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怪不得赵永安堂堂从二品高官，出行仅带几个随从，就是为了这一遭！
郑作人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的夜色很浓，杭州城的灯火在远处明明灭灭。
他站了很久，直到亲兵进来禀报：“主公，赵明公派人来请，邀您过府一叙。”
郑作人没有回头：“知道了。”
他换了一身干净衣裳，独自一人，去了赵永安的住处。
赵永安没有住在布政司衙门，而是城东的一处僻静的宅子。
院中种着几株桂花树，在夜色中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赵永安坐在厅中，一盏孤灯映着他清瘦的面容。
见郑作人进来，他站起身，亲自斟了一杯茶，推到对面。
“郑将军，坐。”
郑作人坐下，端起茶盏喝了一口，放下。
两人沉默了片刻，还是赵永安先开了口。
“将军今日在杭州查出了什么？”
郑作人没有看他，目光落在桌面上那盏茶的雾气上：“查出了一些事，也猜到了一些事。”
“将军不妨明说。”赵永安的的声音很平静。
郑作人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赵明公，那匹马，是你自己让人杀的，对吗？”
“那些刺客，是你自己派人安排的，对吗？”
赵永安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他只是端起茶盏，慢慢喝了一口，放下：“将军可有证据？”
“赌坊老板已经招了。他说是你远房亲戚找的他。”郑作人的目光没有移开，
“不过这些话，不会传到第三个人耳朵里。”
赵永安沉默了片刻，忽然笑了。
“将军打算怎么办？”
郑作人没有回答。
在理清脉络后，郑作人心里很放松，毕竟，这件事与他无关，并非有人针对他。
故他很快开始思索，如何能在这件事上，争取足够的利益。
他可以上报朝廷，把赵永安抓起来，但那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赵永安倒了，浙江的丈量工作会更难推进。
因为对方确实是有心为百姓谋福祉，只是出于过往的背景，以及性格，一直没有办法。
此番这样搞，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推行丈量田地之策。
郑作人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赵明公，本使可以帮你把罪名按在那几个豪绅头上。但本使也有一个条件。”
他虽觉得嫁祸不太妥当，但心里没啥负担。
浙江的士绅，九成以上都不干净。
不彻底清除，江东的百姓永远没有好日子过。
这种好日子，并非是吃饱肚子，若是吃饱肚子就算好日子，那江东百姓几十年都过的好日子。
真正的好日子，是不会被权贵随意打压，羞辱，强抢。
有冤可伸，可以安安心心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赵永安看着他：“将军请说。”
事情已经很清楚，没有必要装模作样。
对方今夜孤身前来，就透露出一种政治讯号。
“本使要建水军船场，要造二千料以上的战船，要将一万二千厢军改编为水军。”
“此事需要大量钱粮和人力，布政司必须全力支持。”
“明公若能助本使做成此事，本使便当今日什么都没查出来。”
赵永安端起茶盏，又喝了一口，放下：“将军的船场，需要多少？”
“我需要一百万贯铜钱。”郑作人没有犹豫，
“若明公能助本使解决钱粮之事，本使亦可助明公解决丈量之事。”
“那些豪绅进了牢房，他们的田契、地契、欠税记录都在本使手中。明公要查谁，本使便查谁。”
郑作人此前盘算的数字，只是最低。
打造水军是极其费钱的事情，不仅仅是修缮造船坊、打造战船的花销。
单是战船的维护就是一笔不菲的数字，不比打造少多少。
一句话，钱越多越好。
当然，布政司与都指挥司不能擅权，赵永安即便答应，钱财也不能走官面上，必须私底下给。
朝廷的规矩是规矩，但规矩是人办的。
这世道上，就没有真的干净之人，也没有干净的事。
若赵永安答应，加上皇帝允许后的明面拨款，足够他大展拳脚改编水军。
赵永安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将军的家人，可在浙江？”
郑作人愣了一下：“家眷尚在明州。”
原本是在杭州，但自从他有心打造水军后，便搬到了明州。
“本使在杭州城西有一处宅子，不算大，但清净。将军若信得过本使，可将家眷迁来杭州居住。”
赵永安转过身，目光平静，
“将军在明州练兵，家眷最好在杭州，有本使照看，将军可以安心。”
郑作人微微思索。
这不是照顾，这是交换。
他把家人放在赵永安的地盘上，赵永安才能相信他不会翻脸。
毕竟二人之前并没有什么瓜葛。
“好。”郑作人站起身，朝赵永安拱了拱手，“那便一言为定。”
赵永安也拱了拱手：“一言为定。”
两人相视片刻，各自端起茶盏，像饮一杯酒那样，各自喝了一口。
窗外，桂花香正浓。
夜色很深，但宅子里的灯一直亮到很晚很晚。
第二天一早，钱塘县的豪绅们被押出大牢，以‘勾结山匪、刺杀左布政使’的罪名移送杭州府候审。
他们的家产被查封，田契被收缴，地亩被重新丈量。
同时，郑作人派军队去各州县接管交通要地等关隘。
钱塘的豪绅只是个开始，赵永安还要借这件事，牵连各地的所有豪绅。
提前派军队去，就是为了避免他们狗急跳墙造反，将事情控制在可掌握的地步。
一旦真的大规模造反，朝廷必定会派巡抚，御史来。
到时候，赵永安与郑作人的交易，极大可能会被察觉。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千万莫要小觑天下英雄，郑作人短时间内就能察觉出不太可能士绅干的。
中枢那些久经政治风云的人，只怕转瞬就能猜到。
第561章 全国剿匪
山匪之祸，各省诚有之，然有司惮于考课，辄匿而不报，掩其迹以饰太平。
及浙江左布政使赵永安遇刺，其事始大白于朝堂。
匪之来源，盖有四端：
其一，藩镇既削，军士被裁，不事农桑，流而为盗。
其二，惰民不勤四体，欲坐获厚利。
其三，亡命之徒，贪冒财货，铤而走险。
其四，豪绅之族，田亩被丈而家业荡然，愤而遁入山林，纠众为匪。
四者杂糅，遂成此患，蔓延诸省。
此辈啸聚山林，据险为巢，打家劫舍，掳掠商旅，淫人妻女，无所不为。
良民畏其凶焰，道路为之断绝，行旅为之裹足，哭声遍于乡野，怨气积于闾阎，而州县莫能制也。
宣政殿内，四位宰辅垂首紧张兮兮。
说实话，山匪祸乱之事，他们或多或少都知道。
只是各省大力发展，赋税一年比一年多，就下意识忘却。
不仅是中枢官员，就连地方官员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首先，行省制初立，地方官的考核标准是‘赋税增长、户口增加、治安改善’。
‘剿匪’在这三项考核中，权重最低，且容易暴露自己的治理短板，等于承认失职。
所以，地方官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压下去’。
第二，山匪的来源驳杂，既有藩镇裁汰的士卒，也有破产的农户，还有因丈量土地而家破的豪绅族人。
这些人不是铁板一块，有些人只是为了一口饭吃，有些人则是纯粹的亡命徒。
地方官在剿匪时，既要分清可招安的和必须剿灭的，又要顾忌那些豪绅族人的背景。
担心‘剿了一个，惹了一窝’。
第三，地方厢军的职责是屯田和防务，并非专业的剿匪力量。
单靠县衙的乡兵，充充面子勉强，真让他们卖命，如同上青天。
地方官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只能望匪兴叹。
第四，山匪往往流窜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