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瑶！”她举着周刊进了房间，“《阿婴》的结局来了，我们应该趁着这小说完结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让被规矩框死的姐妹们瞧一瞧，外头没有下雨，要敢于走出把自己框死的小圈子！”
她兴奋劲过了之后，才发现涂瑶蔫巴巴地趴在书桌上，似乎是哭过。
“怎么了？你提前看过小说了？社团有的女生也和你一般，看到阿婴的结局忍不住哭起来。”
涂瑶抬起头，眼眶泛红：“我找到了沈大姐的消息了。”
方简兮一愣，欣喜道：“我就说沈大姐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会没事的！”
在老袁下令解散国会，驱逐国党议员的时候，女子同盟会作为和同盟会有所关联的组织也一并在清理范围之内。唐群英很早就南下参加二次革命，受伤之后返回了老家湘省。
而作为发起者的沈佩贞就成为了女子同盟会的实际领导者，自然也就被军政执法处盯上，自此销声匿迹了几个月。
在方简兮的追问下，涂瑶彻底绷不住了：“沈大姐现在成了总统府的秘书！”
“什么？”方简兮难以置信，“是不是她被逼迫的？”
涂瑶抽泣道：“我原本也不相信，所以找人调查过，她根本就没有消失，而是认了个干爹。她年少时曾在北洋学堂就读，大总统是该校的创办人，她便以此多番运作。”
“吕小姐辞职南下从商之后，总统府就少了一个女界的代表，她就此成为了秘书。”
方简兮听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力气，喃喃自语：“怎么会呢？沈大姐当初可是敢在身上绑着炸药给前线送军火，还成立了女子军校，说好的女性身为国民，当效花木兰、秦良玉之举动，投身行伍，与男子一起担当保家卫国之责。”
“她怎么……怎么能投靠了总统呢？”
沈佩贞是从清末开始就投身女界运动，彼时以秋瑾、吕碧晨为名气最盛，个个都意气风发，痛恨封建主义的压迫。
她和唐群英成立女子同盟会，就是因为《临时约法》没有女子参政的规定，为此掌掴了宋教仁。
“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
“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权没有女子的份，这便是将吾二万多万同胞一概抹煞了。”
涂瑶对女子同盟会的感情更深，她反复吟诵着过去的主张，然后站起身来：“呼吁妇女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乃至无数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唐大姐受伤，沈大姐背叛，简兮，我们剩下的人更加要保持苦斗的信念！”
方简兮身上的好奇又翻涌了起来：“好！就像是阿婴一样，大不了鱼死网破，只要我们继续事业，依旧会有同志和我们同行！”
而在北大，激进学生拍案叫绝：“林先生所写之阿婴就是我们，最后的疯狂正是在报复世道的不公。既然这世道不给活路，那便一同毁灭！”
《大众周刊》的编辑部被读者来信淹没了。
有读者在信中写道：“读《阿婴》的结局，初时觉得脊背发凉，继而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最后，竟生出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阿婴死了，但她把那个虚伪的世界也拖下了地狱。我们不能再做下一个阿婴了。”
沈尹默刊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阿婴》的结局，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觉醒的起点。它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撕开了封建礼教温情脉脉的面纱，让所有人都看到了那血淋淋的真相。它告诉每一个还在沉睡的人：压抑换不来安宁，妥协等不到救赎。唯有直面真相，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当然，也有卫道士们气得吹胡子瞪眼，大骂《大众周刊》和林砚之伤风败俗、宣扬邪说、毒害青年。
他们无法接受一个“淫妇”竟敢以如此姿态向礼教复仇，更无法忍受小说中将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们扒下了底裤，露出了内里的肮脏与虚伪。
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发了篇文章，开头先是叠甲，说自己和林砚之有些交情，“今日撰文，非因人废言，唯就文论文、就道论道，为世道正人心，为孔门扶纲常而已”。
然后就开始批评，“《阿婴》通篇读来，看似世道残酷，实则恶果自取。阿婴一生凄苦，落得身败名裂的结局，究其本源非礼教误人，实乃家门弃孔，其母不修妇德所致。”
“阿婴之母先行失贞，背弃妇道，不顾人伦廉耻，已然种下祸根。母德不正，家风先乱，子女必承其殃。”
陈焕章不仅是留洋博士，还凭借着孔教会这层皮得到了极高的人脉和政治话语权。就如他所说，“排孔、尊孔，实孙、袁胜负之机”，在老袁提倡尊孔复古的背景下，反对孔教会就是在反袁，他一开口，立马得到了守旧派的追捧，对林砚之的痛骂一时成为了报刊主流。
在北大这样政治氛围浓厚的学校，新旧两派的学子甚至能够因为观点不同而发展成互殴。话题早就脱离了小说，而是新旧文学、新旧思想和新旧政治之间的博弈。
《大众周刊》，迅哥儿带了些艾窝窝、驴打滚分给编辑们：“早春的第一窝，都尝尝味。”
沈尹默出身陕省，祖籍江浙，咬了一口：“嘶~好甜，育才兄，老师傅在你里面撒了多少糖啊？”
迅哥儿嘿嘿一笑：“常年在他那里买些甜食，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钱夏一脸晦气走进屋子，把单据丢在了桌上：“军政执法处如今是狮子大开口，说是《阿婴》违背了公序良俗罚了我们500块，还说不准再刊登砚之的文章。”
迅哥儿眨眨眼：“大不了我想几个笔名借给砚之得了，他们的禁止就跟放屁没两样。”
钱夏烦躁道：“关键是禁止发售刊载《阿婴》的《大众周刊》，书局压了不少货，正准备往南方运呢！又是罚款又是禁止销售，一来一去亏损极大！”
他一个文人经营《周刊》本就是赶鸭子上架，军政执法处又一点面子不给，他活脱脱像个受气包，实在太难了。
迅哥儿笑道：“仓库里不都卖出去了吗？哪里有说卖出去的东西收回来的道理？”
“卖出去了？卖给谁了？”钱夏摸不到头脑，再看众人的神情，“嘿，对头对头，都卖出去了。”
嬉笑之间，编辑部来了个东洋人，三十出头。
“周先生，鄙人岩波茂雄，这里有一封宫崎先生的介绍信。”
迅哥儿收敛起笑容，双手接过了信件。
宫崎滔天是他在东京留学期间通过革命圈子结识的友人，很早就追随孙先生支持中国革命，主持创办中国同盟会重要宣传刊物《革命评论》。1911年追随孙先生北上返沪，见证了孙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可以说宫崎此人倾尽家财资助同盟会，协助联络会党、运输军火，这可是被孙先生称为“血性男子”的人。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黄先生便长期寓居他家。他不停奔走于孙、黄二人之间，试图调和矛盾，终究未能如愿。
迅哥儿内心对宫崎滔天满怀敬重，自然不能对前来拜会的岩波茂雄置之不理。
第208章 藏礼于器
岩波茂雄是日本岩波书店创始人，凭借出版夏目漱石经典小说《心》正式立足出版界，一举打响名号。
他更是大胆革新行业陋习，在东洋首创“正札贩卖”明码标价制度，彻底终结了当时书店漫天议价、欺瞒顾客的乱象，在东洋文化界声名鹊起。
但迅哥儿有些为难，他可是知道砚之对东洋人的厌恶，但岩波茂雄毕竟带着宫崎滔天的亲笔信，而宫崎作为资助中国革命的人，非常值得尊重。
还有就是岩波茂雄与夏目漱石关系匪浅，书店的招牌都是夏目所写。迅哥儿可是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的忠实粉丝，机缘巧合他合租过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抽夏目漱石同款香烟，他的《故事新编》在创作手法上受到芥川龙之介利用古代传说映射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
岩波茂雄恳切道：“还希望周先生代为说情，或是告知林先生具体位置，我愿亲自奔赴登门拜访。《阿婴》这本书的设计太过于绝妙，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的版本，货郎、捕头、甚至阿婴自己，却没有人说出真正的真相。这种不是真相的真相，简直像是为我们东洋人的性格量身定制的。”
迅哥儿年仅19岁就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远赴东洋留学，在那里生活了整整8年。从19岁到27岁，这是一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对迅哥儿来说，这也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安稳岁月，自然也对东洋人的性格有所了解。
东洋人这个民族，骨子里有一种极其矛盾的特质。他们极度讲究“建前”（场面话）与“本音”（真心话）的割裂。在人际交往和社会运转中，他们习惯了戴着厚厚的面具，将真实的欲望、恐惧和自私深深隐藏在礼貌与客套之下。
岩波茂雄还拿出了自己所写的一本小传：“周先生，人性是没有国界的。《阿婴》虽然是以中国古代历史为背景，但是东洋也同样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极其看重社会阶层和个体的尊严。当发生冲突或丑闻时，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向外界洗刷污名，而不是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忏悔。为了维持表面的体面和尊严，人们可能会掩盖内心的懦弱、自私与不堪，展现出一种虚伪的人性底色。”
迅哥儿的作品能够在东洋风行，甚至是入选教科书，很大原因就是他指出的国人劣根性东洋人也有，而东洋人主流文化缺少这种自我反思的精神，因此受到了不少东洋文化界的推崇。
“东洋人这种耻感文化就导致了人们倾向于将过错推给外部环境或他人，以保全自身利益。而在今日的东洋，普通百姓水深火热，贫富分化加剧，生存压力被放大，人性的阴暗面和利己主义更容易被激发。”岩波茂雄慷慨激昂，“东洋人在技术上一只脚跨入了列强行列，但是另外一只脚还停留在封建时代，现代社会的进步标志之一，是能够包容叙述的差异，并建立起相对可靠的社会共识，《阿婴》是可以引起大家去思考的小说。”
迅哥儿被说服了，不仅仅是介绍人的分量，更在于岩波茂雄确实做足了功课，他是极其真诚地想要改变东洋人的心态。
“我会给砚之发一封电报，他答不答应就不是我能够左右的了。”
岩波茂雄一脸喜色，起身鞠躬：“如果可以的话，周先生的相应文章，比如《狂人日记》《故事新编》我也希望能够通过书店出一本合集。”
迅哥儿笑了：“我的话自然是没问题，可以答应你。”
他像是在说一件趣事：“砚之对你们的评价真的是到位，一方面，你们有着极致的礼仪和温和的一面，另一方面，在特定情境下又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和对强权的绝对服从。在面对弱者或感受到对方的退让时，容易表现出得寸进尺的行为，而面对绝对的强者时，又会表现出极度的谦卑和服从。”
岩波茂雄面色一僵，他知道周先生是在批评他，可真的是句句戳心，让他忍不住冷汗直流。
“周先生对人的劣根性剖析得实在是太精准了，还请一定让岩波书店出版您的文字。”
迅哥儿摆摆手：“这是砚之对你们的评价，他有一本专门写你们的书，叫《菊与刀》，只是小范围地流传过。”
“お手数をかける！”岩波茂雄起身继续鞠躬，“能否让我看一下此书？”
“编辑部就有，我一会找给你。”
林砚之收到电报的时候已经进入了陕省，他对岩波书店印象还可以，书店相对比较纯粹，可以说对文化普及做了相当的贡献，一直在给国内赠送书籍，累计有上亿册，基本都是世界名著。
而且岩波书店在东洋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版的书籍被形象地称为“岩波文化”，出版的主要是知识性、学术性图书和部分实用的词典工具书，即大部分是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有较强生命力、能满足读者长期需求的书籍。
著名作家井上靖说过：“岩波文库是我的父母。从那里我得到了优美的东西、严肃的东西、激动人心的东西，一切生活的根源”。
哪怕是战争年代，岩波文库依旧坚持向前线日军输送书籍，其中便包含卢梭《忏悔录》等民主、自由、启蒙类典籍。
对于内心向往民主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类似书籍的杀伤力可是要比枪林弹雨还要恐怖。
既能够挣一笔钱，也能让东洋的知识分子好好反思，林砚之没必要拒绝。
安特生一脸殷勤地跟在林砚之身旁：“林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林砚之瞥了他一眼：“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模样。”
安特生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转移了话题：“我们接下去是不是要寻找比仰韶文化更早的遗址？”
“孤证不立，仅仅是一个仰韶文化你就猜测是西方传入的文明，必须要理顺前后演进的顺序，这样包括你，包括国外的专家学者也就无话可说。”
安特生赶紧表态：“仰韶文化肯定是原生文明，这一点毋庸置疑！”
“不是坚持你的推测了吗？”
“我的推测是建立在收集的资料基础上，现在出现了更多的文物，我认为仰韶文化的覆盖范围要比我之前预测的还要大不少。”
安特生态度的转变，都是因为新文化遗址的发现。作为见证者，他如果不赶紧修改自己的观点，哪怕他是仰韶文化的第一发现人也得被学术界批评。
陕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暂时命名为庙底沟遗址，按照考古的地层来看，上面一层相对比较成熟，下面一层则是和隔壁的仰韶村文化遗址相似，也就是说这里是仰韶文明的衍生，证明仰韶文化是在扩散并且继续演进。
庙底沟遗址中属于仰韶文化遗存的有房址2座、窟穴168座，屋内还发现有火塘。出土的工具以打制砍斫器、刮削器、石刀、石铲为代表。
其中发现的彩陶可以说是仰韶文化的鼎盛阶段，而极有可能就是石器时代的礼器。礼器需要极高的技术、复杂的流程以及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专门劳动力，这标志着社会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
而且在中华文明中讲究“藏礼于器”“器以藏礼”，礼器是维系社会秩序与政治权力的核心载体，来“明贵贱，辨等列”，这说明仰韶文化演化出来一个具有超越时代的文明高度。
这在西方历史上也能得到验证，无论是古希腊化时期极尽华丽的黄金首饰，还是古埃及、两河流域早期服务于神庙的青铜动物与人物造像，都需要极其成熟的冶炼、锻造、镶嵌等工艺，同样构建了人类早期文明的高度。
安特生能够不顾脸面非得跟着，就是意识到林砚之的考古之旅，是在重塑人类早期文明的叙事。仰韶文化的断代足以让他在欧洲的上流社会自由出入，可林砚之将学术维度拔高之后，他的发现就显得无足轻重，只会是一个宏大发现的注脚。
如果他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一个永载史册的机会。
说实话，安特生是农商部高薪聘请，他真的是不差钱，不然也不会中途溜走跑来考古。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安特生现在是想要实现自我价值。
陕省是一片混乱，林砚之不得不在安全区逗留了两天，等待陆建章那边确认安全。
白朗起义军曾经一度逼近西安近郊，并且占领长安引镇，并且扬言准备攻城。
在此期间，白朗发布了讨袁反帝、拥护共和的檄文，历数老袁的罪恶，号召纠合豪杰，为民请命。
陆建章急忙派自己的儿子陆承武率领“中坚团”出城迎战，结果陆承武不仅没能有效阻击，反而被白朗军围困。在随后的防守中，城内第一营和第二营因天黑视线不佳发生严重误会，竟然自己人跟自己人乱打了一整夜。
陆建章在总督府提心吊胆地坐了一夜，直到天亮得知白朗军早已绕过西安往子午谷一带离去，才松了口气，气得狠狠抽了儿子两记耳光。
起义军随后折而西行，沿途势如破竹，攻克周至、乾县、户县、彬县、凤翔、陇县等地。在这一系列军事胜利和革命党人支持下，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充。
起义军安然经过秦岭后，陆建章想想依然后怕，深恐白朗军乘虚返窜。他急忙在西安城增设防务，并派支队赴临潼堵截。然而，当他的部队接到命令前往临潼时，士兵们竟因为害怕而迟迟不肯出发，官长苦口婆心地解释“此行只扼守不追剿”，部队才勉强起程。一路上官兵惊恐万状，完全没有了之前吹嘘“白狼没什么了不起”的气势。
打仗老陆不行，但是常年在老袁身边，政治手段学了不少。他一方面向北平报捷，把起义军的离去说成了自己运筹帷幄，堵住了叛军去路。
另一方面，他利用追缴叛军的名义，在后面尾随。起义军在前面打地主分财产，陆建章就在后面收拢田地和清理异己，短短时间就把陕省的核心地区牢牢握在手中。
而老袁把段祺瑞召回北平，肯定是不会把镇压叛军的责任揽在自己头上，明知道其中有猫腻，还是得给陆建章发电嘉奖。
李权在体制内待过，很清楚什么叫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白朗起义军已经耗尽了起初的绿林义气：“起义军刚开始还能打富济贫，在豫西地区得到了不少百姓响应，可是进入陕甘地区，方言不通，补给困难，已经出现了抢掠烧杀行为，丧失初期秋毫无犯的民心优势。”
林砚之不得不另眼相看：“没想到博父先生居然对军事也有所了解。”
李权叹了口气：“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往今来的农民起义大抵都是如此，只是苦了陕甘地区的百姓，起义军搜刮一番，官军跟在后面继续敲骨吸髓，已经是早春播种的节气，再继续折腾下去，夏收无望，这得饿死多少人！”
林砚之道：“这便是成也萧何败萧何，白朗能够壮大是因为得到大量破产农民、饥民和手工业者的响应，但他们没有建立根据地，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寇主义，导致起义军无法在任何一个地方扎根。没有根据地，就无法建立基层政权，自然也就无法从百姓那里获得稳定的兵源、粮草和情报支持。”
“博父先生分析得太过精准，农民起义必须得有一个政治纲领，必须得有一片根据地，如此才能够把起义坚持下去。”
李权只是觉得白朗起义的可惜，军纪败坏意味着失败不远，只是苦了百姓。
章鸿钊读完书院就去了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回国之后就是京师大学堂地质学讲师，几乎没有什么社会阅历，便忍不住担忧道：“林先生，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换个路线？队伍里面学生多，都是未来地质学、考古学的栋梁，可不能冒险呐！”
“放心，我已经发电报给陆督军，他会安排部队接应我们。”林砚之宽慰道，“而且白朗起义军已经转移，就算遇到一些走散的小队伍，我相信赵连长能够保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