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看一会儿？”林砚之递了根烟过去。
中年人有些惶恐，缩了缩手：“担不起，我这身上味道重。”
“抽吧，问你几句话。”
中年人这才颤巍巍地接过烟：“好烟，不便宜吧？”
“车上面的是？”
“一大早出来收的，还没那么冷，就两个。”
林砚之强忍着不适，探头看了一眼。那是两具蜷缩的小小身体，脸上盖着旧报纸。
中年人解释道：“太小了，不吉利，死者睁眼勾魂……”
“都是冻死的？”
“一个冻死的，一个是大户人家丢出来的，多给了些钱。”
民国许多地方就有“童尸不入祖坟，曝于野则招阴煞”的陋习，未满12岁夭折的孩童被视为“讨债鬼”，不能享受棺木安葬，甚至连亲属都不得为其举哀。这些收尸人多为逃荒的难民或残疾的乞丐，在沪上找不到工作，只能从事这种本地人不愿意干的活计。每一具尸体能在租界当局换几个铜板，要是遇到人家处理夭折的尸体，还能得些赏钱。
林砚之低声道：“平日里多吗？”
“近来不多，还没那么冷。要是多下几天雪，这几条街一天一板车都装不下。”
中年人也知道自己这个职业晦气，抽完烟就推着板车走了。正儿八经的热闹他是不能看的，旁人只会嫌弃，躲得远远的。
这里是沪上，整个国家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却依旧如此。遇到天寒地冻的时候，一天就有差不多四五百个孩子冻死。
《三毛流浪记》里的情节并非虚构，那是作者张乐平亲眼目睹的惨状：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三个衣衫褴褛的流浪儿童围在一个已经灭火的烤红薯炉子前取暖，为了不让手冻僵，他们将手伸进尚有余温的炉子里。第二天早上，张乐平再次路过那里，发现昨天晚上那三个流浪儿童已经冻死了两个。沿街开车收“倒卧”的人，像收一截木头一样将孩子的遗体扔进车厢拉走。
快闪结束之后，吕碧城才发现林砚之不见了。不过丁一也消失了，应该是跟着一块的，她心里安定了许多。
自打到了沪上，林砚之就神神秘秘，许多事情在她面前都不曾提过。要说吃味那肯定会有，不过男人嘛，也不能只沉溺于男女之事，有大志向还是得支持。
她虽然是女界的旗帜，不过因为时代和教育的问题，和秋瑾那样的彻底革命比起来，她的女子权利思想还是偏向传统一些。
见林砚之阴沉着脸回来，吕碧城心中咯噔一声：“出什么事了？”
林砚之站在饭店门口，看着里头记者、文人还在热烈争论着古遗址的事情，他冷笑一声：
“虽然年年饿死好些个人，
虽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虽然土匪横行黑帮猖獗，
虽然年幼孩子冻死街头，
但是，自由啊！大师多啊！上海滩灯红酒绿啊！”
吕碧城愣了一下：“砚之，这是……新的诗？”
林砚之咬着牙：“诗他妈的，这狗日的社会。”
吕碧城在听到林砚之想要收容小孩和无家可归流浪者的想法后，眉头紧锁：“北平算是天子脚下，那么多部门和善堂，熊夫人的慈幼院还专门收容教育无家可归的孩子，哪怕是这么多手段，天寒地冻的街头冻死的人也不少见，何况沪上呢？”
吕碧城劝道：“沪上人口几乎是北平的两倍，而且洋人、买办、旧官僚和残余的国民党等等势力交织，想做点事情可是要比北平还要难。而且……你也知道沪上民间势力更加复杂，你和别人的赌约估计已经入了那些人的眼，要是再大张旗鼓做慈善，我担心丁一一个人护不住你！”
想做事，难啊；想做好事，难上加难。
“妈的，还不如北平呢！”
老袁治下的北平虽然是政治高压，但好歹也是眼皮子底下，也会有混乱，但多少还有些秩序。而沪上的租界，只要别招惹洋人，巡捕房向来是睁只眼闭只眼，还能从中捞钱。而在租界之外，老袁安排的督军和国党的督军都是一丘之貉。
当初陈其美就是利用帮会力量控制上海局势。在选举沪军都督时，他指使青帮人员携带手榴弹大闹会场，威胁若自己不当选则无人能当选，最终迫使竞争对手离开沪上。
陈其美成功当选后，经常被批评为“肆意妄为”或“江湖做派”，曾担任金陵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曾批评其“随便逮捕杀人，把都督府变成了贼窝”。
二次革命之后，为了防止沪上再起波澜，直接就废掉了沪军都督，而是委任了北洋舰队出身的郑汝成担任沪上镇守使。
沪上可是革命党的大本营，孙黄两人成天在这里活动。郑汝成率重兵屯防上海，兼控制海军，被老袁吹捧为“东南柱石”。郑汝成独霸一方，疯狂屠杀革命党人，让军警挨家挨户搜查；对于藏身租界的讨袁军官兵，满足租界当局的扩张要求，换取租界当局帮助捉拿“国事犯”。
在他坐镇沪上期间，报纸上不断登出“破获乱党机关”、“乱党分子被正法”的消息，惨遭杀戮者多达两万多人，以至老百姓中曾流传这样的顺口溜：“镇守使署是鬼门关，党人一去不复还。”
对了，郑汝成对当初攻打江南制造局的老蒋印象深刻，特别悬赏两千大洋通缉他。
在如此局面下，租界内不顾华人死活，租界外，镇守使府一心捕杀革命党和反袁军，谁也懒得管底层人的死活。
他们算人吗？
吕碧城最落魄的时候，还能找父亲生前的好友、同窗求救，还有个担任过盐运使的舅舅可以投奔。她尝过的苦更多的是寄人篱下所带来的精神上伤害。
她虽觉困难且难以理解，但砚之想做，她便支持。
她说道：“除去开店和预留的费用，大概能够抽出1万块左右。”
“还不够，远远不够。”林砚之来回踱步，吕碧城给他点烟，她知道这人想事情没烟脑子不灵光。
他的现钱也没那么多，好多都安排出去了，陕省的煤矿就是个吞金兽。而东洋霍东阁手里头的资金没办法过来，他得不断地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
霍东阁手里头的钱是万万不能动的，这个游戏能玩多久，东洋人就会有越多的人家破人亡。
贪心，永远是一把最快收割的刀子。
“记一下，我做如下部署。”林砚之抽完那根烟，眼神变得锐利起来：“联系丁宝臣，让《群众报》安排几个记者迅速南下，把沪上及其周围的情况都记录下来。”
“把内衣的晚会改成慈善晚会，现场售卖的内衣全部成为善款。”
“帮我从美利坚商会那边先借款1万刀，就用订单的尾款冲抵。”
“联系一下沪上的慈善组织，我们搞一波大的！”
林砚之第一站去的就是《民权报》。
报社里，申圭植见到他的一瞬间吓得半死，以为是朝鲜独立党那边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放心，不涉及独立党，就是正常报界的交流。”
申圭植这才长舒一口气，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沪上如今的慈善机构分两种。一种就是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他们有固定的捐款渠道，还有欧洲列强拨付的善款。
另一种就是民间组织的慈善团，是辛亥之后沪上主要善堂联合成立的。原来地方自治的时候，他们还能得到一些市政拨款，如今市政厅被撤销了，只能依靠市民捐款和企业赞助。他们常年开展育婴、养老、施药、助学等常规善举，账目公开、专人监督，名声也比较好。”
“国外的，民间的？官方的呢？”
申圭植苦笑道：“砚之兄，我一个朝鲜人都知道，你作为本地人怎么还问这个？官方的有什么用呢？”
得了，也别装什么外宾了。
“天仇兄呢？怎么不见他？”
天仇是戴季陶的笔名，林砚之还真想问问，那孩子究竟是他还是老蒋的。作为老蒋的智囊，老戴还是有些东西可以交流交流。
申圭植叹了口气：“我劝他要收敛一些，他不听，就上了通缉名单。郑汝成上台之后，租界也不安全，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跑去东洋了。”
从《民权报》出来，林砚之刚回到汇中饭店大堂，就被两个人给拦住了。
“你们要拍《精武英雄》？”
“正是！”
林砚之知道张石川在1928年拍出过《火烧红莲寺》，改编自平江不肖生的小说《江湖奇侠传》，上映后广受欢迎，一时有万人空巷之感，并在三年内连续拍摄了18集续集，引发了武侠神怪片的创作热潮。
《火烧红莲寺》采用“接顶”法摄影技术，并通过吊钢丝实现空中飞人镜头，呈现剑光斗法、掌心发雷等视觉奇观。片中的一些特技，如用卡通方式表现剑光、用玻璃蚀刻法合成场景等，可谓是超越时代的脑洞。
后来林岭东、徐克也拍过一部同名电影，只是风格非常诡异，令人印象深刻。李若彤饰演的青楼女子豆豆，被大反派神公凌辱的戏份让年幼的林砚之大为震撼，然后扑成了狗。
现成的电影人才送上门，林砚之自然欣喜，来都来了，迟早得是IP产业链的一环。至少在能力上，张石川拍摄武侠电影完全没问题。只不过是能不能拍摄出杰哥飘逸的拳脚功夫，这就得打一个文号了。
“可以，你们是想拿下版权自己拍，还是需要我投资？”林砚之一说到钱就头疼。
“我们想找您投资。”郑正秋道。
“多少钱？”
民国的电影投资也不是小数目，进口摄影机需数百至上千银元，胶片完全需要进口。他们两个拍《难夫难妻》的时候，二十多分钟的短片，光是胶片成本就一百多块。如果拍《精武英雄》这样的长故事片，胶片费用就得上千，这还没算演员费用。
郑正秋朝着张石川点点头，张石川鼓起勇气：“两千块！”
见林砚之皱了下眉头，张石川赶紧解释道：“至少得是90分钟左右的长故事片，租用摄影机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加上胶片都得一千多块，这个数字已经是尽可能压缩投资的了。”
就在这时，吕碧晨慌乱地小跑过来，凑在林砚之耳边急促地说道：“砚之，仓库的货不见了！”
沪上真的是魔都，哪里都有魔幻。亲眼放进码头仓库的货怎么会不见呢？
林砚之没有表露出任何异样，而是对着张石川淡定地说道：“该省省，该花花，第一部长故事片好好拍，说不定还能去国际上拿奖呢。你们重新编一个预算和剧本给我，我可以给你们追加投资。”
第181章 给他面子我叫他一声叔
“两千块？”
张石川和郑正秋异口同声，对视一眼，看出了对方的震惊与欣喜。在他们看来，只要稍微省一省，他们能从里头赚不少。
国内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光有名头，其实并没有让他们俩赚到什么钱，拍摄公司虽然是自己成立的，可发行权却捏在亚细亚影戏公司手里。亚细亚完全是国外资本，不仅给钱少，还控制着摄影机和胶片，旗下还有文明戏舞台。演员们白天拍戏，晚上还得去歌舞台演出文明戏，限制极为严格，影片收益的大头都被亚细亚吃掉了。
加之电影叫好不叫座，亚细亚公司为了保证自己不亏损，不仅克扣了他们的分成，连两个人的制作费都没给。
张石川和郑正秋是不愿再和亚细亚合作了，实在是受制于人。拍摄《难夫难妻》时恰逢“二次革命”，亚细亚觉得战争片更符合热点能挣钱，就把胶片调过去拍摄纪录片《沪上战争》，搞得《难夫难妻》剧组没了胶片直接停摆。
幸好郑正秋就是编剧，为了养活演员和剧务，他直接成立了新民戏剧社，排练了两天在爱提西戏院演了他编导的《恶家庭》，结果观众寥寥无几。他们不放弃，改良了一番继续在得利戏园演出，这才大获成功。
此后新剧蒸蒸日上，新民也得以和民鸣、启民、开明、春柳、文明成为沪上六大戏剧社，这在现代戏剧史上被称为“癸丑中兴”。
吃一堑长一智，郑正秋问道：“林老板，投资有没有什么要求？”
“故事主线上严格按照小说拍摄，演员你们挑选，但最终由大众书局敲定……”
张石川忍不住插嘴道：“要求是不是太严格了？如此我和正秋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
现代美国电影实行制片人中心制，国内则是导演中心制。商业考虑可能会对导演的创意自由产生制约，导致电影失去一些艺术性。
林砚之无所谓哪个制，他也不需要艺术性。
一个商业爽片谈什么艺术？他需要的是能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工具人。小说本来就是从后世电影抄过来的，起承转合不需要动，也不用导演追求什么艺术表达，准确地来说是原著小说作者中心制。
他敲了敲桌子：“导演和编剧的酬劳我可以单独出，《精武英雄》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来。”
林砚之不是花钱让他们来当大爷追求艺术之路，而是他们知道小说影响力大主动上门求合作，没有张屠户，还有李屠夫，林砚之完全可以自己组建一个剧组。
郑正秋混迹戏剧圈和电影圈，艺术追求更多一点，主张“以戏剧改良社会”，注重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尤其关注家庭伦理与女性命运题材，主张“寓教于乐”，追求艺术性与商业性的统一。
“林老板，如果我们毫无话语权，只是一个拍摄工具的话，恕难从命。”
张石川愣了一下。公司都要饿死了，这个时候谈什么艺术追求？只要钱到位，管他艺术不艺术呢！
所以他后来成了唯利是图的制片商、“处处唯兴趣是尚”的商业片导演，甚至在《火烧红莲寺》大火后连续拍摄18集，将IP彻底吃干抹净，林砚之对他的印象有点像港片时代的王胖子。
能开工就好，管那么多干嘛，屎里淘金也有不少精品。
张石川的路数才是最捧人的，所以后来的明星公司捧红了光彩夺目的四大名旦：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和宣景琳。把胡蝶挖来之后，直接捧为了影后。抗战后，张石川在“国华”期间，又捧红了周璇、周曼华、白云等影星，前两位成为“国华”的“台柱”，而白云则成为名噪一时的“风流小生”。
郑正秋的艺术性在林砚之看来还是有些可笑。艺术片更侧重于表达创作者的独特个人风格、情感和思想深度，甚至不惜采用非常规的叙事手法和视觉风格来探索人性、生命等深层议题。
而商业片，某种程度上才是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复吟唱。
林砚之问道：“拍摄一部10分钟的纪录短片大概需要多少钱？”
张石川问：“哪方面的？”
“就把镜头对准沪上的底层，比如流浪的孩童、码头的苦工、收尸人。你们不是说要艺术性吗？我就想看一看到底水平如何。要是拍得好，《精武英雄》我可以放手给你们，包括允许你们公司参与分成。”
郑正秋有些激动，得意地看了好友一眼，似乎在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不过是一部纪录短片而已，对他们来说还不是轻轻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