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驶出后巷时，他透过车窗看见法院正门外还围着一大群人，记者们在门口拦住每一个走出来的人，询问庭审的情况。
一个穿军装的旁听者摆了摆手，急忙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钻进了马车。
另一个贵族模样的老头被记者拦住，他停了下来，说了一句“这种事情，不应该是法庭能够解决的”。
愚人节当夜的柏林，整个城市已经在议论白天在法庭里发生的事情。
瓦尔特回到运河别墅后，没有立刻前往书房，而是依照惯例，带着沃尔夫在运河边遛了两圈。小狼狗在青草地里跑得很欢，鼻子贴着地面到处嗅，还会用爪子刨两下松软的土。
第二天早上，瓦尔特来到餐厅，吃早饭的同时，翻阅刚刚送来的新闻报纸。
《柏林日报》的头版没有刊登庭审的细节，只在第二版的右下角发了一条简讯，说“奥伊伦堡亲王的诽谤案昨日开庭，双方举证还将在后续庭审中继续”。
《柏林晨邮报》的报道更详细一些，提到了“已经有多名证人出庭作证”。然而，报纸并没有引用具体的证词内容。
《福斯报》的社论标题是“宫廷的裂痕”，正文写得比较平淡，说“本次庭审涉及帝国宫廷和军队的声誉，公众有权知道所有的真相”。
至于《前进报》的报道，感觉就如同嚼蜡一样，全然没有4年前，那种社民党报刊大战德意志顶级豪门克虏伯时的澎湃激情。
瓦尔特把这几份报纸翻了一遍，内容一个个都是中规中矩，显然是内政部那边已经给他们打过了招呼，写报道可以，但绝对不能添油加醋。
另外，地方法院大概也下了封口令，不让报纸全文转载证词，所以在所有报纸上没有找到庭审的完整记录。只是这封口令能封住报纸，封不住流言。
柏林贵族圈子里的消息传得比报纸快得多，庭审结束不到半天，库诺·毛奇前妻的证词全文，就已经在威廉大街的私人沙龙里被人到处传播了。
一个在外交部当副处长的“老熟人”，私下里给瓦尔特打了电话，拐弯抹角的询问，“法院那边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瓦尔特很是直接的回应说：“对不起，我可管不了法院的事”。
对方听后，讪讪的挂了电话。
当天下午，社民党的哈特曼主动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法院那边估计会有人事方面的变动。”
两小时之后，瓦尔特收到了一份备忘录。
备忘录是社民党在法院里的人私下誊抄的，内容是法院内部传出的消息：原定审理此案的盖尔哈特法官被调离本案，理由是“健康状况不佳”。
接替盖尔哈特法官审理“哈登诽谤案”的，则是施特恩贝格法官。需要说明的，施特恩贝格法官已经62岁，比51岁的盖尔哈特还要大11岁。
施特恩贝格法官在柏林地方法院干了差不多四十年，审理过很多涉及贵族和军人的案件。此人的判决风格一贯都是以“保守”而著称，在贵族圈子里的口碑不错。
瓦尔特把这份备忘录看了一遍，心里已经清楚了。
盖尔哈特法官在四月一日的庭审中表现得非常中立，没有故意的偏袒原告，也没有刻意阻止哈登的律师传唤他们的证人。
显然，这种中立的姿态在贵族权贵们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贵族派系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控制庭审节奏，限制被告方的举证，并最终判处哈登有罪的法官。
毫无疑问，施特恩贝格法官就是这样的人。
……
第214章：哈登之死
“是谁在背后推动了法官的变更？”瓦尔特给柏林社民党分部打去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哈特曼解释道：“我的线人说，是宫廷内侍处在中间牵的线。内侍长找了司法部的一个副大臣，而那位副大臣转头又找了法院院长。
理由就是‘健康不佳’，全程走的是正规程序。我的线人还透露，内侍长在跟副大臣谈话的时候说了一句，‘陛下不希望这件事再闹大了。’”
至于“陛下不希望这件事再闹大了”，这句话是内侍长自己胡编乱造的，还是皇帝本人的意思，还真不好加以判断。
然而不管是谁说的，表露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宫廷中有人想要动用司法手段来压住这件丑闻，不让这把火越烧越大。
只是宫廷的贵人们似乎忘了一件事，火一旦烧起来了，想要压制根本是压不住的。更何况，哈登手里还有一些材料还没有放完，尤其是那些来自维也纳的信件，以及更多的证人，只要哈登再放一批出来，施特恩贝格再保守也压不住。
挂断电话，瓦尔特转头又给西克特打去电话，他说：“审判庭那边更换法官的事，我们暂时不要插手。就让哈登自己去应对，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
电话那一头，西克特回应说：“小毛奇那边呢？”
“不着急，柏林的写手们还在写各种各样的小作文。至于换法官的事，我会让哈登的律师知道，是贵族派系在明里暗地压制法院的公平和公正。哈登当然不会吃下这个亏，他一定会把这件司法丑闻也写进《未来》的下一期周刊里。”
四月三日，第二次开庭。
这一次，瓦尔特没有什么兴趣去法院旁听了。于是他委托基希过去了，依然是坐在旁听席的最后一排，回来把庭审的过程详细复述了一遍。
毫无意外的，新法官施特恩贝格刚一上来，就宣布修改了整个庭审的节奏。他严格限制了哈登方传唤证人的数量，将原本计划出庭的七个证人，被他压缩到仅有两人。
不仅如此，这位新法官还否决了哈登方提交的两份书面证据，也就是那一批维也纳的书信。法官给出的理由，是“来源不明，无法核实”。
哈登的代理律师科恩当场予以抗议，但无济于事，施特恩贝格驳回了抗议，还命令法警将科恩从发言席上强行带了回去。
科恩表现的很是明智，没有做出任何的反抗，只是他走回被告席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不好看。哈登本人坐在被告席上，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
庭审结束后，哈登在法院门口被一群记者围了起来。然而，他只是说了一句话：“我相信法庭最终会给出公正的判决。”
事实上，哈登等待的公正没有太久，可以说不过两三天的功夫。
四月五日的清晨，柏林所有报社的编辑部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收到了一个匿名大信封。信封上没有寄件人，没有地址，只写了收件报社的主编姓名。
信封里根本没有信纸，只是一张照片。整个画面清晰，光线充足，一看就是专业照相师使用了最新式的专业照相机拍摄而成的。
照片上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奥伊伦堡亲王，另一个是库诺·毛奇中将。两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坐在一间昏暗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前摆放有无数的空酒瓶。
其中，奥伊伦堡穿着一件松垮的丝质衬衫，领口敞着。而库诺·毛奇仅是穿了一件背心。在他们的身旁，分别坐有两名陌生的年轻男子。
尽管是黑白照片，但那些年轻男子应该都属于金发碧眼，英俊高大，且年龄都在20岁左右。照片的右下角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橡树叶俱乐部，1905年10月12日。”
这三十多份的异常露骨的照片，是荷尔施泰因生前就已经冲洗好的。不得不感谢老男爵，这种属于王炸级别的重要证据，在瓦尔特的手中还有不少。
至于负责投递给各大报社主编的信使，自然是杰林斯基、赫米尔和诺瓦克的三人组干的。他们三个人在六个不同的邮局投递，投递时间选在拂晓时分，邮局刚开门的时候。
至于信封上的字，那是基希使用他的左手书写的。不仅如此，瓦尔特还要求基希在书写的时候，手掌心必须缠绕上一圈手帕，继而导致字体一个个歪歪斜斜，但依然可以看的清楚。
如此一来，就可在极端情况下，有效避免暴露基希的笔迹。
那些照片是从荷尔斯泰因留给他的底片里秘密翻印的，瓦尔特让基希租用了一家照相馆的暗房，随后是亲手冲洗，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冲洗出来的照片一共三十五份，每一份都用硬卡纸压平，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投递之前，瓦尔特把照片看了一遍，确认画面清晰、细节完整。
然后，他把底片重新锁进了保险柜里，还把冲洗用的药水和相纸全部销毁掉，不留任何可以追溯的痕迹。
四月上旬，柏林所有报纸纷纷在自家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张照片。
《柏林日报》的标题上写道：“橡树叶俱乐部的真相，本报获得了极其重要的照片作为证据”，另外还附上了照片。
《柏林晨邮报》的标题显得更加直接，“宫廷丑闻照片曝光，奥伊伦堡亲王与毛奇中将的私密之夜！”
《福斯报》则是在头版加了一个黑色边框，里面印上了那张照片，还有一行字：“没错，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真相！”
《柏林晚报》则是在头版用了整整一版。这其中，照片占了上半版，下半版属于编辑部的一篇短评，标题叫做“体面的终结”。
短评写道：“我们一直以为柏林的宫廷，属于欧洲最体面，最洁身自爱的宫廷。但现在，这张照片确实告诉我们，所谓体面和自爱，也不过是表面的一张遮羞布而已……在柏林的王宫里面，隐藏着一个经常在肮脏俱乐部里聚众淫乱，居然还敢手捧圣经，跪在皇帝的面前，信誓旦旦的自证清白的无耻罪人。”
就在这张照片登出来的当天，柏林地方法院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法院的院长，还有作为主审法官的施特恩贝格，以及几名资深大法官，在一间会议室里紧急磋商了两个多小时。
等到下午两点一刻，柏林地方法院发布了一份简短声明：“鉴于本案出现新的重要证据，法庭决定暂停案件的审理，等待新的证据重新核实之后，另行开庭。”
这份声明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到照片的事情，但全柏林的人都知道，那个所谓“新的重要证据”究竟指的是什么。
也是在同一天下午，奥伊伦堡的律师贝特曼代表他的当事人，向法院递交了一份申请，“鉴于奥伊伦堡亲王身体严重不适，请求法庭延期进行审理”。
申请书里还附了一份专科医生的诊断书，说奥伊伦堡亲王“因突发心脏疾病，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暂时不宜出庭”。
没有任何悬念的，法院当即批准了这一延期申请。
库诺·毛奇那边倒是比较硬气，没有递交类似的申请，不过他的律师霍尔岑多夫在法院门口被大批记者堵住的时候，也只是一个劲的说“无可奉告”，然后就登上马车，急匆匆的离开了。
大约过了三周之后，就在“哈登诽谤案”的热度开始减退的时候，哈登忽然被柏林法院正式宣判无罪。
那位主审法官施特恩贝格在一份判决书里，如是写道：“被告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在《未来》周刊上发表的调查报道，是基于真实的证据，并未构成诽谤。原告菲利普·冯·奥伊伦堡亲王和库诺·冯·毛奇中将的各种诉讼请求，本庭不予支持。”
第二天，当哈登拿着主审法官签署的判决书，从法院走出来的时候，门口围了两百多人，有记者，有市民，有官员，还有几个穿便服的警察和军官。
哈登没有当众发表讲话，他只朝人群点了点头，随后就上了马车。
马车驶出法院广场的时候，他把车窗摇下来，把手里那份判决书举起来，展示给外面的人。有摄像师急忙按了一通快门，然后马车就快速的消失在街角。
4月中旬，奥伊伦堡亲王已经从柏林消失了。他的管家对记者解释说“亲王身体欠佳，去瑞士疗养了”。当然，没有人知道他躲在瑞士的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库诺·毛奇据说是没有离开帝国，但他不得不永久的离开了卫戍司令部。随后，柏林卫戍司令部发布了一份简短的通告，宣称“库诺·冯·毛奇中将因健康原因，主动请求解除卫戍司令职务，皇帝陛下也已经批准”。
通告都没有提及照片的事情，也没有提庭审的事情。不过，所有人都知道，库诺·毛奇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涯，已经彻底结束了。
四月十二日，总参内部传出一条惊人的消息：军需总监小毛奇向施利芬伯爵递交了一份辞呈，请求辞去自己的军需总监，还有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份辞呈使用的措辞很客气，说“因家族事务繁多，精力严重不足，难以胜任军需总监，以及代理总长的职务”。
正在病房里无聊削苹果的施利芬伯爵看过之后，只是在上面批注了一行字：“暂不批准，待身体康复后再议。”
这道批注救了小毛奇一次，但没有救他第二次。
总参内部的一些少壮派军官已经在私下里串联，准备在下次军务会议上联名提醒施利芬伯爵“重新考虑代理总长的人选”。否则，他们就联名上书皇帝。
比洛首相在庭审期间没有公开表态，不过，他在四月十日，还是让自己侄儿，伯恩哈德?冯?比洛上尉给哈登送去了一封私人贺信。
信里只有一句话：“真相不会被永远掩盖。”
对此，哈登没有回信，但他在下一期《未来》周刊的编者按里写了一句话：“感谢所有在黑暗中坚持寻找光明的人。”
瓦尔特把这句话反复的看了两遍，笑了笑。
无人的时候，瓦尔特会把自己右手从口袋里抽出来，脱掉手套，然后活动了一下指节。此时，右手的手指开始灵活的屈伸，掌心可以贴在一起。这只手三年前被车轮碾碎过，现在可以写字，可以冲洗照片，还可以握住手枪。
如今，哈登已经被无罪释放，奥伊伦堡躲去了瑞士，库诺·毛奇丢了卫戍司令的职务，小毛奇的辞呈虽然被暂时压住，但身下的位置已经严重不稳。
现在要做的，就是确保胜利果实的同时，还要哈登保守心中的秘密，而死人的嘴才是最让人放心的。
窗外下起了小雨，细细密密的，让运河对岸的灯光变得模糊起来。沃尔夫从壁炉旁边站起，走到他的脚边趴下来，脑袋如往常那般搁在主人的靴子上。
瓦尔特低头看了它一眼，伸出手摸了摸小家伙的耳朵。沃尔夫哼了一声，尾巴轻轻摇了一下，然后闭上了眼睛。
柏林的四月，春天来得比较晚一些，但终究是来了。
哈登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的早上出的事。
前一天的下午，他还在编辑部里跟科恩律师见了一面，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哈登打算在《未来》周刊上再发一组后续报道，把庭审过程中没有来得及提交的证据整理出来，逐条公布。
科恩劝他缓一缓，说“我们已经赢了，没必要再刺激对方”。
不过，固执的哈登拒绝了律师的建议。他在编辑部待到傍晚，把下一期的稿子改了一遍，交给秘书，然后回了家。
第二日，天还没亮，他跟妻子说了一句“我去湖边走走”，这是他每天的习惯。
蒂尔加滕公园西侧有一大片野生湖泊，哈登每天的黎明时分，都会沿着湖边的小路走一圈，走完了再回家吃早餐。
不过这一次，他没能回家。
早上的七点半左右，一个在公园里遛狗的退休老头在湖边的芦苇丛里发现了他。人已经死了，脸朝下趴在水里，衣服完整，鞋子丢了一只，另一只卡在岸边的泥里。
那个老头当即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把尸体捞上来，在湖边拉了一条绳子，开始进行全方面的调查。
由于死者哈登属于名人，警察总局那边派了两个人来，一个是刑侦科的警长，一个法医。法医在现场做了初步检查，没有发现外伤，没有搏斗痕迹，只在哈登的手掌上找到几道浅痕。
……
第215章：针对小毛奇的发难
带队的警长在周边询问了一圈，由于事发太早，整个湖边没有游客和目击者。另外，附近也没有留下脚印或者其他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