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下次就用这个办法，看看多文明，又不流血......”
教学任务结束后，瓦尔特没打算留下来，继续督导审讯工作，而是返回地下一层，那间没有窗户的诊室里。
瓦尔特把门关上，先是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来到水池边，把手伸进水里，洗了又洗。他知道自己刚刚教给行刑者的“水浴”，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会被这栋大楼里的政治警察们反复使用。
至于是否仁慈，对错与否，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似乎是感觉身心俱疲，瓦尔特索性躺在诊断床上，还顺手将一条湿毛巾盖在面前，遮住了自己的口鼻。
毫无疑问，“水浴”带来的不仅是审讯期间的痛苦，还有强烈的“预期恐惧”。
就是这样几次循环下来，犯人的时间感会错乱，心理防线会彻底崩塌，产生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第55章：“水浴”与法国间谍（续）
旗开得胜的政治警察们，随即将针对法国间谍组织的审讯，持续了整整五天。期间，地下二层走廊与审讯室的昂贵白炽灯，就一直没有熄过。
另一方面，混着铁锈、血腥与腐臭的味道越积越重，身为医生的瓦尔特自然习以为常了，倒是那些记录员在走进审讯室之前，要先站一会儿才能适应。
每天上午九点，瓦尔特都是准时来到那间没有窗户的医务室报道。似乎是感觉灰绿色的漆面裂纹过于丑陋，他居然亲自拿着一把大刷子，花了一整天的功夫，把白色的石灰石浆水往墙上抹。
即便是有事做，亲自参与审讯的过程中，他也会带了一本德国当代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坐在某个角落里翻书。只要犯人不出事，那么审讯室发生的一切，暂时都与他无关。
第三天下午，一名法国间谍供出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为了核实情报得真伪，审讯也随之暂停。躲在墙角的瓦尔特放下小说，起身给犯人进行了一次身体检查。
这名间谍血压不稳，嘴唇发紫，瓦尔特便从随行的医生包里拿出一粒药剂，灌了半杯水。30分钟后，等到各项指标基本回稳之际，他才允许政治警察将其带回监牢。
不得不承认，政治科的伙食确实比红堡那边要好很多。每周能吃到炖牛肉配土豆泥，肉炖得很烂，汤汁浇在土豆上，非常下饭。其余几天，不是猪肉香肠或者就是煎肉饼，虽说香肠里掺了不少面粉，但味道也不差。
主食大多数时候是黑面包，偶尔换成煮土豆。如果警监本人也下楼吃饭的话，厨房那边提前会换一次白面包，切得厚，烤过，还要配上黄油。
瓦尔特最开心的，是蔬菜汤每顿都有，卷心菜汤、豌豆汤、土豆汤轮流来，汤底是用骨头熬的，油花浮在面上，喝起来特别有肉味。
如今，审讯的安排基本都固定了。
下午两点回到审讯时，犯人陆续被提上来，这是一个矮个子男人，两个行刑者架着腋窝从铁门后面拖出来，膝盖已经弯不下去，几乎是被人半抬着挪过走廊，直接扔到审讯室的“躺椅”上。
接着，“水浴”开始了。
依照瓦尔特医生教导的方式，秘密警察把毛巾叠好浸水，盖住受刑者的口鼻。水壶倾斜，水渗进棉布，间谍喉咙里发出一种被堵住的闷响……
闲暇无事的瓦尔特就坐在角落打发时间，有时候会翻上一两页书。
第二天，审讯室里送来提审的是个胖子，三十多岁，面色灰白，一看就是个胆小鬼。刚拖进来的时候自己还能走。上一刻，他还在嘴硬，一句话都不说，可等到“水浴”的第一轮刚开始，他就立刻跪地求饶了。
警察们自然不怎么相信，想着要继续施行，但被瓦尔特阻止了，那是他闻到了一股尿骚味，就是来自受刑者身上。
等到对方交代了所有口供，医生简单检查了血压，发现胖子脉搏很快，他随即推进了一针镇静剂，等了五分钟才允许将人带出审讯室。
到第四天的时候，剩下的法国间谍陆续都松了口，其中一个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年轻间谍交代的情况最为彻底，而且他供出的内容，直接把之前警察们掌握的各个线索，相互验证并串联起来，以至于现场的速记员写满了足足五页。
期间，曾有勇敢的法国间谍为逃避这一场残酷的“水浴”，试图咬舌自杀，但被眼疾手快的警察们按住。身为医生的瓦尔特过去检查了犯人口腔，舌面有伤口但不严重，他用镊子夹了棉球压住止血，让人给他灌了一杯凉水。然后医生漠然的点了点头，示意警察们可以继续审，接着用刑。
第五天下午，剩下最后一个法国间谍。这个人至始至终都没有开口，恼羞成怒的秘密警察们，前后使用了五轮“水浴”反复伺候他一人，哪怕是犯人的嘴里已经淌了血，依然拒绝交代。
后来停了泼水，但犯人的头已歪向一边，呼吸变得又浅又急。瓦尔特是在半小时后才匆匆赶来审讯室，他立刻给犯人做了两次心肺按压，手底下肋骨没有活人的弹性，松开时胸廓也不回弹。
最终，他翻开眼皮看了看，站起来，摇了摇头，“没了！”
周五的时候，政治科向内政部提交了一份审讯法国间谍的汇总报告，依照当初的协议，上述报告也转抄给外交部一份。
瓦尔特没看全部内容，只在冯·克莱斯特警监的办公桌上，瞥见文件封面的标题，厚度差不多有五六十页。
审讯结束的时候，瓦尔特照例，将自己经手的医疗记录，还有值班日志一并交给了费舍尔警督。走出政治科大楼的时候，他还看到几个秘密警察们抬着纸箱往档案室走，箱子里装满了审讯记录和物证袋。
刚回到红堡的法医办公室，许久未见的胖警官甘纳特，却不知从哪里凑了过来，他压低了声音说道:“嘿嘿嘿，你知道这阵子以来，政治警察到处出动，据说在柏林抓了不少的法国间谍？”
“不太清楚。”瓦尔特心下不为所动，那是他与政治科签署过保密协议。
甘纳特悻悻的看了他一眼，继而说道:“我老爹说，普勒岑湖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为了腾出多余的牢房，还提前释放了那些小偷小摸的坏家伙。据说，这一切都与最近逮捕的法国间谍组织有关。”
甘纳特说的没错，就在瓦尔特协助费舍尔警督审讯间谍之际，柏林街面上的动静变得越来越明显。警察明里暗地的巡逻频率，比平时多了两班，就连负责普通刑事案件的A科，霍夫曼与甘纳特等人也经常被抽调执勤。
期间，柏林的媒体也不是没有报道，但遭遇到严格的新闻管制。作为最大反对党的社民党继续在帝国国会里折腾，继续高呼新闻自由，反对政治迫害什么。
很快，帝国议会的少数派领袖们，如期见到了政治科负责人，冯·克莱斯特，并由后者做了一个小范围的闭门情报通报会。
……
第56章：间谍案的余波
到了第二天，包括社民党在内的左派议员们，纷纷改变了先前的政治立场，或是保持中立。在面对普鲁士内政部、柏林警察总局，以及政治警察，三方联合发起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之际，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集体保持缄默。
另一方面，负责行动的秘密警察们也收到上司的严格要求，不得借题发挥，不得私下逮捕社民党的核心党员，即便是要逮捕，也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并允许嫌疑人有自我辩护，以及律师陪伴的基本权利。
等到大规模逮捕即将结束那天，《柏林日报》等少数报刊被允许连续刊登了几篇短讯：
头一篇，只是陈述了一件既定事实，政治警察“在大柏林地区查获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外国间谍组织”；
第二篇，报道中补充了一些细节，但核心内容依然表述的含糊其辞。
第三篇，正式提及了间谍案与法国情报部门有关，但涉案人数没说。
整个柏林地区，这次大规模逮捕法国间谍的行动，持续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期间抓捕了两百多名嫌疑人，但市面上的谣言却变成了成千上万。
经过一番详细甄别后，最终以涉嫌“通敌卖国”的罪名，而被关进监牢的犯人，也不过五六十号，属于这几年来帝国境内影响比较大的间谍案。不过其后的事情，与瓦尔特关系不大了。
审讯结束的当日，我们的科勒医生将工作重心重新放在红堡那边，不再主动过问“克斯滕街”的任何事情。
事实上，瓦尔特就是想去也去不了了，那是他出入政治科的临时通行证已经失效。所以他关心更多的，是对方承诺过的“巨额奖金”何时能到账。
一周后的下午，“克斯滕街”那边果然打来了电话，接线员宣称是冯·克莱斯特警监，后者希望科勒医生立刻去一趟政治科的三楼。
瓦尔特推开办公室的门，警监正戴着单片眼镜，趴在大书桌上，批阅摊在桌面上的好几叠文件。一见到间谍案的功臣到来，他先示意瓦尔特随便坐，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两个牛皮纸信封，推到对方面前，示意自行打开。
一只信封稍厚，里面的纸币码得很整齐，估摸不低于2千马克。另一个信封里面，是张对折的硬纸卡片，比之前的通行证略大一圈，左上角印着帝国政治科的徽章，中间是瓦尔特的姓名和编号，右下角标注的有效期，已延续到1905年4月，整整一年。职务照旧，还是医师。
政治科警监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他说：“你的薪酬和奖金加起来，一共有两千三百马克，有几笔是要按补贴计算，财务那边复核过，如果数字没算错的话，待会你出门的时候，先要去财务那边补签一下。另外，之前的通行证已换上新的，每年4月之前可以来我这里续签一次。”
瓦尔特立刻起身，将上述两个纸信封拢到了怀里，“谢谢长官！”
“这次收网的成果，政治科、柏林警局、外交部和内政部都有反馈。上面的大佬几次都提到你，说跨部门合作能做到各方都满意的例子并不多见，而你就是成功运作的功臣之一。”
“那是长官们教导有方，我本人也有一点点的运气成分。”两世为人的瓦尔特，将自己的态度摆得很正。
“哈哈，运气？那这运气不少人想有。”冯·克莱斯特笑了笑，低头翻开桌面上其中一份文件。
瓦尔特把信封收了起来，起身说：“长官，如果没有别的事，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刚走到门口，还没摸到门把手，身后就听到冯·克莱斯特的声音。
“我听说你曾在圣玛利亚大教堂救过伯莎·克虏伯的命？”
瓦尔特急忙转身解释说：“谈不上救命，她不过是缺铁症而已，即便我不在现场，病人也会自行苏醒，我只是恰逢其会，开具了一个药方单罢了。”
作为政治科大佬的冯·克莱斯特，想要了解瓦尔特的日常行踪，实在太简单了。自己确定及肯定，包括圣玛利亚大教堂在内，亚历山大广场周边的所有教堂，无论是路德宗，天主教的，还是东正教的，都有秘密警察的眼线。
见瓦尔特略显紧张，冯·克莱斯特便笑着解释说：“前几天的一场部门晚宴上，内政大臣韦纳伯爵就在我面前，狠狠的表扬了你！嗯，如果克虏伯家族送来的是钱财，你大可以接收。至于其他的，你自己把握。”
……
三月的前两个礼拜就这么过去了，瓦尔特依然在柏林警局与安全科之间来回跑。闲暇没事的时候，他基本是待在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局，这边认识的人多，说话也比较随便。
不过到了饭点，瓦尔特习惯去克斯滕街的内部食堂，那边的伙食确实好一些，最近居然还加了甜点和水果。
单单这一点，让甘纳特羡慕过好几回。瓦尔特曾打趣的问道，要不介绍你来秘密警察这边？甘纳特听完连想都没想，直接摆手说算了，不去。
事实上，甘纳特的叔父目前就在普鲁士内政部任职，还是不大不小的主管。无论是柏林警局还是安全科，都归属于内政部。甘纳特想要成为秘密警察，也就是上面的一句话，一份调令的简单事情。
更何况，瓦尔特早就从甘纳特的身上，嗅到了后者对政治科，对秘密警察有着某种天生的不信任感，甚至是一种厌恶情绪。
大搜捕收了尾，柏林街头的秩序恢复了往常。前阵子闹哄哄的到处缉拿法国间谍的盛大场面已经不见了，连街头巡逻的巡警规模都少了一大半。
但瓦尔特知道，真正的事还没完，后续重点在帝国的“特别总督区”，阿尔萨斯和洛林那边。
这事他从政治科食堂里听来的，那位与自己关系不错的费舍尔警督，一边切肉一边说，冯·克莱斯特警监在昨日签署了一道新令，前后两批，派遣二十几个秘密警察，赶往法德边境的阿尔萨斯与洛林总督区。
至于具体地点在哪里？任务是干什么？负责人是谁？身为行动3组警督的费舍尔，也没有说太多（当然，瓦尔特也不会追问）。
费舍尔只是强调说，上述命令下达挺急的，很多人接到通知后需在1小时内，移交手头工作，立刻结队出发。
……
第57章：伯莎小姐的礼物
周一的上午，瓦尔特一如既往的，来到红堡的法医办公室打卡上班。
依照他与阿多诺博士达成的一项“君子协定”：每天上午8点到中午的14点之间，瓦尔特基本上要待在柏林警局，或是为警局外出办案；等到下午14点，也就是首席法医阿多诺来上班后，瓦尔特就可以前往政治科那边当值了。
警局大厅里，值班室的人叫住了瓦尔特，并递给他一封公函，说是昨晚才签收到的，公函的抬头，是来自利希菲尔德的“普鲁士王家军校”。
瓦尔特直接拆开看了一遍，信函的内容简单明了：校医务处的军医官勃兰特上尉，由于妻子临盆需要休假三周。
其空缺由预备役军医官瓦尔特·科勒少尉临时接替，公函上要求：瓦尔特少尉必须在三月十八日，也就是本周六上午九点之前，赶往军校报到。
此外，校务处的布劳恩上尉将负责工作对接。在这份公函的末尾处，还加盖了红章，日期、编号、签名等，一应俱全。
回到法医处，瓦尔特把公函和信封一起锁进自己的抽屉。另外，他顺手翻看了桌面上的日历，今天是周二，离周六还有四天时间。
王家军校位于柏林西南郊的利希菲尔德地区，电车的确能到，但中途需要换乘一次，比较麻烦，因为瓦尔特除了随身携带的医生包外，还会有一个大行李箱。
所以，瓦尔特给房东老韦伯打了个电话，请他帮忙预定了一辆四轮马车，时间选择在周六早上七点出发，因此九点之前肯定能到。
在前往王家军校“服役三周”之前，瓦尔特要把手头的各项事务先交代清楚。首先，他给法医处的阿多诺博士，A科的米勒督察、霍夫曼警长和甘纳特等人都打过招呼，明确告知周六后的去向，以及自己的未来归期。
至于政治科的冯·克莱斯特，还有外交部的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那边，身为下属的瓦尔特，必须是自己当面汇报一声。
非常不凑巧，冯·克莱斯特警监不在办公室，瓦尔特先是给大佬的秘书说明了情况。随后的，他又找到政治科的老熟人，行动3组的费舍尔警督讲明了情况。
费舍尔大手一挥，说：“长官已经出差了，一时半会应该不会回来。你放心去服役吧，柏林这边也将是风平浪静。如果没意外的话，上半年结束前，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这是上头与议员们达成的秘密协定！”
看到瓦尔特一脸狐疑的模样，费舍尔继续解释说：“当下柏林的重大政治事件，也只有两个：学校冲突与运河法案。”
所谓的“学校冲突”事件，那是普鲁士政府怂恿柏林市政厅出台了一项新规，意在限制天主教会在公立学校中的影响，并加强国家对学校的控制。这引发了天主教中央党和保守派的强烈抗议……
与此同时，帝国议会上下正围绕“运河法案”，展开了一场激烈拉锯。那是总理比洛极力推动修建一条，连接普鲁士东部农业区和西部工业区的水路，也就是米特尔兰运河，然而这个法案遭到保守派农民和社民党的双重夹击……
针对上述两个政治事件，政治科这边最多保持有限度的关注，也根本轮不到那几个臭名远扬的行动组和秘密警察们，再度充当“清道夫”。
费舍尔之所以要将时间限定在6月份，那是已经有证据表明，不怎么安分的社民党又在暗地里筹划着搞事情。费舍尔估计，他们会在柏林地区组织一场规模较大的抗议活动，要求改善选举制度和工人待遇。
当然，这属于左翼社民党的传统技能了，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但凡这些人不搞大规模的打砸抢，不冲击沿街的各个国家机关，不当众喊出推翻帝国与皇帝的激进口号……那么，就不是什么大事。
一战之前的大部分时候，示威者与镇压者之间，基本上就是做一做样子罢了，皇帝、内阁与各党派之间，会有政治掮客穿针引线，提前商量好。
费舍尔督察的判断，很快在外交部情报主管，冯·埃伯施泰因伯爵那里得到了印证。
“是的，冯·克莱斯特警监已前往帝国总督区，那边闹出了一点小乱子，虽说问题不大，但有点棘手……嗯，再过几天，我也要赶往斯特拉斯堡，准备与法国的情报官员，在两国边境某地，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其中就包括交换双方的被俘间谍。”对于自己的下属，伯爵并没有太多的隐瞒。
临走前，伯爵告诉瓦尔特，他在外交部的薪资和奖金，已在昨日打入瓦尔特在德意志商业银行的专属账号。
傍晚时分，一脸疲惫的瓦尔特，回到他在阿尔布雷希特街的住所时，发现有人在外面等着自己。走廊里站着一个中年女子，正是那天在教堂里跟着伯莎·克虏伯的女仆。此时的她手里拎着一只藤编小篮，上面还盖着一块厚实白布。
“科勒医生，您好！”
拎着篮子的中年女仆走了过来，她将手中的篮子递给瓦尔特，继而解释说：“这是伯莎小姐让我送来的，是谢谢科勒医生那日在教堂的救命之恩。篮子里有她亲手制作的面包，还有一些不错的水果，请您务必收下！”
瓦尔特犹豫片刻后，还是接过了篮子，但没有立刻打开，他礼貌性的问了一句，说：“伯莎小姐近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