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分钟后，门策尔放下滴管，转过身来，问了一句：“前几天的事情解决了吗？”
瓦尔特感激的回应说：“是的，解决了，对方承认自己是冒充者，非常顺利。谢谢老师！”
此刻，门策尔的目光瓦尔特垂在身侧的右手。他沉默了几秒，朝前走了两步：“你的手……让我看看。”
瓦尔特没有丝毫犹豫，他摘下手套，抬起右手。灯光照在手背上，那道疤痕在空气中很刺目。门策尔没有伸手碰它，只是看了很久。然后他轻轻摇了摇头：“愈合得很完整。但末梢神经不可能恢复了。”
瓦尔特收回手，重新戴好手套，淡淡的回应道：“是的，老师，但没关系，我已经适应了。”
……
第20章：对胰岛素的研究
不善言辞的门策尔并没有接话，在沉默片刻后，他转过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从一只深色的旧皮夹里，抽出四张一百马克的帝国纸币。
他再度走到瓦尔特面前，将钱递了过去，低声解释了一句：“这是你之前三个月的实验室津贴，还有学校的补助，总共四百马克。”
之前，瓦尔特在病理实验室里的津贴补助，每月是在30马克左右。而如今，拿到手的津贴补助是以往的4倍有余。
瓦尔特接过那几张崭新的纸币，他没有推辞，只说了一声谢谢，把纸币放进自己的内衣口袋里。
不经意间，瓦尔特注意到门策尔老师的笔记本上贴有各种标签，上面写着“胰腺提取物”，“血糖浓度”，以及“动物实验记录”等字样。从字迹上看，已经写了有一段时间了。
瓦尔特心下一动，随即问了一句：“老师，您现在改做胰腺研究了？”
门策尔正在把笔记本放在一边，点头说道：“是的，九月份刚刚分到的新课题。医学院那边下拨了一大笔经费，分配给病理学系的好几个研究方向，我选了胰腺内分泌这一块。”
瓦尔特继续问道：“就是为了治疗糖尿病？”
1889年，德国两位生理学家，梅林和明科夫斯基通过切除狗的胰腺，在实验室里成功诱发了糖尿病。
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确立了胰腺在糖尿病发病中的关键地位，也为后续寻找胰腺中的抗糖尿病物质，奠定了足够的理论基础。
受此启发之后，欧洲的医生与科学家纷纷开始尝试，他们从各种动物的胰腺中，提取活性物质，用于治疗人类的绝症之一，糖尿病。
不久前，一位法国生理学家有报告称：他和他的团队已从硬化胰腺的提取物中，成功分离出了某种能减轻狗糖尿症状的成分。虽然实验规模有限，结论也尚未得到其他实验室的重复验证，但这一消息还是迅速传遍了欧洲医学界。
《柏林日报》在头版报道了此事之后，舆论一片哗然。
这一次，充满无数矛盾的帝国国会，并没有像往常那般，开启无休止的谩骂与争吵，持续几个月后，在没有任何结果时，最终等待德皇威廉二世的御笔批示。
一场仅持续一小时的紧急会议上，议员们就同意将一笔笔专项医学科研经费，直接砸向柏林大学医学院、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哥廷根大学医学院等顶尖科研机构。他们要用这一大笔“糖尿病专项研究资金”，以确保德意志在生物医学领域方面，死死压制住自己的宿敌，法兰西。
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德法两国的医学竞争，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虽然充满了两国的民族情绪，甚至是个人恩怨，但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微生物学和医药学的发展。
其中，包括科赫首创的细菌染色法和固体琼脂培养基，为巴斯德学派的疫苗研发提供了核心工具；而巴斯德开创的减毒免疫理论，也指引着科赫的学生们研发出了白喉抗毒素……
巴斯德曾经所说的一句名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回到眼下，柏林大学和门策尔显然就是吃到了这一波政策红利。
副教授从木匣里取出一块蜡封的标本切片，对着灯光看了一眼，递给瓦尔特，说：“你看看这个。”
瓦尔特接过来一看，那是一块狗的胰腺组织切片，用过染色剂，在光线下能看到一些微小的细胞结构，腺泡和胰岛的轮廓隐约可辨。只是切片切得很厚，染色也偏深，很多细节被掩盖了。
他看了一会儿，把切片还给门策尔，说：“能看出一些结构，但不算太清楚，您是想从胰腺里提取某种有效成分吗？”
门策尔的目光亮了一下，接过切片放回木匣：“我认为胰脏可能分泌一种能调节血糖的物质。如果能提纯出来，通过酒精沉淀、干燥或者动物模型测试，理论上可以治疗糖尿病在。现在的临床上，任何药物对这种病几乎没有任何办法。”
他翻动着笔记，指着一组手写的实验数据说：“我把胰腺研磨成浆，过滤之后注射到糖尿病狗的腹腔里，血糖确实会短暂下降。但问题很明显，杂质太多，浓度不稳定，而且效果只持续了几分钟就消失了。”
门策尔继续说，“如今，我在尝试用不同的溶剂来提取，比如乙醇、丙酮、乙醚，效果都不理想。”
一旁的瓦尔特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的站在实验台旁边，目光快速浏览着那些数据表格，接着，脑海里开始浮现出两条平行的时间线：
一条，是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读过的医学史，班廷和贝斯特在1921年的夏天，多伦多大学，结扎胰管让消化腺萎缩，再用冰冷酸醇提取，第一次得到了有活性的胰岛素。
另一条，是此刻他眼前的光景，门策尔副教授用研磨器和过滤纸，试图从被消化酶破坏的胰腺组织中，分离出一种早已在研磨时就被迅速降解干净的物质。
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是十八年。
糖尿病在1903年仍然属于不治之症，尤其是1型糖尿病患者的平均生存期，只有几个月到几年，一旦确诊，往往意味着缓慢而确定的死亡。
当时的医生只能建议患者严格限制饮食，这种被称为“饥饿疗法”的极端饮食控制方式，在本质上只是延缓死亡，而不是治疗，患者会在营养不良和酮症酸中毒之间反复挣扎，最终死于各种并发症。
欧洲各国的实验室从此都试图从胰腺中提取出降糖物质，但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他们不知道胰腺中含有大量的消化酶，一旦细胞被破坏，这些酶会在几分钟内把胰岛素分解干净。
门策尔的方法，研磨、过滤、注射，恰恰触发了这个过程，当时他只是复制了之前无数失败者的路径，而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瓦尔特知道这一切。他清楚地看到了门策尔的错误，也清楚地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有那么一瞬间，他想要开口，说上几句方向性的话，比如：“不要先研磨”，“让胰管先退化”，还有“在低温酸性环境下提取”，就足以把门策尔从这条死路上引开。
但最终，他还是忍住了。
他之所以能清楚地看到班廷和贝斯特的成功之路，是因为他站在21世纪在往回看。只是在当下，一个对胰腺研究没有任何建树的医学毕业生，忽然给出了整套具体操作方案，这件事很难被合理的解释。
现在的瓦尔特，在门策尔眼中只是一个在医院和警察局之间疲于奔命的前任助手，却忽然给出超越自身领域的技术指导......一个谎言背后需要无数次的谎言。
而且，胰岛素提取是一门精细活，即便是班廷和贝斯特也用了数月时间，不断试错才确定所有关键参数，温度、酸碱度、提取时间、酶的失活方式，任何一步出错都会导致失败。
不仅如此，瓦尔特还有一点点的私心。
最终，他选择了一种更适合他自己的方式。
……
第21章：老房东的恩人
内心反复斟酌过后，瓦尔特小心翼翼的提醒一句。他说：“老师，假设一下，如果我们把提取的温度降下来，比如是在冰浴条件下进行操作，会不会有机会减少那种活性物质的降解？”
门策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先是沉默了两三秒，那是在评估上述提议的可行性。
“冰浴……”
这位科学家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然后拿起笔在笔记本边角飞快地写了一行字，“研磨过程会产生热量，你说得对，温度可能是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因素。我之前怎么没有往这个方向考虑过。”
瓦尔特没有再说下去，这一句话够了，价值千金。
门策尔把一枚新切片放在载物台上，调了调焦距。“对了，你在医学院助教的工作，贝格曼教授那边怎么说？”
“两周前，教授派人告诉我了，估计要等到明年开春之后。”
听到这里，门策尔内心叹了口气，随后低头看向目镜。
过了片刻，这位副教授直起身，摘下眼镜擦了擦，对着曾经的学生问道：“所以，你现在夏洛特医院做住院医师？”
瓦尔特解释说，“目前还是助理医师，另外我还兼职了柏林警察局的法医。”
门策尔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你还在做和医学有关的事，这比什么都重要。法医能看到很多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对将来做临床或者做研究都会有帮助。
另外，柏林警局的首席法医，阿多诺博士，那是个水平出色的人，而且和我关系不错。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和他多聊聊你。”
瓦尔特很是感激的说道：“谢谢老师！只是我今后可能不太会经常来学院了，那两边的工作排得比较满。”
门策尔笑了笑，“没关系，你有时间就来实验室看看，顺便指导一下你的师弟们。放心，我的助理会记录你的出勤记录。”
下一刻，瓦尔特听出了这句话的分量，面前的副教授是在用他那种不擅表达的方式，向自己发出一份工作邀约，
门策尔把笔记摞好，放在书架的一端，他又拿起一只干净的试管，对着灯看了看内壁。瓦尔特看着他的动作，忽然觉得自己能够理解为什么原主科勒在日记里把门策尔列为可疑但又不那么确定。这位科学家有一种不设防的专注，对实验的投入会让他暂时忘掉周围的一切。
“老师，我先回去了。”瓦尔特说。
门策尔没有回头：“嗯。知道了。”
瓦尔特转身离开了实验室，轻轻带上了门。走廊里没有人。
四百马克，加上之前在红堡那边赚到的，以及哈塞医生给的津贴和房租余下的积蓄，瓦尔特现在手头大概有1500马克的储备金，虽然距离八千马克债务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已经比刚醒来时好得多了。
……
十一月中旬，柏林的气温已经降到了冰点附近。清晨的厨房里，火炉烧得正旺，铁炉圈上的水壶冒着白汽。
瓦尔特坐在餐桌前，盘子里放着两块白面包，不仅涂了黄油，还夹了煎过的培根，旁边放着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热咖啡。他吃得很快，狼吞虎咽那般，面包带着培根的油香，以及咖啡的苦味一起滑进胃里，整个人这才暖过来。
这份早餐跟一般租户得到的不太一样：白面包、黄油、培根和黑咖啡。毫无疑问，这些对于柏林的中产家庭而言，已经算是比较奢侈的早餐了。
事实上，这是老房东韦伯坚持要给他单独开小灶，瓦尔特推辞过好几次，但没推掉，不得不接受了。
原因出在两周前，老韦伯的小孙子汉斯得了场感冒，起初在诊所，找了一个医生看过了，开了点药，但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
那日，老韦伯愁眉苦脸地在走廊里叹气时，路过的瓦尔特多问了两句症状，随后他心里顿时一紧。感觉那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号称“儿童第一杀手”的白喉。
同样是军医官出身的贝林医生，于1890年就发现了白喉抗毒素血清。只是那东西制备起来极其复杂，又是要从马匹血液中提取，工艺繁琐，成本高昂，产量极少，属于有钱都不一定能拿到的稀缺品。
好在瓦尔特借助夏洛特医院的医生身份，又动用了哈塞医生和门策尔副教授的私人关系，从国家病毒实验室的储备库里，紧急调配了一支抗毒素血清。
小汉斯在第二天清晨注射之后，烧退了，嗓子里的假膜也慢慢脱落了。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房东韦伯一家，上上下下，就把瓦尔特-科勒医生当成了自家的大恩人。
……
瓦尔特吃完了最后一块面包，又把杯子里的咖啡喝干净，起身披上大衣，出了门。寒风扑面而来，医生不由得裹紧了衣领，沿着大街朝夏洛特医院的方向走去。
这段时间以来，他很少有完整休息过一天。
每个礼拜的时间，已经被分割成三段：三到四天，属于医院的门诊和病房；其余的，属于红堡的外勤和法医办公室；至于晚上，则留给自己整理报告、翻阅案卷、重新学习。
偶尔的，瓦尔特也会抽半天时间前往柏林医学院，在门策尔副教授的实验室待上一会儿，以师兄的身份指点几位学弟。至于医学院的助教工作，依然没有下文，好在摆脱了赤贫状态的瓦尔特，已经不再每天都想这件事了。
今天是周一，一周之中最忙的一天。
助理办公室他已经很熟悉了，桌面上永远堆着前一天留下的病历和检验单，墨水瓶旁的蘸水笔笔尖总有干涸的墨迹，需要每天清洗。
尽管在房东那里喝过咖啡，但瓦尔特还是习惯于为自己泡了一杯红茶，在桌前坐下来，用左手翻开第一本病历，在页边写下几行注释，然后推着那辆装满病历夹的小推车穿过走廊，开始一天的第一轮查房。
每次查房，他都会在每张床前多停一会儿，有些病人的情况他已经很熟悉了，不用翻病历也能说出用药调整的思路，但他还是会翻开看一眼，确认自己没有任何的遗漏。
下午的医院比上午安静一些，走廊里的人少了，推车的轮子声也稀疏了。如果不需要值夜班，他会在六点之前脱下白大褂，换上深灰色外套，在医院食堂吃完晚餐后，再返回阿尔布雷希特街的住处。
红堡的地下室法医办公室，已经成了他的第二个办公地点。前几天他也终于见到了自己名义上的主管，柏林警察局的首席法医，阿多诺博士。
那是一个身形消瘦的中年男人，五十岁上下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深灰色头发没有梳理，随意垂在额前，外套永远都是皱巴巴的，袖口沾着几处暗褐色的旧渍，领结松垮地挂在脖子上，手里习惯于攥着一只镀银的扁酒壶。
……
第22章：忙碌的瓦尔特
从甘纳特那里，瓦尔特了解到阿多诺博士的相关情况。他毕业于著名的慕尼黑大学医学院，随后在当地一家附属医院了担当10多年的住院医师，还荣升过科室负责人。因为一不小心，阿多诺得罪了巴伐利亚的某位大权贵，差点锒铛入狱不说，还被搞得妻离子散，最后丢了工作。
不得已，阿多诺唯有孤身离开慕尼黑，继而千里迢迢来到帝国首都谋生。但很快，他便在众多朋友的介绍下，成为柏林警察局的一名专职法医。
只是不知何时开始，这位已晋升柏林首席法医的阿多诺博士，已经对法医这份工作谈不上什么热忱，上班总习惯于拖拖拉拉，而且办公桌抽屉里常年藏着好几瓶杜松子酒，时不时就会抿上几口。
但另一方面，他倒从未耽误过正事。尤其是警监和警督重点交代的验尸报告，他都能按时交上来，字迹潦草却条目清晰，死亡时间、致死原因、体表特征几栏从不留白。
两周前，瓦尔特以夏洛特医院住院医师的身份，为警局档案室一名职员的母亲安排了住院治疗。他不仅协调了多位专科医生会诊，还自己掏钱，安排了一间单人VIP病房和特护。也是从那天起，这位法医助理便拥有了自由出入柏林警察局档案室的最高权限。
借着整理旧卷宗的机会，瓦尔特粗略翻阅了阿多诺博士经手的案件，至少在程序上没有发现明显的纰漏。阿多诺虽然工作懒散，但底子还算干净，行贿受贿方面基本没有丑闻。
不仅如此，瓦尔特甚至还找到了一处亮点。
那是两年多前，阿多诺连续解剖了十几例表面诊断为心绞痛、胸膜炎或急性心力衰竭的死者，在每一具尸体的主动脉壁上，都发现了一道纵向的撕裂口，内膜和中膜之间剥离出一层血肿。
于是，这位验尸官在报告里用铅笔在页边画了一幅简图，标注了“疑似动脉壁内层分离”几个字，措辞谨慎，却已隐隐指向医学界尚未发现的“主动脉夹层”。
不过很可惜，这份报告归档之后便再无下文，当时没人留意，也没有人把那些散落在不同卷宗里的相似发现，串起来看过一眼。而且，阿多诺似乎也不愿意将这种重大发现，投稿于柏林的医学期刊，公之于众。
……
进入十一月，柏林市区的案件数量忽然多了起来，让瓦尔特忙活得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