这个级别。

  第一次推开这扇门是在一周前,老熟人费舍尔带着瓦尔特上楼,认了个门。费舍尔说这间以前是堆放旧档案的,腾空清扫的时候还费了点功夫。

  瓦尔特笑了笑,他清楚费舍尔意在向自己表功。

  整个政治科的中高层都清楚,在“外交部的财神爷”手中,每月都捏着5万帝国马克的活动资金。眼下瓦尔特还没来得及招募直属部下,就只能依靠秘密警察外出办案。所以奖金的发放对象,自然而然就是各个行动组了。

  整个办公室不大,房间朝向内院开窗,这里是二楼采光还算充裕,足以满足日常办公所需。整个窗框都被刷成了白色,玻璃也打扫的还算干净,就连窗缝里的陈年老灰,也都清理好了。

  窗户上挂着一幅米白色的卷帘,布料是厚实的棉麻混纺,属于崭新的,而且挂上前还洗了一遍。在窗帘的边缘缝了一排细铅坠,拉下来的时候可以垂得笔直。平时的时候,瓦尔特习惯把帘子拉到一半,既可以避免来自外部的窥视,又不至于让整间屋子彻底暗下来。

  办公桌是胡桃木的,比红堡法医处那张好上很多,桌面平整,没有太多划痕,看起来是最近才搬进来的。桌面上摆着一只墨水瓶、一叠公文纸、一支蘸水笔,旁边搁着两部电话机,一部是黑色,一部是红色。电话机的听筒靠在座机左侧,两股线缆分别沿着桌腿绕到墙脚,钻进一根细铁管里通往下层。

  红色电话机是直接接通到外部,可以打到外交部与警察总部,或是柏林市区的任何一个电话;至于黑色电话机,属于政治科独立的人工内部电话交换系统,能够实现大楼各部门之间内部通话,但无法连通外部的城市电话。

  依照历史的惯性,必须要等到西门子公司改良步进制自动交换机,大约在一战结束之后,柏林的政府机关才逐步出现,能够直接拨号的自动内线短号系统。

  虽然使用起来非常麻烦,但至少有了这两部老爷爷级别的手摇式电话机,瓦尔特总算是正式进入了现代文明的社会,往后的通讯方式也不再靠吼。只是基于当下的通讯技术条件,红色电话机还打不到柏林之外,甚至一些郊区都很难接通,最后也只能借助手续繁琐,时效性差的电报来进行通讯。

  瓦尔特给自己挑了一把高背硬木椅,外观很是大气,坐垫也是非常松软,用一块深灰色的法兰绒布裹着,看不出底下的形状。

  花钱?当然没有,这还是从政治科的内部仓库里面淘来的。

  房间的墙边立着一只双门铁皮柜,柜门上贴着“内部文件·机密”的标签。墙角有一只搪瓷面盆和水龙头,冷热水分两个旋钮。现在是夏季,只有冷水,至于热水要等到10月之后,开水房才会开始供应整个大楼。

  瓦尔特的办公桌左上方有一格带锁的小抽屉,里面放着一本软皮面笔记本和几封需要上传下达的信件。桌面的右角常年摆着一只铜质台灯,灯罩擦得发亮,底座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没错,台灯也是从地下仓库里找到的。

  窗台内侧摆的一盆绿植,是瓦尔特从自家公寓楼里搬来的天竺葵。天竺葵属于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植物,代表着热烈与生机。而且天竺葵不娇气,日常不需要过度呵护,比较适合柏林的天气。唯一的麻烦,是在冬天的时候,需要将天竺葵搬到屋子里,保持室内温度10摄氏度以上。

  另外,天竺葵的叶片带有挥发性油脂,会散发出一种类似药味或特殊的气味。而这,也是瓦尔特需要的。天竺葵放在办公室,这种略带药香的气息刚好能掩盖掉办公室里的淡淡烟草味,还有各种旧纸张的气息。

  空白的墙上挂着两张地图,左边那张是柏林市区图,用细黑线描出了每一条街道,近郊的轮廓用虚线标出,图例栏里注着警察各分局的编号、负责人、电话,以及辖区边界。

  右边的那张地图要大上十倍有余,属于俄国西部边境的绝密地图,图上覆盖有密密麻麻的城镇与俄国驻军,从波罗的海沿岸一直延伸到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及黑海沿线。

  这个俄国西部的机要地图,可不是从政治科的仓库里淘来的,而是瓦尔特借助朋友的关系,从战争部那边弄来的。

  那张西部地图上钉着不同颜色的图钉:蓝色的集中在维尔纽斯和圣彼得堡,红色的在华沙、罗兹、卢布林一带,还有几枚黄色的散落在更远的布列斯特方向。

  细线从图钉与图钉之间穿过,有些沿着铁路线走,有些顺着河道的走势弯曲,把不同颜色的点串联成一张不规则的网。那些图钉代表政治科在那几个城市里安插的外勤线人,线的走向标注的是接头地点和联络路径。

  出于保密,这张地图在绝大多数时间是不露面的。一大块深蓝色的天鹅绒布把它严严实实地盖住,布料厚实,垂下来的时候边角贴着墙面,不会起皱。

  绒布左上角有一根细绳系在钉子上,掀开的时候方便。平时办公室里进来送文件的人看到的只有那块深蓝色的布,没有任何痕迹能让外人猜到布底下压着什么。

  只有瓦尔特需要核对信息或者调派人手的时候,才会走过去把那根细绳解开,把绒布掀起来搭在墙上的钉子上。

  他会在图钉之间添一根线,或者把某个图钉的红色换成蓝色,有时候需要擦掉一条旧线,用橡皮轻轻擦一下再重新拉一根新的。

  做完改动之后,他会退后两步端详一会儿,然后把绒布拉下来重新盖好,把细绳绕回钉子上,那些改动的内容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地图旁边挂着一块软木板,上面别着几张从《柏林日报》、《福斯报》、《前进报》上剪下来的社论片段,以及几份外勤特工交上来的监视报告。

  在房门的内侧,有一个木制衣架,上面挂着一件军装外套,领口与肩膀处的上尉军衔徽章没摘,只是为了在正式场合出入方便。

  与其他预备役军官一样,瓦尔特制作了两套军官常服,也申请了两套军衔,一套放在公寓里,另一套就是在办公室里。

  平时里,除了政治科或外交部的人传递公文与信件,或是拿去财务报表之外,直属上司埃伯施泰因伯爵和政治科的实际负责人克莱斯特警监,也来过一次这间办公室。至于其他的时间里,很少有访客。

  因为是在走廊的尽头,瓦尔特的办公室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安静。走廊上不常有人走动,隔壁和对面都是一间上了锁的档案室,再过去是一间不常用的会议室。这里也成了瓦尔特与政治科行动组的秘密警察们,对接工作的地方。

  今天下午的时候,瓦尔特从外交部转收了一条重要情报。那是伦敦大使馆发来的,确定芬兰独立活动家,康斯坦丁?齐利阿库斯作为主要居间联络人,使得约瑟夫·毕苏斯基成功进入了日本驻伦敦大使馆,并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出的驻欧武官,明石元二郎大佐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

  事实上,那段时间以来,在欧洲的情报圈子里,流传着一个不算太秘密的传闻。那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了一位高级军官前往欧洲,随身携带了一笔巨额资金,据说是由日本财阀和军方联合筹集的,总额大约一百万日元。

  按眼下的黄金汇率进行折算,大约相当于205万帝国马克,或是10.2万英镑。至于这一笔钱的用途也不难猜,就是日本要在俄国西部制造麻烦。

  如果能在俄国境内或者俄占波兰的腹地制造出足够规模的内乱,而且波及到圣彼得堡的安危。那么,沙皇就不得不把一部分本该投入到远东日俄战场上的宝贵兵力,调回到波兰与圣彼得堡方向。如此一来,负责围困并最终拿下旅顺港的日本第三军,就会轻松很多。

  205万帝国马克,这绝对是一笔极其庞大的巨款。要知道瓦尔特每个月的活动经费也才5万马克,而这笔钱相当于他40多个月的预算。如果这是明石元二郎暗中提供给波兰民族主义者的资金,那绝对是一笔足以掀起滔天巨浪的“重磅炸弹”!

  不久,伦敦那边再度传来了最新消息。代表日军参谋本部的明石元二郎,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支援流亡瑞士的俄国革命者,而不是已亡国百年的波兰民族主义者。

  那是日本枢密院议长兼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向陆军元帅,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朋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如果日本军部对于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援助太多,导致起义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势必将引发东面的德意志帝国,以及奥匈帝国的焦虑,那是德奥两国也占有着大片的波兰故土。

  尤其是作为帝国核心的普鲁士,世代敌视波兰民族独立运动。一旦俄属波兰独立,会刺激德境内波森省(今波兹南)的波兰分离主义。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说的这个道理。

  基于此,德奥两国的君主,德皇威廉二世与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必然会联手起来,为防止各自国内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发动起义,继而提前出兵干涉,扑灭俄国西部的波兰人叛乱。

  基于此,毕苏斯基从日本那边拿到的支援并不多,基本就是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两百多支俄制步枪,也就是著名的莫辛-纳甘M1891步枪,5发桥夹装填。虽然远距离弹道优良,但这一款莫辛-纳甘步枪的击针容易脆断。

  另外在清单中,还有一台尚未修好的水冷式马克沁M1900重机枪,轮式索科洛夫枪架。这种重机枪必须持续注水冷却,转移阵地非常笨重。

  至于火炮是不可能赠送的,那是日本军队里面也严重缺乏火炮。

  这一份来自伦敦的情报对瓦尔特而言,显得非常重要。意味着他不用再费尽心思去援助俄国革命者了,而是要将精力用在波兰人身上。

  瓦尔特的最终目的,当然不是扶持波兰民族主义者发展壮大,而是突显伊藤博文的担心,那就是让波兰人的动静闹腾得更大一些,多杀一些俄国人。

  如此一来,等到俄国军队扑灭了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等地的社民-党人内乱,就会集结重兵,血腥绞杀波兰的起义者,尤其是被后世誉为“波兰国父”,波兰复国的最核心缔造者,约瑟夫?毕苏斯基。

  历史上,经历123年的三次瓜分,波兰彻底亡国。毕苏斯基以地下革命者起家,串联海外流亡力量,坚持武装斗争。在一战时期,他敏锐抓住俄德奥三大帝国同时崩塌的历史机遇,于1918年重建独立的波兰第二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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