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笑道：“这里头指不定有什么大事呢，你去凑什么热闹？”
胡政之却一把拉住张季鸾的手：“我不单自己去，还要拉着你一起。”
张季鸾一愣：“我被关了这么久，早就脱离社会了，连电影有声音都不晓得了，还能做什么？”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胡政之紧紧捏住他的手，“你有着我羡慕不来的才华，何必因为短暂的挫折而消沉？林先生电报上说，让我去《大公报》任职之后自决之。你，就是我想招的第一个人！”
张季鸾眼眶微红：“只是我关得久了，怕自己已经荒废了文笔……”
“不管什么事，兄弟二人同心应对！”胡政之打断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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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的招牌还在，但里子早就烂透了。
自从英敛之退隐后，报社里的华资股东们大多只盯着眼前的收益，根本无心经营，利润每况愈下。
尤其是之前英敛之和林砚之论战惹恼了大批女读者，偏偏女性读者在家庭订阅上有着极大的话语权，这一波抵制，直接导致《大公报》的销量暴跌至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眼看已是无力回天。
林砚之这个冤大头愿意全盘接手，华资股东们自然是卖得最快，生怕晚一步就砸在手里。几乎都没什么谈判，双方互道一声冤大头，林砚之便以最大股东的身份入主《大公报》。
《大公报》成立之初，英敛之借着教众的身份从法兰西教会拉来了投资，他们占据了约两成的股份。他们对赚钱无所谓，只想借着报纸的平台传教。
林砚之对传教很反感，但人家不在乎钱，贵贱不卖。
然而，在法兰西这个金融立国的国家，教会再牛逼也不敢在金融面前叫唤，而林砚之恰恰是法兰西银行在华分行最大的客户。
不管是旗下的报纸杂志，还是秦晋矿业的庞大产业，在法兰西银行抵押贷款了数百万法郎，还通过银行渠道大规模进口机械设备和囤积物资，法兰西银行在他身上赚得盆满钵满，一个报纸而已，可不能影响他们挣钱。
当法兰西银行出面施压后，端着架子的传教士们立马变了脸，以极低的价格抛售了手里头的股份，自此林砚之完成了全资收购。
有人确实好办事，不过一战中后期法郎暴跌，战后更是一文不值，到时候法兰西银行如何看待林砚之就不好说了。
不过银行能不能撑得到那时候，还难说。
林砚之收购《大公报》的消息还是李承允透露出去的，他在《北洋公报》上发表文章，大骂林砚之“以金钱开道，挤占自由言论”。他声称自己之前对《大国崛起》的批评合理合法，就因为林砚之入主了《大公报》，便封杀他的文章，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弱小被霸凌的形象。
但津门这个地方，堪称“中国的佛罗里达”。
老百姓根本不关心以大欺小的话题，津门自开埠以来，各方势力混在一起，彼此之间存在了不少三不管地带，在流氓混混横行的情况下，坑蒙拐骗、打架斗殴成为常态。
大了不能欺负小，那不是白强大了？
大家更关心的是林砚之这条过江龙是什么手段，竟然两天内就能够让一家老牌报纸改头换面。
各种谣言满天飞，林砚之也懒得去解释。
但自从收购《大公报》之后，销量居然触底反弹，家庭订阅量涨得尤其快。
林砚之的《姊姊妹妹站起来》《太阳先生》影响颇大，还有不少关于女子的文章深得女性读者的喜欢，对他好感倍增。如今得知这位女性之友接手了报纸，那些原本退订的女读者们纷纷重新订阅。
而《大公报》报馆内部，却是一片愁云惨淡。
不少编辑和签约作者觉得天都塌了下来，之前在英敛之的管理下，他们可没少朝着林砚之泼脏水。如今，被他们污蔑的对象摇身一变成了自己的老板，众人心里自然是惶惶不可终日。
“报灾之后，报人工作很难找啊……”一个老编辑在办公室唉声叹气，“没了这个稳定的饭碗，我们这些只会舞文弄墨的，以后去哪里找饭吃？”
林砚之没着急下手，而是等着胡政之从沪上赶来。
一下船，胡政之就被一辆福特轿车接走，这玩意在沪上都是稀罕物，第一感觉就是备受尊重。
“林老板真舍得下本钱。”张季鸾拍了拍座位，“看样子确实是想要重用你。”
胡政之满心疑惑：“我主编的报纸在沪上都只能算是小报，放在全国来看都没什么名声，你说林老板到底是怎么想的？把我这样的无名小卒调来《大公报》？”
张季鸾比较放松：“不管如何，你得抓住机会。”
林砚之之所以如此重视胡政之，一来是因为在原本的历史轨迹中，正是胡政之开启了《大公报》长达三十年的腾飞期。既然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林砚之自然没必要另寻他人。
他接手《大公报》的时候，正是报纸最虚弱的时候，发行量跌到了不足5000份，而在十年后，全国分销机关达1300多处，发行量突破10万份。而到了49年，报纸发行量更是增加到20万份，报社资产从最初的5万元猛增至6亿元。
另一方面就是胡政之的立场极其坚定。之前和林砚之结怨的王揖唐是胡政之的贵人，胡政之能够进入《大公报》担任总经理兼主笔，正是得益于王揖唐的引荐。
不仅如此，1918年底胡政之远赴欧洲采访巴黎和会，其所需的采访经费也是由王继唐提供的。
新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期间，王揖唐尚未当选，《大公报》便提前刊登消息为其造势，直言“众院议长之属于王揖唐氏，殆已无问题”。
但是在王揖唐投靠东洋人之后，胡政之立马摒弃了私人恩情，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态度，甚至在报纸上直接以“王逆揖唐”来称呼他。
他懂得感恩，政治立场坚定，经营能力强悍，林砚之把《大公报》交给他是一百个放心。
第233章 四不方针
“让我当总经理兼社长？”
胡政之才听林砚之说了两句话，整个人立马就僵住了，脑子里嗡嗡作响。
林砚之点点头：“我担任《大公报》的董事长，你负责日常的经营，算是对你的监督。我需要你拿出一份切实可行的经营方案，不然，偌大一个报社，也不能随随便便交给你。”
一份经营方案，换一个全国知名大报的总经理兼社长，这还不够随随便便吗？
胡政之都不禁要自问一声，你什么玩意儿啊？就能一步登天？
他确实有半把刷子，也确实做过小报的主编，但在《大公报》面前，那都不够看。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华北地区除了《群众报》，首屈一指的便是《大公报》。而这两者的共同点，就是都属于面前这个年轻人。
一旁的张季鸾一脸兴奋，见好友还愣在原地，赶紧拿手指戳了戳他。胡政之这才反应过来。
他指了指自己：“您说……全部交给我？”
林砚之点点头：“电报里说了，自决之。”
“全都不干涉？”
“只要是有利于《大公报》的发展，我都不会干涉。”
“包括人事、经费，还有社论的立场？”胡政之追问。
林砚之笑道：“其他不问，唯一的立场就是国家和百姓。”
他推过来一张纸，两人凑近一看，上面写着“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张季鸾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原本虚弱病怏怏的身体，仿佛在这一刻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经历过癸丑报灾的人，都知道这四个字有多重。在报灾之中，整个报界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连北平的大报《正宗爱国者》都被查封，老板丁保成要不是林砚之出手，估计早就死在军政执法处的监狱里了。报灾之后，全国报纸数量锐减三分之二，大批报人被捕甚至惨遭杀害。
能够存活下来的报纸，要么选择了屈服甚至主动迎合，成为了北洋政府的传声筒。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亚细亚日报》。这份报纸因为听话，专门刊登歌颂老袁的文章，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资金扶持，发行量一度飙升。
要么就是身处租界，背靠洋人。比如沪上的《民立报》和《天铎报》，虽然报馆没被砸，但北洋政府直接下令内地禁止售卖，最终因经济上无法维持而被迫停刊。
在汉口，由于都督府封锁新闻，本地报刊噤若寒蝉，本地新闻只能靠租界内的英文报刊来报道。
就算是异军突起的《群众报》，也是因为林砚之和袁二公子私交甚好，还拉了陆建章的关系，才没被找麻烦。但即便如此，自我审核也极其严格。
真正有理想的报人，看着这种劣币驱逐良币、摇尾乞怜的局面，内心是何等的愤怒与绝望。
胡政之兴奋起来：“若是林先生信我，我定把《大公报》经营好！”
“别说大话，看实效。”林砚之说着，目光落在了张季鸾身上。
胡政之赶紧解释：“这是我多年好友，之前给孙先生做过秘书，撰写过不少文稿。电报中说自决之，我就把他带了过来。”
林砚之早就认出了他，实在是长得比较具有标志性，可以说胡政之和张季鸾这两个人是民国报界怎么都绕不开的人物。
张季鸾能够头铁，到处惹事还能活得好好的，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当过孙中山的秘书。
他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便是“三骂”。
一骂吴佩孚“有气无力”，说老吴“不特治军经国，有舍我其谁之叹；即谈诗说易，亦觉并世无耦。困顿经年，略无修省，而傲狠乃过于昔日”。张季鸾对曾“独霸一时”而大势已去的吴佩孚分析精辟，成为吴氏及直系军阀的盖棺之作。
二骂老汪“好为人上”，对于忽而联共、忽而清共的老汪，他写了一篇《呜呼领袖欲之罪恶》，骂他“领袖欲与支配欲为之祟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拿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做筹码，这精准预言了老汪未来的汉奸之路。
三骂老蒋“不学无术”，北伐军总司令大婚之日，张季鸾都放不过。骂总司令是“陈世美”，宋美龄是“小三”，他写了一篇《蒋之人生观》，斥责“离妻再娶，弃妾新婚”“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还骂他“不学无术，为人之祸”。
只不过，此时的张季鸾刚从监狱出来，精气神远不如未来那般意气风发。他小心翼翼地问道：“不知林先生这‘四不’原则，到底该如何解释？”
林砚之道：”第一不党，我们只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表意见，除此之外，不抱任何党派成见，也不依附任何政治背景。凡是行为有利于国家的，我们就拥护。凡是危害国家的，我们就坚决批评纠正。
第二不卖，绝不把言论当成做交易的筹码。换句话说，我们不接受任何带有政治目的的金钱补贴，也不接受政治势力的入股投资。因此，我们的言论或许会受限于自身的学识和感情，但绝不会为了金钱而改变立场。
第三不私，报纸不是用来牟利的工具，而是应该成为公共的喉舌，成为一股监督政府和开启民治的力量。
第四不盲，随声附和，叫做盲从；一知半解，叫做盲信；凭着一时冲动，不去详细调查求证，叫做盲动；不顾事实真相，一味地激烈攻击谩骂，叫做盲争。我们承认自己或许并不完美、并非全知全能，但我们绝不愿意让自己陷入这四种盲目之中。”
张季鸾猛地一拍大腿，叫绝道：“好一个四不！如此便能够扫清报界之沉疴旧疾，如果真能够逐字逐句落实，必是中国报业之巅峰！”
胡政之心里头却在叫苦，何必把话说得如此清楚？这不就是把林砚之架在火上烤吗？
他的文笔不如张季鸾，但心思更加活络一点，老板的话只能信一半，甚至一半都不能信，哪家报纸创立的时候不是起高调，能够坚持下来的又有几家呢？
张季鸾不细问，他还能装糊涂，哪天林砚之变了心意，也不至于难堪，毕竟最终解释权在老板手中。这一下摊开来说，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胡政之只能硬着头皮问道：“林先生，听闻《群众报》和《大众周刊》就有袁二公子的投资，不知道《大公报》之中是否也有他的入股？”
丑话说在前头，既然摊开说，胡政之得问明白。
“他没有投钱，不过我送了他一层的股份。”
张季鸾皱起眉头，胡政之同样忧虑起来：“林先生找来袁二公子，想必是想解除《大公报》的禁令，使得报纸能够在全国发行。可……”
“君以此兴，必以此亡。”胡政之知道想要落实四不方针，必然极其坎坷，他必须得摸清楚林砚之的底线，“以袁二公子作为背景，大公报是否还能够批评大总统？如果为股东网开一面，那岂不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届时报纸股东变多，是不是得网开许多面？”
“如果为袁世网开一面，那岂不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届时报纸股东变多，是不是得网开许多面。”
林砚之摆摆手：“大可放心。袁二公子不参与经营，他就是喜欢附庸风雅，给自己批一张泡妞的外皮而已。”
张季鸾并不认同：“起步阶段讲不清楚，拖到后面就越来越麻烦。”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林砚之也交了底：“二公子在北平不少场合连他爹都骂，你们骂一骂，他不会放在心上的。”
胡政之没和袁克文打过交道，一时真不知道如何评价这位奇葩公子哥。
林砚之道：“大公报不是监狱，来去自由，你们若是发现我违背了诺言和四不方针，大可挂印离开。”
“政之作为社长，负责报社整体运营。季鸾担任总编辑，负责社论和组稿。如果你们两个有意见不一，我来负责裁决。这样安排，可以？”
胡政之一下成为大报的社长，心里头自然高兴。但他立刻就想到了，如果林砚之想控制报社，只需要挑拨一下他和张季鸾的关系，想要插手管理便易如反掌。不过，他还是禁不住管理运行这么大报纸的诱惑，这绝对是符合他以新闻救国的理想的。
至于张季鸾，根本没想那么多。他早就被“四不方针”给吸引了，而且林砚之礼贤下士，并不介意他蹲过监狱，对于疑问也能够耐心解释。
如此老板，还要奢求什么呢？
某飘零半生，未逢明主，公若不弃。
《大公报》没有等到林砚之的雷霆手段，反而迎来了两个极其年轻的社长和主编。报社里的老员工仗着自己资历深，压根没把这两个年轻人放在心上。
“看年纪也就二十出头，毛都没长齐，还敢过来管理我们？”一个老记者靠在椅背上抱怨，“要不是现在工作不好找，我才不来这儿受这破气。”
一位编辑压低声音道：“还是小心点吧，新官上任三把火。你要是非要跟他们作对，别拉着我。林砚之可不是什么善人，惹恼了他，手段多的是。”
老记者也不想当出头鸟，只能不住地嘟囔：“年纪轻就是没有章法，让我们整理报道有什么用？难道还要以此来给我们发奖金吗？”
叫唤声音大的，往往是不了解情况的。而真正察觉到变化的人，则保持了沉默。胡政之的底细他们或许不了解，但张季鸾的水平他们是知道的。此人写的文章曾在报界引起不小的讨论，是个真正有实力的人。
大公报报社的会议室内，气氛凝重。
林砚之坐在首座，他只是开了个头，便让胡政之组织会议，摆明了是来给他压阵的。
胡政之直接点了五个人的名字，并将对应的新闻报道扔在桌上：“你们解释解释，这几条新闻是如何来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完全对不上，别的报纸没有报道。我派人去联系了你所记载的某人，人家反映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涉事的一个记者立马冷汗就出来了：“或许……或许是我记错了，可能是发生在别的时间。”
“我的这篇是独家新闻，别的报纸自然是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