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13:行走在民国 第191节

  于是他在《东方杂志》上分三期发表了《精神救国论》,主张以精神文化革新挽救民族危机,全文以批判19世纪末传入的唯物主义思潮为核心,认为将弱肉强食合理化,导致道德伦理崩塌与社会价值观危机。

  只不过他在点出问题之后,却只把解决办法寄托于传统文化的中庸哲学与宋明理学,以仁爱道德规范精神世界,这种做法显然不足以说服迷茫中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避世主要分为三种途径:自杀、出家和隐居。

  梁济,梁漱溟之父,在清朝灭亡后对民国政治与精神现状彻底绝望。他认为旧道德已厌弃,新道德未发明,社会上下皆以利己为第一义,选择了投湖自尽。

  民国第一全才弘一法师在杭州虎跑寺断食17天,斩断尘缘,正式剃度出家。

  清末法部律学教官萧之葆,对老袁的专制痛心疾首,直接弃官隐居故乡,过着清贫的生活。

  就连原历史当中的迅哥儿,也是在教育部抄碑拓度日,思想受佛教经典、尼采式虚无主义以及老庄思想的影响,整个人极其消极,在文学史上称之为迅哥儿的“十年沉默期”。

  他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这一段时间,用的是“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而误入歧途的学生更多,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也多得是找不到目标而放任自由的学生。

  就算是身在东洋的仲甫先生,在没有接触最高理想之前,因为老袁的独裁,他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流露出强烈的厌世情绪。

  他在文章中指出来,国人既缺乏对国家公共安危的关切之情(无爱国心),又缺乏对国家真实情势的认知与理智判断(无自觉心),甚至喊出了“与其如此,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

  而同样在东洋的守昌兄,同样经常在《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在看到仲甫先生的文章之后,专门撰文《厌世心与自觉心》进行回应。

  守昌兄批评他“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并呼吁国人不应因国家不可爱就绝望自弃,而应奋起改造国家,“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或许也是这一场交锋,成为了陈、李二人日后相约的重要思想契机。

  知识分子的迷茫,归根结底是因为“旧秩序已死,新秩序未立”。孙先生等人宣传的共和造就,但道路却在老袁的统治下变成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换汤不换药。

  《大国崛起》更像是一个宏观历史的坐标系,如仲甫先生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大国崛起》就打破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共和乌托邦式的幻想,每一个崛起的大国的发展史都包含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史与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这正是对西方模式的祛魅。

  像杜亚泉等人主张退回传统,那么就像是《大国崛起》当中衰弱的国家,只有等死。

  大国没有永恒的霸权,兴衰更替是历史的必然。

  英法日美德等国的强大只是历史产物,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需要的是找到一个锚点,以此重回世界舞台。

  按照原纪录片的九个国家之后,就得林砚之自己写最重要的一个章节,中国篇,如何吸收大国的长处,走一条避免强国弊端的现代化道路。

  林砚之喝得不多,洗了把脸后翻开了最近几天的报纸。

  大多是没营养的文章,倒是《国民公报》有一篇辜鸿铭的文章,骂得有些狠:泰西诸国不过是些披着西装的禽兽!他们懂什么叫君臣父子?懂什么叫仁义礼智信?学他们?学他们如何以坚船利炮掠夺,如何以虚伪契约欺诈?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老头子还是那一套,认为应该用“君子之法”构建国家契约精神,以儒家伦理调和西方社会矛盾。

  老头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国际政治什么时候讲过君子之法?英国人当初炮轰国门的时候,可是为了鸦片这玩意,活该现代被反噬。

  不过林砚之还挺喜欢老头对外国人祛魅的言论,他说美国人博大纯朴而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而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虽缺乏前三者的特质却拥有灵敏,认为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通篇看下来,林砚之有一句话可以总结老头的核心论点:学习?学个屁!

  配上一个云龙兄铁三角的gif。

  《大公报》也有一篇,思想上完全与辜鸿铭相反:英吉利之资本、美利坚之宪政,法兰西之共和,德意志之军威……林砚之何其狂妄,何其不知天高地厚,有何资格指点江山,质疑泰西诸国这些文明的巅峰!

  文章把民国比喻成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而林砚之的《大国崛起》就是自以为是的狂态,是阻碍中华走向文明之最大绊脚石。

  林砚之扫了一眼名字,李承允,估计是个留学生吧。

  中间派在保守派和西化派都捞不到好处,两边都是开骂。

  可林砚之是什么人?从来是站中间,串两边,串不了就两边一起揍。

  看到《群众报》的时候,林砚之眉头一皱,编辑部内似乎也有分歧。

  沈尹默支持取长补短,在制度、教育、法律、军事改革上多方发力,他的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教育与法律重塑国民之精神,文化启蒙撑起崛起脊梁。”

  但是迅哥儿并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林砚之这边,他的性格本来就对宏大叙事保持警惕。因为辛亥之前,他对期待的共和异常热烈,但是辛亥显然是失败的,老袁独裁显而易见,越是“被讲得头头是道”的未来,他越是排斥。

  其实这可以从他的许多作品中看出来,宏伟叙事和与那个在柜台上写‘茴’字的孔乙己有什么关系?与那个失去孩子的单四嫂子又有什么关系?

  他在杂文中写道:砚之所写航海、契约云云,这些都太远。只是看近的,国人还在为鞭子、贞节牌坊争得头破血流。如果国民的精神依然是奴性的,那么所谓的崛起不过是换了一拨人继续做奴隶主罢了。

  说得好TM的有道理。

  真.跟我月薪三千有什么关系?

  大公报门口。

  “我是李承允!前两天的那篇头版就是我写的,我怎么就进不去了?”一个穿着挺括西装的年轻人嚷嚷着。

  门口的老大爷摇摇头:“我不看报纸,报社今天有大事,没人有空搭理你。”

  李承允不信邪,踮起脚尖往院子里张望了一下:“我明明看到里面有人在走来走去,你可别胡说八道!”

  “都说了没空,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李承允顿时火冒三丈:“别仗着手里有点小权力就刁难人!我写的文章你们社长都赞不绝口,将来绝对是你们《大公报》的主笔或者编辑!你得罪了我,以后你这门都看不上了!”

  老大爷闻言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你刚才说,你是从哪回来的?”

  李承允立刻挺直了腰板:“东洋留学回来的。东洋,知道吗?亚洲唯一的列强!”

  “东洋小鬼子嘛,知道。当年他们从这上岸的时候,老子和兄弟们还拿大刀砍过他们呢。”

  李承允一愣:“粗俗!鄙陋!东洋人那是来改造我们的!不然你们还在外族的统治之下!”

  “跟你这种愚民说不通,让开,让我进去!”

  报社门打开,走出来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跟着的正是大力夸赞过他的英社长。

  “社长!我,我是李承允啊!你们这门房不让我进!”

  “我也不让你进去啊。”领头的年轻人笑道。

  李承允瞪着他:“你谁啊?自不量力!我是来找社长的!”

  “你很喜欢用自不量力这个词。”年轻人指了指自己,“我就是大公报的社长。”

  李承允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却发现英社长非但没有反驳,反而默认了对方的说法。

  “你……你究竟是谁?”李承允彻底摸不清状况了。

  “你口中自不量力的林砚之。”

  英敛之在主持《大公报》期间,以敢言著称,曾撰文抨击慈禧专权、揭露袁世凯误国。只不过癸丑报灾当中,老袁的军政执法处下手太狠,记者躲进了租界照样被暗杀或者清算,加之在和林砚之的论战当中输人又输阵,整个报纸的经营陷入了困顿。

  《大公报》的股东众多,大家愿意投资是看中盈利能力,在出现亏损之后就把英敛之拎出来背锅。

  报灾对报界的打击实在是太大,混乱之后,不少人才要么就死了,要么被有背景的报纸收编或者潜逃海外,想要找一个主持大局的人难于登天。

  报纸的日常经营就由英敛之的弟弟英实夫代为打理,英实夫创办的圣功女学校,是津门五所之一新华中学的前身,整个人的精力并不在报社。

  报纸的言论和编辑主要由唐梦幻负责,他在报纸内容上增加了不少小说,报纸已经没了英氏时期敢言人之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的豪气。

  可不管是寓言体小说还是暗讽的现实小说,《群众报》和《大众周刊》是这方面的老大,《大公报》的东施效颦也就失去了特色,没了特色读者为什么要花一份买报的钱呢?

第232章 两个铁头

  沪上,老弄堂。

  与租界里那些灯红酒绿、豪华奢靡的西式饭店不同,弄堂里的老酒店只卖酒、不卖热菜,一般称之为大同行。

  几个下班的工人就站在曲尺型柜台前倚着喝,俗称“吃柜台酒”。不赶时间的可以坐在店堂内的八仙桌吃酒,小口慢抿、讲究腔调地喝叫咪咪老酒;自斟自饮、与朋友高谈阔论地喝则叫作扳扳大曲。

  工人大多是吃的柜台酒,而穿着长衫的文化人基本都在里面八仙桌喝老酒。

  这场面,和《孔乙己》里咸亨酒店的格局以及酒客的饮酒习惯差不多,整个江浙一带传统酒店的格局大抵都是如此。

  胡政之吃了一筷子豆腐干,和好友聊起了近况:“你进去之后,我四处联系了过去认识的学长,却没人敢接茬,幸好现在风头算是过了,也等到了你出来。”

  胡政之早年毕业于东洋帝国大学法律系,留学期间,正是在东京结识了面前的张季鸾。

  张季鸾年少知名,与国党元老于右任、西北大学校长李仪祉并称“陕西三杰”。

  辛亥革命后,年仅24岁的他就担任过孙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过《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还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

  他在监狱里吃了不少苦头,主要是因为他太头铁。在袁世凯面前,他依然敢抓着善后大借款的事大骂特骂,属实是头铁到了极致。

  二次革命后,国党不少人撤离去了东洋,他却留在沪上租界,继续在报纸上发声。结果租界公董局为了扩充租界范围,和北洋政府达成了私下交易,中国巡捕就能够秘密在租界行动,毫无防备的张季鸾就这么被抓了进去。

  幸好胡政之等人在外面拼命营救,加上他属于留日派,和老袁手底下的不少人有联系,这才保住了一条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牢饭没少吃。他本就瘦削病怏怏的,受了一通折磨,整个人看起来虚弱了不少。

  胡政之讲起了这段时间沪上的新闻,脱不开的就是林砚之,实在是他走到哪,新闻就跟到哪里。他此番北上,不少沪上的报人都扼腕叹息,报纸一下就少了不少热点。

  隔壁桌子的短衫汉子听到他们在谈电影《精武英雄》,喝上头的他立马搭话道:“这电影都得去看,钱多就多看几遍,没钱就凑钱也得看一遍,不看不是中国人啊!”

  “我连看了五遍!每次看都有新感觉!”那汉子撸起袖子,抖了抖胳膊上的肌肉,“中国人啊,可不能真当了东亚病夫!我明天就去精武体育会练武,能够强身健体,危急时刻也能保家卫国!”

  酒桌上的同伴都笑了:“你喝酒都喝最便宜的,还去看电影啊?几天都白干了。”

  那汉子急了:“吃饭重要,那是身体需要,精神也不能空着,这电影要常看,常看常新。”

  小酒店之中多是中下层百姓,胡政之和张季鸾是店里少见的穿着长衫的文化人。这些普通人或许思维上不如读书人通透,但他们能最直接地受到电影的影响。

  小酒店之中,多是中下层百姓,胡政之和张季鸾是少见的穿着长衫的文化人,这些普通人虽然够吃够喝,思维上不如读书人通透,但也能够感受到电影最真实的感召。

  胡政之唏嘘道:“因为这部电影,公共租界那边的日本人现在可是风声鹤唳。不少平时嚣张跋扈的东洋浪人,被看电影上头的中国人给揍了。每次都会发展成群架,但东洋人毕竟人少,次次吃亏。现在巡捕房都懒得管了,法不责众嘛。东洋人现在都不敢独自出行,一到晚上就缩在家里,这也是近期沪上一大诡异的场面。”

  张季鸾瞪大了眼睛:“一部电影,竟然有如此威力?”

  “这可是有声电影。”胡政之点点头,“虽然时不时会卡带或者停顿,但声光电的冲击,总要比简单的文字更有说服力。这电影是林砚之的作品,拍摄也是他的公司。而且,他最近还在报纸上连载《大国崛起》,讨论频繁得很。”

  张季鸾静静听了一会儿,忍不住惊叹:“此人乃是大才啊!能够深入浅出地剖析各国发展之利弊。只是不知道,他对咱们中国是如何评价的?”

  胡政之摇了摇头:“听《群众报》的同仁说,林先生肯定会写,但究竟如何写,目前还没有看到文字流出。”

  张季鸾急道:“真恨不得尽快看到他的雄文!如今局势比之我进去之前更加危急,孙先生在东洋迟迟不归,窃国贼在中央越发肆无忌惮。不把百姓发动起来,让他们明白事理,谁还能阻拦窃国贼走上独裁之路?”

  胡政之喝了一杯酒:“任尔东西南北风,外头风大还是风小,我们如今也说不上话。我现在担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你要不来帮我?总不能浪费了那么好的文笔。”

  张季鸾吐了口浊气,无奈道:“写不动了。出来之前签了承诺书,再写就不是关进去那么简单了。”

  胡政之张了张嘴,憋了半天才说道:“要不来做编译吧,就翻译翻译东洋那边的文章和小说,总不能荒废了才华。”

  张季鸾也没什么心气了,点了点头。

  沪上开销大,他原本租房住,被抓进去之后房子也顾不上,家当不是被房东扔了,就是被巡捕趁火打劫弄走了。如今他两手空空,不找点事情做,估计得饿死。

  就在这时,弄堂外传来喊声:“胡总编?胡总编在里头吗?”

  胡政之站起身,跑到酒店门口应了一声。

  一个小厮快步跑了过来,喘着气道:“胡……总编,加急电报,《群众报》分社转过来的,请您签收一下。”

  胡政之签过字,回到酒店拆开电报。

  张季鸾奇怪道:“你不是在《大共和日报》吗?《群众报》找你做什么?”

  胡政之看着电报,面色变得有些怪异:“是林先生发来的电报,让我北上,说是想让我去《大公报》任职。”

  “《大公报》?!”

  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在北方是毫无争议的权威所在。抨击慈禧太后和袁世凯等权贵都是日常,甚至不惧洋人,在1905年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运动中,英敛之坚决拒登美商广告,被誉为京津及北方地区的“清议之首”。

  要不是有《大公报》这个平台的高度,当年英敛之力推的吕碧城,也未必能那么快成为女界顶流。

  张季鸾更加疑惑了:“《大公报》不是英老板的吗?怎么会是林砚之邀请你任职?”

  “英老板已经退出了《大公报》,去北平养老了。报纸最近一天不如一天。”胡政之解释道,“但林砚之为何和《大公报》扯上关系,我也不知道。”

  张季鸾问:“你去是不去?”

  胡政之猛灌了一杯酒:“去!当然去!至少得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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