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编辑曝光亲王，就是抽皇帝本人的脸面。而威廉二世这个人，非常的记仇。他可以容忍别人批评他的国家政策，但不会容忍别人碰他身边的人，尤其是宣扬对方道德败坏。哈登在柏林精英圈子里混了这么久，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
然而，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写，想要飞蛾扑火吗？
瓦尔特让基希把哈登的履历重新又翻查了一遍，找到了一份旧记录，那是哈登1892年申请办刊时，填写的登记表。
表格上写着：出生地柏林，父亲商人，十四岁辍学离家，十七岁回柏林，此后自学成才。瓦尔特盯着“十四岁离家”这几个字，看了整整两分钟。
十四岁，一个孩子，离家出走，跟了一个巡回剧团，走了两三年。那几年里发生了什么，哈登从来没跟人提过，档案里也没有记录。
当天下午，瓦尔特给柏林警察第二分局的老朋友，霍夫曼督察打去了一个电话，请求他重新调查一下哈登的情况。而调查的核心与重点，就是哈登在十四岁那年，选择辍学离家出走之后的具体情况。
需要说明的，柏林西区和蒂尔加滕一带，其中包括哈登的公寓和《未来》周刊编辑部，都属于霍夫曼管辖的第二分局。
不得不说，霍夫曼的办事效率很高。在第三天上午，霍夫曼给瓦尔特打去电话，说他那边已经有了最新的调查结果。
瓦尔特赶到第二分局的时候，霍夫曼正在办公室里签批一些文件。
见到老朋友来了，这位主管督察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拆开的档案袋，放到瓦尔特的面前。
霍夫曼说道：“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原名叫做费利克斯?恩斯特?维特科夫斯基，生于1861年……1880年，在他回到柏林定居的时候，就在我们局里登记过一次，之后就没有更新过。
事实上，哈登的档案记录并不算复杂。当时的他父母均已病逝，而兄弟姐妹又散居各地。但哈登本人，自始至终没有犯罪记录。”
霍夫曼一边说着，他把档案袋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的记录表格，递给了瓦尔特过目。他接着说道：“这里有一份30年前的旧材料，是1876年波兹坦警察局那边负责记录的。
那年，哈登差不多十五岁，在一个巡回剧团里面做演员。该剧团在波兹坦一带演出的时候，他被当地的警察盘问过。而询问的原因，是哈登向一名巡警报了案，并指控一个陌生的观众，在旅馆里面侵犯了他。”
瓦尔特把那张纸接过来，上面的字是用蓝色墨水写的。虽说是过了近30年，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上面的内容记录着：在1876年8月，波兹坦警局的巡警接到了一桩报案，报案人是费利克斯?恩斯特?维特科夫斯基，十五岁。
报案人自称在剧团演出期间，被一名男性观众诱拐至附近的旅店房间，并最终遭到侵犯。不过，报案人未能及时提供侵犯者的姓名，只是强调对方“是一名穿着讲究的中年男人，听口音应该是来自柏林的军官或是贵族”。
最终，当值的巡警仅是记录了报案内容，但没有最终的立案，理由是“证据不足”。
该文件的最后有一行批注，说“报案人的情绪激动，言辞异常的混乱，怀疑存在精神问题。所以，警方最后是要求剧团负责人将报案者遣送回原籍。”
瓦尔特把这张纸看了两遍，放回了档案袋里。
霍夫曼在旁边坐着，没有说话。
“这份卷宗，就这些？”瓦尔特问。
“就这些了，没有后续的。”霍夫曼解释说，“在那个年代，这种案子实在太多了，没人会认真查，即便是查了，结果也不可能太好。更何况，报案的是个剧团里，一个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年，无父无母，自然也没人愿意替他出头。巡警写两句‘证据不足和情绪激动’，这样案子就算这样完结了。”
回到运河别墅，瓦尔特在脑子里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重新拼凑了一遍。
少年叛逆的哈登，在十四岁离家出走，跟了一家巡回剧团。十五岁，他在波兹坦一带演出的时候，被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男人”侵犯，随后，他报了警，但警察没有立案，反而说他“精神有问题”，把他送回剧团。
而剧团那边出于息事宁人的目的，没有替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讨回公道，也很有可能根本没有当回事。
后来，受过刺激的哈登改为现在的名字，还信奉起了路德宗，成为一个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为此，他创办了一份在柏林精英圈子里影响力极大的刊物。
他开始在《未来》上面写各种激进的政治新闻，还在暗中调查宫廷里的丑闻，不知不觉的就开始盯上奥伊伦堡亲王和库诺·毛奇伯爵。
瓦尔特忽然想起哈登写在《未来》周刊上，那篇文章里的一段话，其字里行间，就有一种被刻意压抑的愤怒。
哈登愤怒的写道：“柏林卫戍司令部的某些人，白天在皇帝面前宣誓效忠，晚上却把自己的私欲凌驾于帝国的安全之上。”
在那个时候，瓦尔特还以为不过是一句政治攻击的话，现在再读一遍，那句话的字里行间，藏着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复仇。
很显然，哈登死死的盯上奥伊伦堡和库诺·毛奇，不只是简单的因为他身处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也不只是荷尔施泰因的暗中授意。
事实上，哈登从十五岁那年起，他就一直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把当年欺辱自己的那些高贵的人，统统拉下马的机会。
毫无疑问，奥伊伦堡和库诺·毛奇二人，身份高贵，位高权重，他们白天在皇帝面前宣誓效忠，晚上确实待在私人俱乐部里，干着一些上不了台面的，肮脏龌龊的丑事。
如今，哈登等了三十年，终于等到了一个绝佳的报复机会。
瓦尔特把文件还给了霍夫曼，说：“这份东西，你先帮我留着，未来可能会需要，也可能永远不会需要。但如果有其他人看到这份资料，请立刻告诉我。”
霍夫曼点了点头，他把档案袋放回抽屉里，锁上。
“放心，你想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拿。”
瓦尔特站起来，跟霍夫曼握了手，出了警察局。
心理学家阿德勒的有一句名言：“幸福的童年疗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来疗愈”。
荷尔施泰因之前说过，哈登“有时候会变得疯狂，不受控制”。现在，瓦尔特明白了，哈登的疯狂不是没有来由的。
一个无依无靠的剧团演员遭遇侵犯，然而报警过后却被拒绝，波兹坦警察甚至将其视为精神有问题的人打发了回去......
那个时候的哈登，他没有家人，没有靠山，唯一能抓住的东西就是手里的笔。所以，他就用这支笔写剧评，写政论，办刊物。最后的，他一步一步爬进了柏林的精英圈子里面。
每一次，哈登写出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丑事，每一次他揭露的那些体面人的底细，都是在替那个曾经的自己在出气，在报仇。
显然，哈登这个人的身世，比起瓦尔特预想的更加复杂一些。
他并不是单纯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也不只是荷尔施泰因的白手套。他心中有着自己的一笔账要算，而且这笔账，他已经苦苦等待了三十年。
现在，瓦尔特需要搞清楚的，是哈登的账和他的账，能不能合在一起。如果能合，哈登就是一把锋利的刀。如果不能合，哈登就是一颗随时会炸的雷。前者，瓦尔特需要握住刀柄；后者，他需要在某个时候提前排雷。
此时此刻，哈登大概正在他的公寓里撰写着第二篇文章。瓦尔特不知道他会写什么，但他知道哈登一定不会停下来。
这个人在十五岁那年被封杀，被堵住的呐喊，现在要重新响起来了，而且这一次谁也阻止不了了。
……
第207章： 继续爆料
三月的柏林，冰雪开始消融，运河的水面上原本的一层薄冰，早已被来往的驳船碾碎。
瓦尔特每天早上照例带着沃尔夫沿着河边走一圈，狗在融雪的泥地里嗅来嗅去，有时候停下来舔上一口路边的雪水，然后甩甩脑袋，继续往前走。
因为要冲击1906年的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瓦尔特接受了智囊团队的建议，他再度重拾执业医生的身份。
每周三次，进驻面向贫民、妇女和儿童的贝塔尼恩女执事医院、圣海德维希医院，或是伊丽莎白妇幼医院，进行义诊，还频频向无钱购药的穷人，赠送百浪多息等特效珍贵药品。
不仅如此，频频出没于各类慈善事业活动的瓦尔特-科勒医生，还向社民党大力支持的鲁道夫?菲尔绍医院，公开捐赠了2万马克。
该医院位于柏林北部工人聚居区，属于北边产业工人和底层劳工的定点医院。鲁道夫?菲尔绍医院属于柏林的第四座公立医院，也是欧洲最现代化的平民医院。
当然，那些由博士医药、拜迪、赫希斯特和默德尔等四家医药企业联合举办的，有关百浪多息功效的专业研讨会，瓦尔特-科勒博士基本上也会悉数到场。
事实上，这类公众场合，也需要阿尔布雷希特·门策尔教授出席，只是这位教授不太喜欢热闹的场合，宁愿待在自己的实验室里。
所以，大部分的研讨会都是瓦尔特出面代劳。不过，研讨会中要是有诺奖的评选专家到场，教授一定会被瓦尔特抬出来捧场。
没人比瓦尔特更懂得宣传的力量，即便是看似公开、公平的诺贝尔奖。而这方面，研究神经系统的卡米洛·高尔基和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要吃亏不少。
另一方面，瓦尔特向战争学院的教务长巴尔克上校，申请了暂停自己的教学课程。不仅如此，他还大幅度的减少了进出战争部和总参的频率。至于总参情报部的事务，一切都需要等半年之后再说。
三月五日，哈登在《未来》周刊上发了新的一篇。文章就排在了第三页，标题叫做《柏林的黄昏》。
瓦尔特是在结束了圣海德维希医院的义诊，乘马车回到运河别墅的途中，看到了这一份周刊的。依照索引，瓦尔特直接翻开了第三页，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与上次一样，哈登还是没有公开的点名。在整篇文章里，奥伊伦堡亲王和库诺·毛奇伯爵，两人的全名都没有出现过。
哈登给他们取了两个很有意思的代号，“竖琴手”和“甜心”。
第一个叫做“竖琴手”的，特指的是奥伊伦堡亲王。
原因是他在宫廷里喜欢弹竖琴，而威廉二世恰好就听过奥伊伦堡弹过。为此，皇帝还专门让人在波茨坦的宫室里面，摆放了一架竖琴。
因此，“竖琴手”的这个代号，在柏林上层的贵族圈子里并不难猜。
另一个代号叫做“甜心”，自然指的是库诺·毛奇伯爵。
这个人在近卫军团的宴会上，总是表现出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说起话来也很是温柔，所以年轻的军官们私下里给这位卫戍司令起了这个绰号。
事实上，“甜心”这个叫法，在柏林卫戍司令部的走廊里，已经传了好几年。
在文章的开头，哈登依然是比较克制的，仅仅提及了柏林上流社会的一些体面绅士，他们白天在宫廷里出入，晚上却出现在某些不体面、不绅士的场所。
这些场所通常会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们通常把招牌藏在屋里，或是干脆从不挂招牌；第二，它们的客人从不写真实的名字，只用代号。
文章接着写道，“竖琴手”和“甜心”经常同时出现在上述这些“不体面”和“不绅士”的场所里，时间通常是周三，以及周六的晚上。
目前可以肯定的，这些人绝对不是去谈公事，也不是单纯的喝酒消遣，那么问题现在就来了，他们究竟是去干什么。
至于那些“身份不明，英俊的年轻男子”，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最清楚的……
不得不说，哈登的笔法很隐晦，也很聪明。但凡是柏林上流贵族圈子里的人，只要看到“竖琴手”和“甜心”这两个词，就知道文章作者说的是谁。
但另一方面，这篇文章本身没有写任何一个真名，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法庭用作诽谤证据的表述。这种写法让奥伊伦堡和库诺·毛奇二人，当下很难加以反击。
显然，如果他们去法院诉讼哈登诽谤罪，哈登就可以说“竖琴手”和“甜心”是泛指，不是特指某两个人。而且官司一旦持续的打下去，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
等到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柏林的外交部、宫廷内侍处，还有近卫军团的军官食堂里，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开始疯狂的传播起来了。
战争学院的课间休息的时候，博克中尉凑到了西克特中校身边，他低声问了一句：“中校，您看过今天的《未来》周刊了吗？”
西克特仅仅是点了点头，但没有接话的意思。博克一见对方过于冷淡，不想多谈，随即也转身走了。
与此同时，政治科的费舍尔督察急匆匆的来到了运河别墅。
走进瓦尔特的书房，这位政治科督察就问了一句。他说：“相信你也看过哈登的文章了。就在今天上午，外交部那边接连打来了三个电话，都是问我们是否注意到这篇文章，需要密切关注一下社会舆情。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从未联系过政治科的宫廷内侍处，居然也派人来问过，明确的说明是‘上面那位想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让政治科这边尽早的给予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哦，你怎么看？”瓦尔特反问起来。
费舍尔坐在书房一侧的沙发上，品尝着管家刚刚送来的咖啡，很是轻松惬意的说道：“让他们猜去吧，只要不是鼓动公开闹事的，不反对帝国的，不反对皇帝的，政治科于克莱斯特警监就不会下令追查。
而且这个人写得聪明，文章里尽管没有公开点名，但说的基本都说了。整个柏林城里，凡是跟宫廷和近卫军团沾边的人，今天下午都在议论这件事。但另一方面，只要出了这个圈子，普通市民就没几个知道这篇文章在说什么。”
瓦尔特想到了《未来》周刊的最后一页，底部的编者按。哈登在那里还补充写了一句：“本报将持续关注柏林上流社会的某些现象，后续将根据事态发展，公布更多的细节和内幕。”
毫无疑问的，这句话留了很大的余地。“更多细节”这四个字，这就是悬在奥伊伦堡和库诺·毛奇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当然，哈登是不会说什么时候公布，以及公布说什么，可单单的这个“留白”，就足够让几位当事人，今晚彻底的睡不着觉了。
第二天，奥伊伦堡亲王没有如往常那般，准时出现在宫廷里。如果是之前，他每天早上九点会到城市宫，跟皇帝一起吃早餐，然后陪皇帝处理一些私人信件。
那天早上，亲王的马车没有出现在宫廷门口。
宫廷内侍处的人打电话到奥伊伦堡所在的公寓楼，管家接的电话，说“亲王身体不适，略感伤寒，这几日暂时不方便会客”。
到了下午，奥伊伦堡的私人医生出现在公寓门口，待了半个小时才离开。事后，这位私人医生对守在外面的记者宣称：“亲王需要静养，近期不会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然而在第三天，奥伊伦堡的管家去了柏林火车站，买了两张前往瑞士伯尔尼的卧铺票。却不想，购买车票的消息被跟踪而来的记者们发现，立刻上了第二天的早报新闻。
消息传出来之后，柏林贵族圈子里的人更加确信了一件事，就是“竖琴手”扛不住压力，准备要跑路了。
然而，奥伊伦堡亲王并没有走成。
三月八日的晚上，他乘坐马车去火车站。马车刚刚抵达车站的入口，就被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拦住了。
那两个人出示了柏林警察总局的一份文件，宣称有一桩“涉及外国侨民的案件”需要奥伊伦堡亲王协助调查。
奥伊伦堡的管家试图去阻拦，说“亲王身体抱恙，已经买了去瑞士的车票”。然而警察并没有让步，说“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亲王大可以退票，或是改签”。
就这样，奥伊伦堡在马车里坐了将近二十分钟，也无济于事。最后，马车不得不掉头，回了公寓。而两个警察则跟在后面，一直跟到公寓门口才离开。
这件事情，瓦尔特是第二天从甘纳特那里知道的。他当然清楚这件事压根不是自己策划的。因为他手里的照片和底片还没有动，哈登的前两篇文章也只是投石问路，起到打草惊蛇的效果。
所以，阻拦奥伊伦堡逃离柏林的人，属于另一股势力，就是普鲁士强硬派，就是早就对奥伊伦堡的“妥协外交”不满的人。
长期以来，奥伊伦堡在摩洛哥问题上主张跟法国人和谈，在海军问题上希望同英国缓和，在巴尔干问题上维持着跟俄国的默契感。
上述的这些主张，跟总参和海军部里的强硬派完全对立，所以强硬派一直在找机会把奥伊伦堡从皇帝身边挤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