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人动作迅速，每一个抽屉都恢复原位，只把目标物品带走。前后不到二十分钟，五个人便从不同方向各自散去，整栋公寓楼无人察觉。
黎明时分，瓦尔特把行动组带回来的战利品统统摆在桌面上，房间里还有杰林斯基和陶德曼。
借着煤油灯的光亮，他先是看了看彼得罗夫还没写完的那半封信。信纸粗糙，字迹歪斜，但“海鹰”和“德国外交官”几个字都写得清楚。如果这封信当天被送出去，海鹰现在恐怕已经在总督府的地牢里待着了。
瓦尔特把信折好，划了根火柴，扔进火炉里，看着它彻底化成灰烬。旁边的钞票他大致数了数，卢布连纸币带金银币，折算起来大约1100多，另外还有少量的奥匈克朗和零散铜板。
瓦尔特先是拿出350卢布交给陶德曼，冲抵之前海鹰被人勒索的借账。剩下800多卢布分成两堆，大的一堆用纸包好，让杰林斯基带回去，给五个人均分；另一小堆，他推到陶德曼的面前。
作为身价数百万帝国马克的领导，瓦尔特-科勒自然是看不起这一点的歪瓜裂枣，就给下属们分了。
杰林斯基和陶德曼二人相视一眼，看了看各自的那叠钱，也没推辞，收了起来。
税务官彼得罗夫的死，不过是一颗小石子投进了维斯瓦河。这一过程中，水花仅仅溅了一下，就被后面涌来的浪头彻底吞掉了。
那天清晨，临时医官在普拉加街边草草验完尸体，巡警把登记表塞进皮包，围观的人散开，街道又恢复了原样。
也是在同一天上午，华沙总督府换了一位新主人。
切尔托夫一早就乘马车去了火车站，他的身边只跟着一个副官和两个拎皮箱的勤务兵，走得很安静，连送行的人都没凑齐。据说他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总督府楼顶的帝国旗帜，什么也没说，就钻进了车厢。
午后，马克西莫维奇将军的车队从另一条路进了城，没有仪仗，没有军乐，只有一个骑兵连在街口列队。
新总督刚下车，就把切尔托夫留下的将校军官，还有警察总长叫进去谈了三个钟头。紧接着，几道换防命令从总督府发出去，华沙城内的驻军频频的调动，马蹄声和炮车轮子的咯吱声，在几条主要大街上响了一天。
全城的政客、官员和外交人员，都在忙着打听新总督的脾气和走向。毫无疑问的，没有人顾得上一个税务官死在了酒馆外头。
彼得罗夫的顶头上司只好先派人去收了尸，通知了彼得罗夫的前妻和儿子，但母子俩一听说彼得罗夫生前没有留下一个卢布的财产，反倒是一大堆欠条等着偿还的时候，既不继承对方的“遗产”，也拒绝出席追悼会。
事实上，那场为彼得罗夫举办的追悼会，最后只来了税务所的三个同僚，其中一个还半路溜走了。
瓦尔特在总领馆里，听着陶德曼带回的这些消息，并不吃惊。这是他选择在总督更替当天动手的原因之一。新政体交接，军警调动，所有人都盯着上面，下面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案子自然不会引发注意。
这种时候，一个肥胖税务官的猝死，连《华沙信使报》的小边栏都上不了。陶德曼说，只有一家小报纸，在新总督到任华沙的第三天，这才刊登了一小段“普拉加区一税务官员酒后暴毙”的消息。这家报纸甚至连彼得罗夫的名字都写错了，叫“别特罗夫”。
“呵呵，好得不能再好。”瓦尔特笑着说。
这件事之后，瓦尔特对人的身体和死亡方式，有了一种近乎职业性的习惯。他开始在脑子里给每个可能构成障碍的人做“病案分析”：年龄、体型、饮食习惯、日常作息、家族病史、是否吸烟、是否喝酒、是否容易疲劳。
他在柏林大学读医时学会的那套诊断思路，如今被用在了完全不同的用途上。他越来越觉得，让一个人死在所有人意料之中，是最干净的。
越是合情合理的死亡，越没有人去追问。这是华沙，一个每天都有人被冻死、淹死、醉死、饿死，被人捅死在巷子里的地方。在俄国人的档案抽屉里，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意外卷宗。
……
第139章：下一个目标
毫无疑问，德莫夫斯基和毕苏斯基才是瓦尔特华沙之行的最主要目标，至于除掉税务官彼得罗夫，不过是意外触发的一个支线任务。
之前，总参的盖尔将军，外交部情报主管埃伯施泰因伯爵，以及政治科警监克莱斯特等三人，联合批准了瓦尔特的“白色方案”。
随即，他们也默许了这位东方事务专员针对德莫夫斯基和毕苏斯基二人的处置，不再强调所谓的绅士做派。
这份计划之所以被命名为“白色方案”，是因为瓦尔特提交的文本恰好是一份白皮书。又或许是前世二战的烙印太深，让他养成了习惯，总爱用不同的颜色来为草拟的重大行动方案做特殊标注。
眼下任务已重新回归主线，那就是“尽一切手段削弱国家民主党和德莫夫斯基在华沙的影响力”。似乎习惯于原有的路径依赖，瓦尔特第一个念头还是延续之前的老办法，制造一场“人为的意外”。
首先，他需要了解对手的方方面面。
德莫夫斯基，国家民主党领袖，俄占维斯瓦边疆区最有影响力的波兰政治人物之一。德莫夫斯基没有地下抵抗组织那么暴力，也从不在言语上公开反抗俄国。关键一点，他深刻影响，甚至是控制着相当一部分波兰知识分子、市民阶层和神职人员的舆论。
所以，柏林和维也纳都不喜欢这个波兰人，是因为德莫夫斯基比谁都更善于利用俄德奥之间的矛盾，让他和他的政党在夹缝中继续生存。这样的人，不能明杀，最好也让他像彼得罗夫一样，“自然而然”的消失。
不久，瓦尔特开始近距离的观察德莫夫斯基。这个人常年居住在华沙，时不时的也会前往法国巴黎，安抚生活在那里的波兰侨民。
德莫夫斯基在华沙的住所，是位于城南一处不算气派的公寓里，房子不大，门前连个像样的马车道都没有。
此人没有妻子，没有仆人成群，每天早晨七点出门，步行到附近一座天主教堂做弥撒，然后去一家波兰人开的书店后面办公；中饭经常是一份荞麦饭配酸菜和少许肉肠，晚饭也很简单。
德莫夫斯基从不抽烟，酒只偶尔喝一小杯，多数是红酒，而且还是兑了水的。陶德曼见过此人几次，说他脸颊清瘦，颧骨明显，眼神沉稳，说话时保持不紧不慢的节奏。
此人的举止就像一支上过发条的瑞士怀表，自律的让瓦尔特生厌。
不仅如此，瓦尔特曾命令杰林斯基安排人手前往德莫夫斯基住所附近，连续观察了一个礼拜。线报回来得很详细，甚至包括德莫夫斯基出门散步的路线，他家女仆每天倒垃圾的时间，以及最喜欢购买哪家面包坊的面包。
瓦尔特把上述资料摊在桌面上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付沃尔夫、彼得罗夫等人的方式，在德莫夫斯基身上根本行不通。
一个不熬夜、不酗酒、不暴食，既不嫖又不赌，生活极其自律的中年男人，那种无中生有的心脏病和脑中风，还远远不能给他带来足够的威胁。
就算成功给德莫夫斯基下了洋地黄等毒剂，但一个前提是他必须喝下足够多的烈酒来掩盖药性。毕竟，在没有酒精对药物毒性的倍增效应下，洋地黄制剂在死者体内的痕迹，会被一个足够认真负责的医生查出来。
而德莫夫斯基这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一旦死得可疑，波兰人不会善罢甘休，俄国当局也会紧张起来。到时候引来的不是本区的警署，而是总督府政治处和奥赫拉纳的联合追查。最终，五人行动组，甚至是瓦尔特自己，都可能被牵扯出来。
毫无疑问，下毒的这条路目前走不通。瓦尔特合上资料，坐在暗处想了半宿。此刻来自涅瓦河上的冷风，从窗子的缝隙处钻了进来。
第二天一早，瓦尔特把陶德曼叫到了后楼的小会议室。他反手关上门，只交代了一句：“关于对德莫夫斯基的行动，不必再制造任何意外了。”
“怎么说？”陶德曼问。
瓦尔特语气平静的说：“找一个最佳的时机，用最直接、最粗暴的手段，让这个人从世上消失。而且要快，必须当场解决，还要留下足够的混乱，让波兰人自己内部互相猜忌，彼此仇恨起来。
国家民主党在波兰不是没有对头，毕苏斯基和社会党人就恨他们恨得要死。刺杀案一出，只要现场再出现几样，能够让秘密警察联想到激进派的物件，后续的调查就会被引向别的方向。”
挑动温和的国家民主党与激进的社会党爆发内讧，这本就是瓦尔特暗中筹谋的选项之一。只是埃伯施泰因伯爵对此类手段心存顾虑，特意叮嘱他：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必须确保德属波森不受波及。
陶德曼沉默片刻，问：“你计划什么时候动手？”
瓦尔特几乎没有迟疑，沉声开口：“行动必须定在五月底之前，最好是五月中旬。让杰林斯基他们继续盯紧目标，反复核对他的出行路线、作息规律。既然私下制造意外行不通，那我们就在华沙城内，做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案要案。嘿嘿，医药与化学，从来本就是一体两面。你去帮我找2公斤的棕色粉末，还有2公斤的高纯度G油……”
说到这里，瓦尔特忽然停了，那是他想到自制爆炸装置的麻烦。
购买2公斤的棕色粉末很容易，作为使用较为普遍的消毒剂，华沙药店里都有大量存货，一次性购买2公斤也属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无需医生的处方。
所以，陶德曼或是杰林斯基他们，只需要分期分批，从地下药店购入，没有任何的记录，压根也不会引起俄国军警的注意。
只是G油就非常麻烦了，尤其是那种高纯度的G油。
在第一时间里，瓦尔特就不能指望药房。那是药剂师只有小瓶的药用G油，还需要医生开具的处方单。不仅如此，但凡超过5小瓶药用G油，就需要严格登记，随时上报给警察。
毫无疑问，这条路根本行不通。
用市面上买来的肥皂，理论上也能熬出G油。但这显然属于太笨的办法。要得到够用的量，就要消耗极多的肥皂，还得长时间熬煮，结果满屋子都将是皂汤的刺鼻味道。
比起拆肥皂，能弄到牛油或者猪板油，自己做皂化，从废液里捞G油，效率高得多。然而。熬煮时散出去的气味，势必会引来秘密警察的注意。
所以，最省事也最不容易招麻烦的路子，还是找格日博夫斯基广场的日化批发商。委托中间人出面订货，对外宣称是收购兽药膏，或是鞣制皮革要用。
一次拿到几公斤的G油，铁桶直接马车运到秘密仓库。不用自己熬油脂，没有蒸煮的气味，不会惊动左邻右舍，以及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
唯一的麻烦在于，如果用自己人的名义下单订货，商行必定会留存订货的台账。等到刺杀得手之后，制作简易炸药的原料，毫无疑问会成为俄国秘密警察重点追查的一条线索。
只要俄国人智商不差，侦办逻辑不出太大纰漏，这份订货记录就会成为铁证，“五人行动组”很是容易顺着这条线索暴露出来。
当然，杰林斯基他们也可以前去经销商那里，暗中销毁这些单据，但这无异于打草惊蛇与掩耳盗铃，物证可以抹除，人证却依然存在。
至于华沙城郊的肥皂厂固然也能拿到G油，可这些工厂无一例外都和俄国警察往来密切，溯源追查会更加直接，只能留作万不得已时的备选。
……
想到这里，瓦尔特走到窗前，把百叶窗推开一条缝。楼下的院子里，几个仆役正往门房搬东西，两名低级雇员在井边洗手，相互嬉笑。他随即又把窗合上，转过身来。
瓦尔特继续说道：“改换暴力手段，不等于就此蛮干。执行刺杀的人，不能直接暴露正脸，尤其不能让旁人见到任何德制武器和德制弹药留在现场。弹壳、匕首、炸药留下的痕迹，全部要清理干净，或是刻意布置，把俄国警察的调查方向引向别处。
另外转告杰林斯基：采购炸药原料、参与暗杀行动的人手，最多不得超过两人。事成之后，他们必须立刻撤离华沙，经由预先安排的安全通道返回德国，中途不准有任何的停留。”
陶德曼站在那里，瓦尔特看了他一眼，问：“都记好了吗？”
“是的，上尉！”陶德曼回答道。
瓦尔特点了点头，说：“很好，那现在你就去告诉杰林斯基他们，时间放宽到两周之内，所有物料都必须准备妥当，去吧。”
四月下旬，窗外的华沙渐渐透出春日的气息。作为华沙新总督的马克西莫维奇将军，上任后的第一批布告正在大街小巷里大肆张贴。至少是表面上，华沙城里的秩序看起来比前些天要松弛一些。
德国总领馆收到了新任华沙总督的接风宴请柬，瓦尔特?科勒拒绝陪同总领事路德维希赴宴。在华沙并不大的外交圈子里，胆小避事，早已成了瓦尔特?科勒上尉的固有的公众人设。
而这，也是瓦尔特需要的真正护身符。
……
【安全提示】出于内容上的安全考量，本书文中以棕色粉末与G油，替代现实中高危爆炸物。本书仅为虚构历史小说，仅供娱乐阅读。请勿模仿书中任何危险操作，切勿尝试制作相关危险物品，严禁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第140章：躁动的华沙
至于上一场宴会上，切尔托夫当众冷落自己的那点小场面，早就随着旧总督的离职烟消云散。反正现如今瓦尔特是脸皮特别厚，除了完成任务，以及人身安全外，其他的一切似乎都不太重要。
另一方面，新官上任，马克西莫维奇要见的是各国使节的正职，他一个武官助理兼名誉副领事去了，通常会被安排在某个墙角边站桩。与其把一晚上耗在各种虚伪中，不如待在使领馆后楼，做一点实际的事情。
听完瓦尔特的歪理学说，世袭外交贵族出身的路德维希也不再多说什么，换好礼服就独自出发了。这位总领事先生在华沙耕耘多年，无数次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总能把分寸拿捏得极好。
总领事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瓦尔特在二楼窗边看见他下了车，过了大约10分钟，陶德曼敲门进来，说总领事请他过去一趟。
见到瓦尔特进来，路德维希总领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吧。”
瓦尔特坐下，没有先开口。
此时，老人已将领带拉松，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不得不说，那位马克西莫维奇总督，比我预想的还要理想化一些。最起码，俄国绅士的底子还留着，说话做事都不像上一任那么僵硬死板。整场宴会之上，他一直都是面带微笑，站着与众多宾客聊天，自己反倒是没怎么喝酒。”
“不过，您觉得他能在华沙待多久，3个月够吗？”瓦尔特笑呵呵的问了一句。
听到这里，路德维希忍不住在心中，给自己面前的麻烦精，竖起了一根大拇指。当然，总领事并不打算去表扬瓦尔特。
“这个人的确是有自己想法，不是在冬宫温室里长大的贵族，听说他已经向圣彼得堡递了报告，说华沙的问题不在于波兰人率先制造了麻烦，而在于俄国自己派来的中下级官僚太贪太笨，把本来愿意妥协的波兰人推到了对立面去。他建议恢复部分波兰籍文官的职位，先把市政运转稳住了再说。”
“呵呵，这话要是传到圣彼得堡那边，可不好听。”瓦尔特轻笑道。
路德维希轻哼了一声，说：“所以他的位置并不牢固，尼古拉二世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是服服帖帖的波兰人，而不是听一个骑兵中将给他讲什么行政管理课。马克西莫维奇以为靠微笑与理性可以压住华沙的反抗，但当下真正压得住街头抗议和集会的，就是强横的武力。
事实上，这位新总督越是跟波兰的上层客客气气，革命党就越觉得他软弱。所以革命党越是闹腾，圣彼得堡就越觉得他没用。结果就是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两边都讨好不了，我看他最多就是撑到秋天。”
瓦尔特没有接话，他知道路德维希很少把话说死，能说到这个程度，说明今晚的总督府里，这位老练的外交官已经看出来不少东西。
两人没有继续多谈，瓦尔特随后起身告辞。
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瓦尔特很少参加华沙外交界的社交活动。他把自己缩在总领馆后楼，过一种极有规律的灰色生活。
每天早上六点一刻起床，六点半下楼，绕着后楼和院子里的小径快跑五圈，再去使馆食堂里吃早餐。饭后，开始整理柏林寄来的信件摘要和陶德曼带回的报纸，把华沙城里的罢工、集会，以及警察报告分门别类。
到中午，他下楼和馆内人员一起用享用午餐，但他吃得很快，也不爱说话。饭后小睡半个钟头，下午继续看资料，有时在档案室里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
每天，瓦尔特选择外出打卡两次，一次是在上午十点前后，另一次是在傍晚六点左右，其行动路线基本就是圈定在总领馆附近的三条街内。
他常去的地方比较集中，几家波兰人经营的杂货铺，一家犹太人开办的蛋糕店，一家俄国人开办的咖啡馆，还有售卖当日报纸的街头小亭子。
瓦尔特买的东西并不多，通常就是一包俄国卷烟，几盒火柴，有时是储存的陈苹果或野生蓝莓，有时只买几份当天的《华沙信使报》、《华沙报》和《每日信使》。
《华沙信使报》是华沙发行量最大的主流大报，属于温和的自由主义，受审查约束代表城市中产、商人阶层，不鼓吹暴力革命，但会委婉批评当局的“俄化政策”。在政治立场上，更倾向于德莫夫斯基和国家民主党。
而《华沙报》，属于老牌的保守大报，偏向那些彻底投靠俄国人的波兰贵族，立场谨慎，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
至于《每日信使》，当下已经被毕苏斯基和他的波兰社会党秘密收购，并加以改造，目前成为了社会党人半合法的公开喉舌。
毫无疑问的，瓦尔特每次出门，身后总会跟着“尾巴”。
有时是一个穿深色大衣的中年人，有时是两顶“便帽密探”，一左一右的相互轮换。偶尔的，瓦尔特会停下脚步，回头确认过这些跟踪者是否为熟人，那是他知道俄国宪兵队和秘密警察，会在自己的日常线路上安上眼睛。
所以，瓦尔特故意要把这些“眼睛”吊着玩。每次进了杂货铺，他都会和店主多聊几句。当然内容都是全无意义的，不外乎今天的天气好不好，面粉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以及但泽港来的鲱鱼罐头是不是还那么咸。
那个戴黑框眼镜的老店主已经习惯了这个无理取闹的德国人，见他进门就点头，尽管他很想拒绝对方进门，但秘密警察们压根就不允许他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