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年对横山羌的态度一直都没变过，一直都是想杀光他们，然后从内地往横山移民，说到底加一块总共不也就十来万的横山羌民么。
完全捏住横山羌的命门，想得倒是挺好，可你真有一天用停榷场来威胁人家的时候，到底他们是会听话，服从，还是干脆反他娘的攻破长安？
还要跟朝廷借钱来入股府州的羊绒行会，刘永年自然不能同意，就算他们和河外诸族都是蛮夷，但是蛮夷也是分自己人和敌人的。
只不过制计院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那上面的老大毕竟还是韩琦，而且富弼已经被调回来了，现在正在担任制计院直学士，俩人现在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制计院直学士和知制计院，这俩官职到底哪个更大，说不清，但反正富弼是坚决支持范仲淹这一套的，坚决主张要朝廷借钱给横山羌让横山羌用这个钱来买府州的股票。
两个人现在每天都因为这事吵得不可开交，韩琦这货仗着自己是领导，每次都等他们吵架之后和稀泥，然后也并不掩饰他的偏向，然后刘永年也不惯着他，跟他也吵。
然后吵完后还得继续精诚合作，审计鄜延路的营田情况，鄜延路转运使卞咸交上来的账册和三司的账册有差距，而且已经去了鄜延路的勋贵子弟也普遍反映那边的营田很乱，他们又不得不在此事上同仇敌忾，事情又多又杂让人头都大。
刘永年现在怀疑卞咸他就是有问题，分明是在阻挠清丈田亩，想要把他给换掉，让赵祯派个他们都信得过的钦差之类的。
但韩琦却不同意，认为转运使这个级别已经是封疆大吏了，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因为他工作做的不够好，就直接换人会引起朝廷动荡，不可以这么做事，要换人必须要先让御史台去调查此事，至少有一定证据了才能动他。
况且制计院是监察衙门而不是执行衙门，监察的对象也不是朝中的文官而是派出去的宦官，这件事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赵祯也同意韩琦的观点，故而朝廷又派了信得过的御史，以直言敢谏而闻名的新一代后起清流何郯去鄜延路调查情况。
至此为止，一切都顺顺当当，理所当然，没有任何人怀疑这其中会有什么阴谋。
等何郯上任去了延州，不到三天，就爆出来了大料：鄜延路顶风作案，私造度牒至少数百张，很可能超过一千张！
朝廷本来就正在严打寺庙问题，民间和朝堂都有因此而利益受损的既得利益群体，更何况还有被丈量营田所影响的人。
这下，什么股票，什么度田，统统放在一边，而且很快的大料一个接一个，刚刚从陕西回来的曹家当代抗鼎曹琮，刚从西夏以俘虏身份回来没多长时间的石元孙，赵祯的亲舅舅，鄜州观察使李用和，永兴军路，高琼之子高继宣，全部牵涉其中，甚至还表明，当朝枢密使晏殊，于此也不误关系。
一时间，朝野哗然，反对派宛如看见屎的苍蝇一样，群起而攻，就连宋祁一派也不得不因此而被裹挟着加入其中，甚至是群情激奋，非要赵祯给个说法不可。
事情一直到这一步，众人才开始有点反应过来：这他妈是个套吧。
卞咸是吕夷简的人吧！
但这也只是怀疑而已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事和吕夷简有关，甚至和吕党中的任何一个人，至少表面上看没有丝毫关系。
动手掀桌子的是清流御史，咬住不放的是宋祁，被咬得很难受的是范仲淹一党和朝中勋贵将门。
范党，勋贵，宋祁一派的当政变法派，谁也没有功夫再去管吕党了，他们自己就开始互相咬起来了。
吕夷简全程甚至一句话都没说过，整件事看起来和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一切的始作俑者只是那个叫卞咸的。
刘永年都有点想写个服字给他了。
这是高手啊这是。
甚至刘永年明知道这是个圈套他还得往里进，因为事情都是真的。
私发度牒是真的，勋贵将门人人下水也是真的。
早在去年三荣三费疏刚上的时候刘永年就说过，搞冗僧道比搞冗官还难，果然，现在他们因为这个事已经不得不对上了。
第139章 这都是你们文官集团的阴谋！
依然还是樊楼。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度牒，这是在筹钱么？能筹出多少？一张度牒市场价也就一百贯左右，就算他真的开一千张度牒，也不过十万贯左右，他就那么差这十万贯钱么？差十万贯钱的话可以找我啊，我来给他想办法啊。”
刘永年骂骂咧咧的数落着远在延州的范仲淹，心情很差，忍不住咣咣敲桌子。
坐他对面的富弼冷笑道：“刘太尉是真不懂还是在装糊涂？鄜延路要筹措军需可以走私蜀锦，同样都是犯法，自然要做赚钱多的事，私发度牒是为了筹钱么？是为了军心！是为了填你们勋贵将门的贪心！”
刘永年：“你们文官集团是真坏啊，枉我还以为范仲淹是一个君子，他居然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拉我大宋的将门下水，这一定都是你们文官集团的阴谋！”
富弼扭头看向晏殊：“岳父，他一直这么厚颜无耻的么？”
晏殊叹息一声道：“我也是头一次见，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嗣宗，就当卖我一分颜面，你二人同衙当官，又是大敌当前，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么？”
“哼。”
刘永年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晏殊又看向富弼道：“你为长者，道个歉吧。”
富弼无奈，也知道这刘永年如今已今非昔比，官职差遣上很难说谁更大，其实是谁在官家那更受信赖谁就更大。
所以，显而易见，刘永年现在甚至可以说是他的直属领导。
又事涉党争，他现在也是范党在朝中的一位重臣了，他也是鄜延路回来的，鄜延路现在出了事儿所有人都跟着蒙羞，也牵连到了他。
本来，他这次回来就想和刘永年修复关系，只不过一直没有找到太合适的机会罢了，现在这个时候，自然也就顾不得什么架子，颜面了。
当即站起身来，道：“嗣宗，以前的事是我做的不对，我也是……我在此给你赔罪了。”
说着，倒是真给刘永年行了一礼，还拿出了礼物，乃是一方老坑瑞砚。
刘永年都懒得看他，只把他的礼给收了，他也不懂这东西，但想来应该挺值钱的，将来有儿子可以做个传家宝。
他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得罪过自己的不都得死的那种人，官场之上，没有那么办事儿的，他又不是真疯子，关系随着官职和立场的变动而变动是很正常的。
二人毕竟还是连襟，富弼之前与他的矛盾也不是私仇，再说他也没吃亏，收下礼物之后，这事就算是翻过去了。
富弼见刘永年收下礼物后也是不禁松了一口气。
刘永年毕竟岁数小，少年得志之人难免骄狂，他给世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有些任性的，他还真怕刘永年耍任性，让他下不来台，那样的话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就连晏殊，见状也不禁在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可见他平时给人留下的都是什么印象。
然后很快就聊起了正事道：“我今日收到一个消息，卞咸已经主动交代，说是你们制计院派下来的丈量田亩之人，私心极重，
故意将大量的营田，算作了荒田，又以布施，拍卖的名义寄托成了寺田，就连那军中吃的粮食，许多都已经不再是由军中的营田所出，而是……寺田所出，乃是几大寺庙的捐赠，说这是寺产助军、布施犒军。”
富弼意有所指地道：“营田充寺田，这在鄜延路已经是几十年的事了，范经略经略鄜延路总共不到一年，此事，分明乃是我大宋的勋贵将门贪鄙成风，范公上任之时，已经是积重难返。”
“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鄜延路要整兵，要备战，要经略横山羌，要修筑堡寨，事情太多，而且也离不开当地军户将门的支持，故而度牒之事，几乎没有管束，有些放任了，但却也绝非是我等之罪，范公之罪。”
刘永年：“几十年了么？你们文官集团可真坏啊，都阴谋算计我们武勋几十年了。”
富弼：“…………”
刘永年：“鄜延路的营田，难道不应该是归在三司账下的么？现在这些营田出了问题，怎么能都把屎盆子往武勋将门的身上扣，三司没有发现账目有问题么？分明你们文官才是主要责任人。”
曾做过三司使的晏殊回头道：“三司是发现问题了的，曾派胥吏去查过那边的账目和田亩情况。”
“那怎么没查出来？”
“因为派过去的人都死了。”
刘永年：“…………”
富弼：“此事，怎么我也没听说过？”
“派过去的都是些胥吏，没有官员，当时三司还是我在主事，当时李元昊刚称帝不久，前线战事本就紧张，要备战，再后来又是三川口之败，我也就没有声张。”
胥吏死了是不值钱的，尤其是那些没机会上吏部名册的胥吏，主官不管的话真的就是连个水花都掀不起来。
其实此事，他们制计院绝对是给装里了，事情本身环环相扣，现在是都给拧一块了。
天下事坏就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查任何事都能牵连到所有人的时候所有事就都查不了了。
刘永年也不得不开口道：“从头来，从头来，咱们慢慢捋，我已经有点乱了。”
北宋有三大顽疾，冗官、冗军、冗僧道。
如果说冗官是文官集团的顽疾，那冗僧道就是武勋将门的顽疾了，其实处理起来一点也不比冗官更简单，只不过主流历史喜欢强调北宋重文轻武的问题，普遍对冗僧道的问题有意忽略罢了。
在北宋，官方承认的寺庙寺产是不用交税的，而且和尚也不用服徭役和兵役，当然了，这得是有度牒的正经和尚。
理论上，一张度牒可以管一个人的终身免徭役，以及三十亩田地的寺产免税。
故而这天下和尚越多，朝廷的税收就越低，所以朝廷自然会对度牒严加管控，后来就干脆明码标价了。
当国用不足，尤其是军用不足的时候，三司衙门没有钱，就会给前线的将领发空白度牒，将领可以直接把度牒卖了筹措军费。
说白了就是子孙后代的税赋给提前兑了，着急用。
至于子孙后代的时候怎么办，不知道，相信后人的智慧。
不过度牒这东西有个bug，那就是它全国统一，你在鄜延路开一张，并不影响这东西在广南东路用。
僧人都是流窜云游的么，这东西算在人头上而不是绑在土地上的，上面虽然有僧人姓名和编号，但是没有籍贯。
那么同一张度牒，我可以开个一个陕西人，再开给一个广西人，陕西这个法号虚竹，广西那个法号也可以是虚竹，度牒都是真的，用的都是同一个编号，广西的官府和陕西的官府，总不可能做事实核查。
只要不太过分，一张度牒多卖几家，是很正常的事情，很难查，这，就叫虚开度牒了。
这件事当然是文官和武将都有干，谁都不是完全的无辜，但是最主要，还是武勋将门勋贵在干。
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将各自名下的田产，合理合法的捐献给有足够度牒的寺庙，这样大家就可以免交两税了。
文官干这种事的相对较少，至少是这个时代的文官干的较少，主要是因为文官普遍没有那么有钱，所以也犯不上都投进寺庙里，这东西名义上就是捐了，存在一个店大欺客的问题。
这是没有法律保障的私募基金，你把钱给他，他可能不给你了，文官比武将好惹多了，儿子考不上进士连家族延续都没了，谁知道下一代会什么样，和尚这年头也不一定都讲诚信经营的。
文官更喜欢将田产变成宗族的宗田，义庄，或者寄托在书院里而不是寺庙里，书院的学田一样免税免役，跟寺庙是一样的，家产捐给书院总比家产捐给寺庙更体面，他们对书院也更容易拿捏，不会被反客为主。
那帮文官总是骂冗僧道，你看他们有没有人骂过冗书院？
当然了，也是因为现在才北宋中期，文官集团发展的时间还有点短的缘故，等再过一些年文官中的大世家所拥有的财产一点也不比勋贵少了，甚至还更多，世家大族都繁衍了几代，甚至文官的儿子也能娶公主之后，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至少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寺庙里的田产大多数还是都都来自于勋贵和外戚的。
北宋的税收制度也比较完善，不只是田产有税，各种商业税，资产税也都不少，所以勋贵们往往还会大手笔地往寺里捐钱，给佛像塑金身，再用这些钱去放高利贷，或者干脆开工坊，让一些无产的流民卖入寺中为奴做工。
江南地区经常有百姓欠了寺庙的钱还不起，就卖媳妇进寺庙做工，干半年活儿用工钱结清了账款还能把女人再放回家的情况。
寺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就是现金兑换，北宋的钱荒太厉害，大家做生意手上有实物有资产但普遍都缺钱，就可以把田产先捐给寺庙，让寺庙借给你一笔钱，办完了事儿再把财产赎回来，或者干脆不赎了。
久而久之，这些寺庙在北宋就成了个私募基金，寺产、寺田大多其实都是代持，但又都是君子协定，压根没账没合同，人家就是把田捐了，只不过每年后代子孙都能从寺里领一份田租。
这其实此事北宋寺庙各个良田千顷的原因，有笑话说半个河南的田都是少林寺的，但这跟巧取豪夺，经营有道，都没啥关系，纯粹是因为河南周边勋贵多而已。
故而在北宋，大寺名寺的主持地位都极高，谁也不知道那一个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背后到底站着几个大佬，手里到底管着几家的家产，寺庙经济也成了北宋商品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还只是合法的一部分，大量的和尚本身其实是没度牒的，寺庙其实也承担了一个流民接纳处的作用，总之就是很复杂，根本动不了。
而这一切的开端，都是度牒，这事情根本就没法查，是真正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吕党的人这么搞，颇有一点将潜规则给掀到明面上的意思，牵连极大。
然而也颇有些得到了支持，因为谁都知道刘永年的背后是勋贵：凭什么只查我们不查你啊？
人性自古以来都是相通的，国用紧张的时候必须要皇帝带头，先做节衣缩食的那个，然后依次是宗亲，外戚，勋贵，之后再搞反腐，省节用，才有可能真正去共赴国难，历朝历代过得了难关的皇帝无一不是如此。
远的不说，真宗朝前期，真宗就是这么过的，那日子过得可怜巴拉的，然后才能搞清账，裁冗官。
对比于赵祯，客观来说赵祯做得确实是不怎么样。
赵恒在澶渊之前一共就一刘一杨两个妃嫔，宫女一共就两百人左右，他还嫌多给放出去一百多人，而且不封赏外戚，吃穿用度都是能省则省。
他是在澶渊之后才开始腐败堕落的，但澶渊之后官僚系统也一起堕落了呀。
赵祯现在妃嫔就有十几个，有品级的御侍数十个，宫女超过一千人，他还特喜欢封赏外戚，老丈人动不动就册封节度使，节度使的俸禄被宋祁称之为三费之一。
没有这样的，天下是你们赵家的天下，别说一个政权了，就是一个公司，也没有老板一边说公司苦，所以降薪，裁员，一边去买新车买别墅娶小媳妇的。
北宋和明清还不太一样，没进化到那种，只有皇帝是人，其他所有人都是狗的地步，文官贪点钱好一顿查，都开始大批的放人过海了。
你皇帝和勋贵外戚还想接着过好日子？
凭什么呀？
掀桌，掀桌。
故而吕党的这次出手其实非常聪明，利用了官场上普遍存在的官愤，绝大多数无论大小的官员都会成为他的助力，往小说，能占个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