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语气平静的说：“科勒上尉，我知道您一直在政治科工作，应该知道有些问题在总参是不能问的。”
“我今天不是代表总参问您，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瓦尔特说。
“您的工作完成了？”
“是的，格勒纳上尉和盖尔上校都在外面，还有两名军法官。”
听到这里，哈斯沉默了一段时间，心中感觉像是有一块巨石落下，这一刻，他整个人反而轻松下来。
哈斯缓缓说道：“我年轻时以为，总参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保障德国不再被包围。后来我才看明白，最上面的那些人，从来没把防御当目的。他们只是把防御当成下一步进攻的起点，试图杀戮更多的生命。”
“所以你想改变它？”瓦尔特问。
“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德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次清醒认识。”哈斯声音很大，与其是在为自己辩解，不如说给外面的人听。
瓦尔特没有回应，但他感觉到哈斯说得都是肺腑之言，这不是伪装。
从某种意义来说，哈斯不是一个为一己私利卖国的人，事实上他没有收取法国人的一个法郎，而且他给予法国二局的情报，大都属于似是而非的东西。看上去很有用，但实际意义很少，各种关键数据亦真亦假，真假难辨。
今年48岁的哈斯，已经看透了总参体系的某种真相。身为平民的他，在晋升之路已被总参的规则体系，挡在外面整整20年。
于是，他选择用极度危险的方式，想要逼迫容克贵族们睁开眼，看一看，听一听，平民军官的呐喊与反抗。
毫无疑问，总参和军法处不会因为一个人“清醒”就放过他。
事实上，瓦尔特在进入总参的第四天就基本锁定了哈斯，后续的几天操作，无非是旁敲侧击，印证瓦尔特的种种猜测，尽可能的获取物证人证。
而且，破案的时机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迟。
太早了，那就证明总参的内部调查员都是一群废物，远不如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瓦尔特可不愿意得罪太多“冯字头”的容克军官；
当然了，太迟了也不行，那说明瓦尔特的能力不够，有损于“普鲁士第一神探”的名号。所以，拖上十天左右的时间，那就刚刚好了。
……
哈斯上尉被带走的那天，柏林下着小雨。
因为涉及到总参，军法处的人没有大张旗鼓，只在晚上八点过后从总参东配楼的后门把人带出去。哈斯的双手双脚没有上铐，但左右各跟着一名军法处的宪兵。哈斯穿着那件没有军衔的黑色制服，脸色和平时一样平静。有人看见他在走廊里跟一名相熟的文书点了点头，感觉只是出趟差。
军法处对哈斯进行了连续三天的审讯，审讯一开始，哈斯就表现出极其的配合。他不等军法官追问，便主动承认自己从档案室里，取出过“右翼进攻”的相关草稿，私下抄录后分多次送出。
不过，哈斯对传递的细节不愿多讲，只说对方并不认识自己，钱是次要的。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直言不讳的说：“我看过计划，也看到了这条路会通向哪里，所以我不相信它能保护德国，而是毁掉德国。”
至始至终，哈斯没有辩解，没有喊冤，更没有求情。军法处的人后来对格勒纳说，那种愿意配合的态度反而比什么都难办。
一个人若喊冤，势必可以审出各种的破绽；若是求情，把也可以掌握其软肋，但哈斯什么都不求。哪怕军法处的人，把枪决他的通告书放在面前，哈斯看过之后也会快速的签字画押，绝不带一丝犹豫的。
一审判决书很快下来：特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埃里克·哈斯死刑，剥夺军衔，追缴一切军人资格与军人年金。宣判时，他仍站着，只是在听到“剥夺军衔”几个字时，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只是谁也没想到，德皇威廉二世居然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倒不是他同情哈斯，而是有人说，皇帝听说一个总参上尉因为“对总参不满”就把计划捅给法国，觉得不可思议。
又有人适时提了一句：若就此枪决，反而显得总参内部早已离心。皇帝不想在这件事上留下太多把柄，便在二审时以“特准饶其一命”的方式，将死刑改为终身苦役。
至于皇帝身边的这些无耻佞臣，盖尔上校与哈里斯伯爵用屁股都能想到是谁，不是战争部里看热闹的家伙，就是内阁外交部的混蛋。他们当然喜欢总参的伤疤永久保留起来，时不时的可以拿出来羞辱一二。
哈斯被从柏林莫阿比特预审监狱押走那天，天空已经在下雪。囚车一路向西，朝哈默尔恩方向开去。三百公里外，那座皇家苦役监狱已经很多年没关过大总参出来的人了。
在那里，没有军官休息室，没有丝毫的体面，也没有“前上尉”这个身份。高墙之内，只有无休止的采石、搬运、编织、沉默，以及最终的死亡。
与哈斯一同受罚的，还有档案室的老军士长汉斯。
这位老军士长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半辈子在总参地下室度过，最后会落得这个下场。他年纪已大，背也开始驼了，只是私下给哈斯开过几次门，又把钥匙交出去过一次。
最终，军事法庭仅以玩忽职守的罪名，并看在他年事已高的情面上，不过判了老汉斯的半年监禁。出来那天，档案室已经没有他的位置。
总参给了他一份通知，让他拿走个人财物后立刻离开。好在施利芬伯爵发了句话，念老汉斯在总参服役三十年的辛劳，补发了一半退休金。
这笔钱当然不算多，但足够他回到莱茵兰的老家租上一间小屋子，过完自己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日子。
据说他走的时候，在总参的后门彷徨了很久。有门卫等得不耐烦了，差一点要拿枪托砸这个叛徒，幸好有人拦住，老汉斯最后拎着一个小皮箱走了。
铁道动员处的主管处长斯塔布斯上校，他的副手中校，以及分管该处的军需长康拉德?冯?霍恩上校，上述三人，被一个个叫去了总参谋长的办公室。
所有人都表示，他们只听到施利芬伯爵在说话，并没有骂人。总参谋长坐在那里，用极慢的语气把几页纸从头念到尾，然后把文件推到他们面前。
“先生们，未来五年，你们不会得到晋升，不会获得表彰……我不追究你们的责任，是因为这对总参同样不光彩。”
三个人站得笔直，脖子发僵，谁也不敢开口。
施利芬最后挥了挥手，让所有人自行离开。他们行了礼，退了出去。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三个人在总参几乎成了透明人。没人再请他们参加重要会议，也没人再跟他们多说话，因为他们是“泄密案里那三个”，这个令人厌恶的身份标签，很长时间里都将一直贴在他们身上。
有罚就有奖，最明显的就是格勒纳上尉。
盖尔上校在案子结束后不久，把他叫去谈了一次，并当着他的面，签发了一份推荐函。没过几周，格勒纳的晋升命令就下来了。
赶在圣诞节之前，37岁的他终于换上了梦寐以求的少校肩章。这在总参不算快，但对他这个不大不小年纪，以及平民出身的资历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在哈默尔恩的高墙内，服刑终生苦役的哈斯，应该也算是格勒纳的恩人之一。
格勒纳没有在瓦尔特面前显得太高兴，他知道这件案子能到这一步，大半的功劳是谁。可军中就是这样，冲锋的人未必有军功，露脸的人总站在台前。瓦尔特没有多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这回该你请我吃饭了。”
毫无疑问的，盖尔上校也如愿了。他晋升为少将的命令比起格勒纳，要稍稍的晚了一点，是在1905年3月。
晋升令上描述盖尔这几年把外国军情和内部管控抓得紧，很得施利芬伯爵信任。晋升少将之后，他成了总参里名副其实的高级军需长。再往上一步，就是军需总监。施利芬伯爵年事已高，他已经在给总参挑选未来的接班人。
除了晋升少将外，盖尔最开心的莫过于自己的竞争对手，冯?霍恩上校将不得不原地踏步5年，将未来的军需总监的位置拱手相让。
至于破获“间谍案”中的最大功臣，瓦尔特-科勒上尉，他仅仅得到了一千马克的奖金。
这笔钱放在一年前，瓦尔特或许会欣喜如狂，如今就显得太过寒酸了。现在的瓦尔特已经拥有超过16万帝国马克的净资产，妥妥的新兴富裕阶层。
这其中：瓦尔特占有博士医药公司25%的股份，估计5万马克；手中拥有的德意志银行、巴斯夫化工、盖尔森基兴矿业和柏林通用电气等，一干蓝筹股的股票，当下市值已经超过10万马克；外加一些零零碎碎的现金及存款，大约1万马克……
那笔“微不足道”的一千马克奖金，简单的装在总参一个大信封里，委托格勒纳转交。没有表彰状，没有勋章，没有嘉奖令，信封上只写着“特别调查酬金”几个字。格勒纳少校把信封递给瓦尔特时，表情有些尴尬，说：“这件事本来不该只值这些。”
瓦尔特接过信封，捏了捏，没打开。他笑了一下，说：“一千马克，足够支付政治科与柏林警队的加班费了。至于剩下的，或许还能请你们喝几次咖啡。”
……
第121章：晋升风波
事实上，总参“泄密案”在柏林军队里传播的速度，比施利芬伯爵预想的要快得多。尽管没有公开见报，但军法处、军事法庭、战争部人事司、总参内务核查组，这四套系统的人只要一动，消息就不可能彻底封锁。
更何况，柏林的高级军官圈子本来就不大。官邸晚宴、军官俱乐部、皇家赛马场，甚至是威廉街的理发店里，这些拥有八卦精神的人们，交换着同一套说法的不同版本，以至于柏林街头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其中一个版本最受热议：施利芬伯爵的地图上被总参里面的自己人撕了个口子，那一份“右翼计划”尚未正式出炉，就先被法国总参二局看到了全貌，还是隐藏在总参里面的内奸主动递过去的……
毫无疑问，这种糟糕事落在总参身上，难受至极。尽管施利芬伯爵一百万个不愿意在军中公开处理此事，却终究绕不开德国军法的规范流程。
那是针对普鲁士军队的官兵的审讯、判决、关押、执行等，都得经过军事法庭和军法处。而非常不巧的是，这两块归于普鲁士战争部管辖。
需要说明一点，战争部的全称，并不是叫做德意志帝国战争部，而是普鲁士战争部，也可以叫做普鲁士陆军部。
一些主张德意志“大一统”的平民军人，习惯性称呼普鲁士战争部为帝国战争部。至于保守的普鲁士容克贵族军人，反而极力抵制这种极不规范的称呼。
在容克军官们看来，普鲁士才是最神圣的、最高贵的，不可替代的瑰宝，德意志帝国除了伟大、光荣的普鲁士王国外，其他的都是垃圾，是战五渣。
所以说，帝国内部的各个战争部，基本属于各玩各地。
至于总参就不同了，其机构建制虽属于普鲁士王国，不是帝国直属机关，正式身份是“普鲁士大总参谋部”，但被称为“大总参”，那是它承担几乎整个德意志帝国，全部陆军的作战和动员规划。唯独巴伐利亚王国保留了一套自己独立的总参谋部，不完全归柏林这套管辖。
现任的普鲁士战争大臣是57岁的卡尔·冯·艾内姆，军衔是步兵上将。他掌管着普鲁士陆军的行政、军费、征兵、军备采购、军法和军官人事。
总参那边的作战计划，他根本就插不上手。因为施利芬更有直接觐见德皇的权力，自然不把他这个战争大臣放在眼里。两人面和心不和，柏林军界无人不知。如今，总参的内部泄密案，让艾内姆找到了一个极舒服的角度。
“总参的那些红裤子们天天抱着地图，自以为就把帝国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可真要出了什么事，还不是要靠我们战争部来擦屁股。”这是艾内姆私底下对身边心腹说的话。
当总参爆发“间谍案”时，他就在第一时间把军法处长和军事法庭庭长叫到战争部开会，态度异常积极。毫无疑问的，施利芬伯爵越是不想让事情闹大，那么艾内姆上将就越要把所有程序，工工整整的走完整。
当然，艾内姆绝不会公开与总参对着干，只有傻子才选择这样。他只是在每个环节之上，都使用最标准、最规范的流程处理。所以，每一份审讯记录和每一道复核文件都要，不！是必须要做得无可挑剔。
至于军事法庭的法官人选，依照规定应该是由战争部和总参协商确定。艾内姆每次都派专人参加协商，让总参想拦都拦不住，只是为了堂而皇之的恶心对方。
结果就是，尽管施利芬伯爵依靠威廉二世的支持，最终赢了对这一桩间谍案的审判控制权，却始终有一种被战争部上下看成笑话的感觉。
圣诞节的前十天，这位艾内姆上将派出自己的秘书，邀请已实际掌握医务司的舍宁上校，来自己的办公室商议。
舍宁进门时，艾内姆绕过宽大的橡木桌，他客气的寒暄几句，邀请上校坐下。然后，他直接问了一句：“你们医务司有一个叫瓦尔特·科勒的预备役上尉军医，这次协助总参那边，在侦查泄密案时出了大力，你知道此事吧？”
舍宁点头说：“知道，他接到总参借调函的第一天就告知我了。”
“这个人怎么样？”艾内姆接着问。
“柏林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医学博士，专业技能出色，做事沉稳有耐心且服从性强。”在舍宁上校的描述中，充满了对瓦尔特的赞誉之词。事实上，医务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瓦尔特·科勒就是他舍宁的铁杆心腹。
艾内姆点点头，说：“我建议继续提拔他做少校军医官。嗯，是破格！”
听到这里的时候，舍宁并没有立刻接话，那是他太了解战争大臣的脾气了。这位办公室上将做行政人事干了几十年，最拿手的就是通过人事调整给各方脸色看。
破格提拔一个从外交部和政治科借调过去的人，表面上是为了奖励，实际上就找个理由让总参那边不痛快，给施利芬伯爵添堵。
毕竟，瓦尔特办的是总参的家丑。战争部越是抬举瓦尔特，越显得总参内部出了内鬼，还得靠我们战争部的人来帮助总参那边“擦屁股”。
“上将先生，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舍宁眉头一皱。
艾内姆眼皮抬了抬，说：“怎么不合适了？他破了间谍大案，而总参那边仅仅奖了一千马克就完了。你麾下这么好的下属，就价值一千马克？我身为战争大臣，必须要给有功之人提上一级，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舍宁不卑不亢的回应说：“事实上，科勒晋升上尉才不过半年。按照军官晋升条例，从上尉晋升到少校，至少得在上一衔级满三年。何况军医系统不是作战部队，更要讲年龄、资历，以及临床考核。
一旦在和平时期破坏了这个规矩，不是帮助瓦尔特，而是害了他。普鲁士军官团的记忆很好，谁敢随意破格，坏了规矩，谁就会被他们记上很多年。”
见名义上的下属如此顶撞自己，艾内姆微微皱眉，但还是忍住心中火气。
舍宁继续说：“即便我同意，但少校军医的晋升命令，也必须经过医务司总长的签字。您当然清楚洛伊索尔德和我的关系，他如今在医务司被架着，什么都做不了，可这种送上门的事情，他一定愿意签。
签完之后，科勒就会被推到风口上。整个医务司都会知道，这是战争部和总参在斗法，借一个上尉做棋子。那么，科勒以后还怎么在陆军里待？”
艾内姆沉默了片刻，他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权力场上的事，有时候明知有后患，也要按利益去推动，反正充当炮灰的家伙又不是自己的嫡系。
只是舍宁上校说得太直白，这让艾内姆一时倒找不出更合适的理由反驳。毕竟，后者如今是威廉二世的首席御医，觐见德皇，出入城市宫，犹如家常便饭那般。要论御前敬献谗言的能力，他艾内姆估计拍马都赶不上对方。
“那你说，这个人才就这么放着？”艾内姆问。
舍宁淡定说道：“不争这个虚名，科勒的服役记录已经很好，再过两年，按正常程序走，没人能挑出毛病。到时候再提拔，谁也拦不住。而且，我打算过几年，将他从预备役转入正式服役。”
听到这里，艾内姆上将也没再坚持。他轻轻点了点头，说：“行，你们医务司的事，你们自己来处理。不过，科勒这个人，我会记住他的。”
话已至此，舍宁起身告辞。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这位医务司的“灰色红衣主教”忍不住叹了口气，这次谈话本身已经说明问题，那是瓦尔特·科勒的大名，已经传到了战争大臣的耳朵里，今后的风浪会更大，但鱼也更贵。
至于那个真正能让科勒破格晋升的通道，舍宁心里也清楚。只有一个人可以越过所有条例和流程，直接签下特批命令，那就是德皇威廉二世。但舍宁相信瓦尔特不会选择这条“终南捷径”，因为没必要，至少现在没必要。
不久，瓦尔特从舍宁上校那里了解到这次谈话。他听完之后的表情，与舍宁预想的没有多大区别，仅是“嗯”了一声，就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
反倒是，瓦尔特的专职秘书基希却觉得非常可惜，他忍不住说：“您不觉得可惜吗？替总参那边破了这么大的一个案子，晋升一级也不算过分吧。”
瓦尔特笑了一下：“总参给了我一千马克，而战争部还想再塞一个少校。只是他们谁也没想过，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基希很想追问下去，问道：“那您到底要什么？”只是这句话到了嘴边。又感觉纯粹是多余。很多事情，瓦尔特不太愿意跟人说得太透。
接下来的日子，瓦尔特还是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本职上。瓦尔特和他的办公室，将继续盯着俄国方向。
1904年下半年，在柏林活动的俄国政治流亡者明显多了起来。沙皇政府在远东打仗，国内经济吃紧，警察系统不得不把更多力量放到镇压工人和学生上面。
此刻，在柏林的流亡圈子里，有社会革命党，社民-党的“孟派”与“布派”，有社会革命党，有左翼的犹太崩得分子，有专职反俄的民族主义者，其中就包括芬兰积极抵抗党、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格鲁吉亚社会联邦革命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以及形形色色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冒险家。
柏林政治科的任务非常明确：不让他们在德国搞出什么乱子，同时也要从这些人嘴里弄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瓦尔特也参与了其中，他让基希整理了一份活跃在柏林的俄国流亡者名单，陶德曼从华沙也转来几封关于边境流亡者往来路线的信函。
曼施坦因和卡纳里斯每周照常来整理档案，卡纳里斯对流亡者之间的联络方式尤其上心，已经把几个俄国人在柏林频繁碰头的咖啡馆摸得一清二楚。
“这些人看上去非常穷，可总会有人给他们送钱，提供住宿。”卡纳里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