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修理工贝克尔承认，修剪时有汁液渗出，此刻死者就在树下。
第五，可能性：夹竹桃汁液及叶片，落入装有草药的茶杯中。
瓦尔特还需要一个佐证：那杯茶里确实混入了夹竹桃的叶片或汁液。他再次来到植物园西区的夹竹桃丛下。
此时的园子里没有别人。他蹲下身，一寸一寸地搜索地面。
几分钟后，在一片松软的泥土上，他发现了目标，那是一片指甲盖大小的暗绿色叶片，边缘微卷，背面侧脉清晰可见，完整度很好，有被热水浸泡的痕迹。
他小心地用镊子夹起，放进玻璃瓶。紧接着又找到几片，最大的一片约有两厘米长，散落范围恰好覆盖了茶杯放置位置半径半米之内的区域。
他发现那一小片的泥土都略微的凹陷了，而且与周围的泥土相比，深了一层似的。这显然不是水渍的痕迹，而更像是某种油脂印痕般的留下了。他用纱布反复擦拭几下，纱布上留下一个淡淡的黄色印记，凑近再闻，隐约就有了一股刺鼻的气味。接着，他把纱布也收集到另一只玻璃瓶。
这两样东西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叶片和脂痕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天修理工修剪夹竹桃时，新鲜断口渗出的白色汁液和细碎叶片，正好落进了克劳泽放在脚边的那杯草茶里。
可怜的克劳泽在毫无察觉之际喝下了那杯茶，很快的，夹竹桃的强心苷在体内迅速吸收，作用于心脏，导致心律失常，进而引发心脏骤停。
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两分钟。
确定了死因，接下来的问题：这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有人在故意为之？
不过，这不是瓦尔特需要操心的事了，至少整件事情与奥拉宁药房的药剂师无关。他再次找到施密特主管，借用了对方的办公室，给柏林警察局打了两个电话，分别向首席法医和霍夫曼警长汇报了自己的发现。
大约一个小时后，霍夫曼警长带着甘纳特等警员赶到植物园，依照瓦尔特提供的线索开始逐一调查取证。
在此之前，米勒督察和阿多诺博士的联合推动下，柏林警局高层已同意由红堡全面接管第五分局的案子。
第二天，在阿多诺见证下，瓦尔特于警局的法医实验室里做了进一步的检验。
他从植物园取回的夹竹桃叶片和断口树皮中，经过处理的提取液在生化试剂作用下呈现出了强心苷类物质的阳性反应，与死者胃内容物的反应完全一致。
不仅如此，他又做了一组对照实验：从植物园其他位置采摘了两种不同品种的植物，分别取同等重量进行提取和测试。对照组均无反应。
结论很清楚：死者体内检出的强心苷与夹竹桃所含的强心苷成分一致。
瓦尔特在这份尸检报告上，写下最后一段话：
“可以确认，死者奥托·克劳泽死因为摄入夹竹桃属植物毒素所致。该毒素来源极有可能为克劳泽事发当天所饮用的草茶中，因夹竹桃修剪作业导致枝叶碎屑与汁液落入茶汤……此系意外事件，与费利克斯·卢策所开具的草药方剂无关。”
第二天的下午五点，沉冤得雪的费利克斯·卢策从看守所被释放。他走出铁门时，提前收到消息的老卢策已经等在外面了。
就在费利克斯无罪释放的当天，瓦尔特已收到了弗朗茨·卢策的盛情邀请，那是他们全家请恩人瓦尔特在周六，前往到奥拉宁药房楼上的寓所用晚餐。
瓦尔特抵达的时候，费利克斯也在。
这个“年轻人”比瓦尔特年纪更大一些，大约三十岁的模样，瘦高个子，深色头发梳得整齐，虽然刚刚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但精神已经恢复了大半。
晚餐摆在一张铺着白色亚麻桌布的圆桌上，餐具是成套的，盘沿印着奥拉宁药房的徽章。那是卢策太太特意定制的，每逢重要场合才会拿出来用。
头盘是一道清炖牛尾汤，汤色澄澈，浮着一层薄薄的金色油花，表面撒了切碎的欧芹。配着刚出炉的黄油面包，外皮酥脆，掰开时冒着白汽。
瓦尔特喝完汤时，卢策太太已经端上了主菜：只是一整只填了栗子和苹果的烤鹅，外皮烤得焦黄油亮，盘边还围着一圈胡萝卜和小洋葱。旁边还有一碟用黄油煎过的土豆丸子。
……
第43章：入股博士公司
老卢策开了一瓶莱茵高产的雷司令，淡金色的酒液倒进高脚杯里，芳香诱人。他先是给瓦尔特倒了一杯，又给自己和儿子倒上，然后举杯，对着瓦尔特微微晃了晃，再度表达感谢之意。
瓦尔特客气的举杯回礼，既没有邀功，也没有谦虚。因为他接受过老卢策的两千马克的好处费。在不违法犯罪的前提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双方情分两清，只是精明的生意人从不会把关系停在“两清”上。
等到主菜撤下，最后一道甜品“奶油布丁配糖渍樱桃”摆上桌时，卢策太太主动起身离座，还带走了厨娘和女仆。
此刻，客厅里就留下老卢策和费利克斯父子，还有客人瓦尔特。显然，男人们准备要商议一件大事。
费利克斯将手中的酒杯轻轻搁在桌面上，目光先是不动声色地掠过父亲，随后转向瓦尔特，语气郑重地开了口：“科勒博士，有件事，我一直想找机会同您谈谈。”
瓦尔特闻言，大大咧咧的拿起餐巾，擦过嘴角边，随后等候着他的下文。
“相信您之前也有所耳闻，我和父亲目前正在筹建一家医药公司，准备专门向普鲁士与帝国军部供应药品、绷带和外科器械。父亲当年买下这座药房时，曾拿到过皇家殖民部队的后勤供应合同，而眼下的德意志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越来越多，而军部的需求是之前的5倍以上。一旦遇到欧洲本土的战争，需求量直接会暴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哦对了，这家公司注册名叫博士制药厂，目前公司需要资金来扩大规模，厂房已经租好了，在城北的莫阿比特区，第一批设备已经付了定金，但还差一笔周转款。”
博士制药厂？这名字够霸气，也属于实至名归。毕竟，卢策和费利克斯父子是医学博士，而科勒也同样如此。
瓦尔特靠在椅背上，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随口一问，“缺口有多大？”
“一万马克不算多，一千也不算少。”费利克斯的表述含糊其辞，但瓦尔特听得出他不是在藏话，而是在等自己先出价。
瓦尔特放下酒杯，他刚刚核算过自己手头能动用的现款，包括好几次办案攒下的酬劳，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和冯·施特滕上校的奖金，夏洛特医院和医学院实验室的各种津贴，差不多有了五、六千马克。拿出大部分用于投资，自然是绰绰有余。
毫无疑问，这笔生意的回报前景值得跟进，卢策家族在医药供应上的根基深厚，一旦投产，利润不会低，而且属于百分百赚钱。
另一发面，瓦尔特心里跟明镜似的，卢策父子之所以竭力拉拢他投资，绝非因为缺钱。事实上，以卢策家族在柏林经营多年的深厚人脉关系，随便去找一家商业银行，都能轻松贷出一大笔帝国马克，而且利息绝不会高。
他们真正看中的，是隐藏在瓦尔特医生身份背后的庞大关系网：柏林医学院、夏洛特医院、柏林警察局、帝国外交部，未来或许还能算上普鲁士军队。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已颁布实施多年的《帝国官员法》与《普鲁士官员法》等核心法规，其初衷正是为了防止官员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并保证公务精力。因此，德意志法律明文禁止公职人员“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
但另一方面，高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指出，公职人员仅作为股东占有股份，属于个人财产投资行为，并不等同于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与管理。这一解释的法律依据，是1870年的《新公司法》及1884年改革后的体系。
法律规定，股东与公司的实际管理者必须严格分离：股东享有投票权、分红权等权益，但公司的日常业务领导权由执行董事掌握。因此，公务员仅作为投资者持有股份，只要不插手公司的日常运营与决策，便不构成违规。
换言之，已经成为“德意志帝国体制内一员”的瓦尔特·科勒博士，只要仅仅是博士制药公司的股东，而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比如说不担任董事、监事、高管，或不参与日常决策，那么在法律上就是完全合法的。
至于是否参与了日常决策，在这个没有录音与录像设备的时代，只要瓦尔特自己不承认、不乱签字，相关机构便无从查证。
瓦尔特直接问道：“如果我拿出五千马克，能得到多少股份？”
费利克斯与父亲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正色道：“百分之二十五，尽管公司起步不久，但发展很快，尤其最近，我们还得到了拜耳公司的生产授权，能够生产包括阿司匹林等畅销药物。如今，整个账面估值已超过5万马克。
嗯，如果是账面上做简单计算，五千帝国马克可以换10%的股份，但我们愿意给你25%的股份！那是如果没有您，我现在还在看守所里，估计要变卖大部分家产……所以多余的那15%，是卢策家族给您的特别溢价。”
老卢策也在旁边点了一下头，表示认同。
瓦尔特低头盘算着一下，随即也不在矫情，大手一挥，说：“那好，我就用五千帝国马克，换取博士制药厂的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数周前，瓦尔特还打算用这笔钱在夏洛滕堡区，租下一套宽敞的，有佣人的，且带多个房间的高级公寓。不过现在，享受计划推迟了，赚钱更重要。
下一刻，费利克斯主动伸出手，与瓦尔特左手握住了。两只手在铺着白桌布的圆桌上方悬停了两秒，众人随即举起酒杯，“祝我们合作愉快。”
三只杯子碰在一起，继而发出清脆的声响。
酒杯放下来之后，费利克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草拟的股份协议，递给瓦尔特浏览，上面条款写得清清楚楚。
瓦尔特接过来翻了翻，条款简洁，每一条都写在明处，没有坑。
尽管如此，生性谨慎的瓦尔特表示说拿回去再看一遍，明天下班后就签好字，带上现金，亲自送过来。对此，卢策父子自然也没有异议。
……
第44章：克斯滕街的政治科
1809年，也就是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战败。为了东山再起，普鲁士大臣施泰因男爵积极推行各种行政与军事改革，柏林警察局也随之成立。
不久之后，为了应对拿破仑战争后动荡不安的局势，警局内部随即设立了一个负责政治事务的部门。
早期的政治科，主要是模仿法国秘密警察的办案模式，派出线人从事地下情报收集，打击任何可能危害普鲁士国王及国家安全的活动。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普鲁士当局为了应对革命带来的暴力冲击，对警察系统进行了现代化重组，正式确立了“政治警察”。
其后，政治科的政治警察，不仅将卧底侦查的范围，从单纯的政治侦防，拓展到了普通犯罪领域，也开始系统性的的监控自由派、民主派及无政府主义等各类不安分的组织。
进入德意志帝国时期，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和工人运动的日益壮大，柏林政治科的规模逐年膨胀。特别是在1878年至1890年俾斯麦颁布《反社会党人法》期间，该机构成为了镇压社会民主党等政治异见者的核心机器。
也是在这一时期，政治科建立起庞大且严密的线人网络，职能也从最初简单的情报收集，全面升级为“预防”、“侦办”和“管控”三位一体。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社民党和工会外，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波兰民族主义者等各类政治团体，也都被纳入了他们无孔不入的严密监控之中。
两年前，普鲁士内政部终于批准了一份文件，准许政治科从亚历山大广场的总局大楼里搬出来，迁到不远处，克斯滕街上一栋带有地下室的独立三层建筑里，表面上的理由是“办公空间严重不足”。
事实上，这倒也不算假话，政治科原来的办公室最多塞下三十张桌子，而政治科在迁址前已有上百名的正式雇员，外加数十名临时工和线人。
当然啦，更深层的原因，知情者都是心知肚明的：那是政治科的工作性质与普通警务明显不同，它需要更独立的运作空间，更灵活的资源调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更少的行为及道德约束。
克斯滕街的那栋楼原本是一家倒闭的纺织厂仓库，砖石结构，墙面灰暗，窗户狭长，从外面上看就像一座小型要塞。
政治科入驻前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做了改造与翻修：一楼是接待处和档案室，二楼是文职办公室，三楼是主管官员的套间和会议厅，地下室则被改造成了审讯室和临时关押间。
整栋楼的楼梯间加装了铁栅栏，每层楼的门都装了锁，只有持有特定权限的人才能在楼层之间自由通行。
表面上看，政治科仍然是柏林警察局的一个下属部门。其负责人，冯·克莱斯特的正式头衔是“柏林警察局政治科警监”，他的任命由帝国国务秘书兼内政部长，阿图尔·冯·波萨多夫斯基-魏纳签发，工资也由市财政拨付。
但实际运作中，政治科早已经是自成体系。
这其中：它的庞大经费中，很多直接来自普鲁士内政部的特别预算，不受警察总局的财务审查；它的行动指令常常越过柏林警察的高层，直接由内政部或更上层的人发出；它的档案库独立于总局的档案系统，里面存着什么，以及存了多少，红堡那边根本无权过问。
于是，有人曾私下调侃：政治科是“柏林警察局里的警察局”。这个说法不算夸张。通常来说，柏林警察局的执法范围限于帝国首都，只负责柏林市区的治安、交通、户籍、卫生检查等事务；而政治科的执法范围，包括普鲁士王国，并扩展到整个德意志帝国疆域，各地殖民地，甚至国外。
所以，政治科有自己的线人网络，自己的行动小组，自己的交通工具，甚至有自己的医生（或法医）。名义上，政治科还是与警察总局在共享资源，但实际操作中，他们更倾向于找信得过的私人医生或外聘专家，而不是走总局的官方渠道。
1904年的时候，政治科的正式雇员已经超过了两百人。这栋三层砖楼从早到晚都亮着灯，每层楼都有嘈杂的声音在响，每隔几天就有新的面孔出现在一楼接待处。有的是来报到的新人，有的是被逮捕的“嫌疑人”，有的是来领报酬的线人。
大楼的门厅里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只刻了一行字：“柏林警察局政治科”。没有任何装饰，没有徽章，没有抬头。
路过的行人看一眼，多半以为是什么普通的政府机构，不会多作停留，也不会知道这栋楼里每天都在发生恐怖事情。
瓦尔特第一次听到“政治科”这个名字，是与霍夫曼的一次闲聊中。那位警长只说了一句：“别管那个鬼地方，不是我们能碰的。”尽管叙述者语气平淡，但瓦尔特依然能感受那种平淡底下压着的一丝恐惧。
后来，在警局档案室翻阅旧卷宗时，瓦尔特时不时的会看到一些被标记为“转交政治科”的文件。与此同时，页码会被撕掉，内容大都被涂黑，只留下一行简短的转办说明。
直到外交部情报司的主管，冯·埃伯施泰因伯爵拉着他“入伙”，并派驻政治科，瓦尔特才真正意识到，那栋不起眼灰砖楼，即将与自己关联起来。
就在与卢策父子达成合作，入股博士医药公司的第三天傍晚，从警局里忙活一整天的瓦尔特，打算在附近咖啡馆里，解决今天的晚餐。
刚刚点了餐，就发现一个穿灰色大衣的中年男人，径直走到自己面前。来人不请自座，只说了一句。
“科勒博士，我是受冯·埃伯施泰因伯爵的委托，告知你最近的相关工作事宜。”
瓦尔特没有说话，等他往下说。
那人压低了嗓音，继续说道：“柏林警察局政治科那边，需要一位外聘全科医生。每周至少去三次，主要是为关押的犯人做常规检查。那位医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可信，二是不会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鉴于你曾在夏洛特医院的工作经历，加上在柏林警察局担任法医的背景，正好符合要求。”
……
第45章：初入审讯室
信使停顿了一下，从大衣内袋取出一张对折的硬纸，推到桌子中央。那是一份正式签发的特殊任命书，上面印着政治科的徽章，以及政治科警监冯·克莱斯特亲笔签下的名字，有效期标注为一个月。
“任命书已经办好了，你明天就可以开始。到了之后去三楼找冯·克莱斯特警监报到，他会安排具体的事项。”
瓦尔特拿起那份任命书看了看，没有立刻收起来。“我的公开身份是外聘医师，为政治科关押的犯人看病？”
男人左右扫视一眼，低声回应道：“这只是掩护，除了外交部关心的那几个法国间谍外，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也不该做。给你安排这个位置，不是要你去查什么，只是让你能够正常出入那栋楼。至于到了里面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心里有数就行。”
瓦尔特把任命书收进外套内袋，点了点头。
来人迅速站起身来，在他经过瓦尔特桌边时停了一下，低声说了一句：“科勒博士，你在那栋房间里的任务，未来有，且只有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和克莱斯特警监知道。其他的，你一律不用理会。”
说完，信使推门走了出去。
……
从上午到下午，法医办公室那边，暂时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突发案件，瓦尔特也乐得逍遥自在。他先是翻了几页报纸，又把前一天的报告归档，等到首席法医上班之后，他便起身离开，与霍夫曼警长打了个招呼，拎起医生包，提前下班。
走出红堡大门，瓦尔特沿街走了差不多七八分钟，拐进克斯滕街的那栋灰砖楼，“柏林警察局政治科”。
他在门口站了几秒，向门口警卫亮出了通行证，推门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