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胆大妄为者，充其量也就唱唱刘文正、邓丽君的歌，就已经很了不得了。
她这一首英文的什锦菜加在中间，虽然发挥不错，可实在是超前。
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合时宜。
即便是在标新立异者的范畴里，也显得太过分了。
所以这场比赛如同许多人预料的那样，她没有取得任何成绩。
她从评委的口中得到的只有五个字，“回家等通知”。
而其他参赛者们，则在她下台后窃窃私语。
“唱得真不错，但估计没戏。”
“为什么没戏？”
“人家肯定不要这样的。除非是民歌和偏美声的……”
如果说，这件事到此作罢也就算了，张嫱虽然郁闷，过上几天也就能调整过来。
但最能把人逼疯的，是老天爷好像把机会又送到了你的手里。
偏偏趁你不备，又把你的机会夺回去，并且当面扔在地上左一脚右一脚的践踏。
这次比赛，张嫱其实并未全然一无所获。
一位二胡演奏家注意到了她。
并且经过私下联络找到了她，邀请她参加自己剧团的演出。
于是张嫱终于有了在三门峡第一次参加正式演出的机会。
初次登上剧场舞台的她被音乐和灯光所倾倒，她载歌载舞，又唱又跳。
就连头一次用麦克风，都让她极为兴奋。
但可惜的是，第一场演出尽管获得了热烈的掌声，但仍有不同的声音响起。
有观众找到了主办方，点名说不喜欢张嫱的表演，希望她下一场别再登台了。
就这样，张嫱在后续的几站中，一直没能再拥有表演的机会，这让她备受打击。
回到京城之后，小姑娘甚至都不想出门见人了，着实萎靡了一阵子。
后来还多亏了母亲所在乐团的同事们指点，张嫱才搞懂了她屡屡遭遇挫折的原因。
那些专门搞音乐的叔叔阿姨都是这么说的，“哎呀，丫头，你唱的这些歌儿太流行了，大多数人哪儿接受的了啊？尤其是小地方的，非得被你吓着不可。像你这种唱法，只能去南方的一些音乐茶座里唱歌。因为那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接受外来文化比较多，只有那里的年轻人，才能接受你这种唱法……”
要去南方吗？
张嫱还真的动了这个心思，只是她也知道，这件事实在不切实际。
且不说她还只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还没法彻底离开学校。
就是她的妈妈再开明，无论在奇装异服还是另类歌唱风格上再怎么支持她。
也不会放心让她长期离家，独自一人，去那么远的地方的。
那该怎么办？
难道京城就没有一方小小的舞台能够承载自己的梦想，任自己痛快的歌唱吗？
不，还有的。
马克西姆餐厅不也是像外国酒吧一样的地方吗？
要不然怎么会有“七合板”乐队那样的前卫演出？
除夕的这一天的年夜饭，张嫱终于下了一个决定。
她在餐桌上开口向母亲寻求帮助，希望妈妈能帮她联系一下马克西姆餐厅的负责人，看看她是否能在那里登台表演。
还不光是年轻人对未来充满迷茫，中年人也是一样。
这个除夕，来自美影厂的动画导演戴铁郎也没能够回沪海过春节。
而是在京城的旅馆里焦急的等待有关他的动画片《黑猫警长》的一个重要消息。
临近中午，制片主任终于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让人松了一口气——“绿灯”通过。
只是制片主任郁郁寡欢的表情，不见丝毫喜气，仍然让戴铁郎感受到了这件事里另有文章。
关上门一问才知道，果不其然，原来已经制作完成的五集《黑猫警长》是有条件获得放行的。
美影厂暂时没有可能再继续制作像《黑猫警长》这样的动画片了。
“为什么啊？”戴铁郎不可思议的询问。“这片子所有人看过，反响不都很好吗？尤其是孩子，没有不喜欢的……”
“不是的，争议还是挺大的。有些专家对这样一种风格，这样一种形式，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过于商业化。”
“商业化？我们追求的本来就是商业化啊。难道日本的《铁臂阿童木》和《森林大帝》不商业化吗？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要弥补国内多集动画片的空白吗？”
“日本是日本，咱们是咱们，我也解释了。可专家的意思，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风格，多拍水墨动画片这种强烈艺术风格的短片，才能在国外获奖。”
“这是什么话？他们难道看不到我们和人家的差距吗？我们要再不拍一些能让孩子感兴趣，产生共鸣的多集动画片，今后电视上就全是外国人的动画片了。不行，我得找他们好好谈谈。”
“别别，老戴，你可别冲动。这已经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你要太计较，弄不好咱们的一切成果就得付之东流。说真的，其实许多意见我都不想告诉你，就是怕你气坏了。像有人就提出，子弹怎么可能转着弯去击中一只耳呢？还有人批评咱们这部动画片过于血腥，情节故弄玄虚，给孩子的是一种荒诞教育。甚至还有人提出，咱们没有民族化。应该在黑猫警长坐的那个摩托上面贴一条龙……”
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戴铁郎不禁痛心疾首，“哎，故步自封啊！这也太不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了。咱们美影厂一年只有四百分钟的产量，还得拍艺术化的东西，今后可怎么跟人家去争啊！”
“那就不是你我能考虑的事儿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
制片主任拍拍戴铁郎的肩膀，又看了看表，“老戴，咱们还是说点实际的吧。任务既然完成，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一起去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搞到明天回家的车票……”
有人感受到桎梏，对此无能为力，然而有人却拼尽全力的要挣脱桎梏。
1983年，从仪器厂破格调入儿童文学出版社的郑元洁，哪怕处处磕碰，但始终也没放弃追求按劳分配的可能，没有放弃把写作商业化的目标。
为此，他竟异想天开的想办一本不登别人的作品，只登他一个人的作品的杂志。
他认为必须如此，才能显现出他真正的价值来，拿到原本应属于他的稿酬。
才能使他刚刚学步的儿子，搬出楼道内处处是“滋滋”冒气高压锅的筒子楼。
应该说，在这个年代，郑元洁绝对算是有能力，又有勇气的文化创业先锋了。
只可惜，大多数人是见不到别人标新立异的，哪怕不碍自己的事儿也不行。
所以郑元洁越是着了魔似的为这事奔波，就越遭人耻笑。
无论去了哪家刊物的编辑组，他听得最多的一句回复，就是“郑元洁，你童话写多了吧？你说的那个，压根儿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就这样，郑元洁的“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使之沦为许多文人的笑柄。
再加上他的小学没毕业的学历，简直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为此，不只一个人曾公开指责过，说郑元洁纯粹是混进文化队伍里的人。
直至1985年的这个除夕，郑元洁回到老家太原，见到了在山西团系统任职的朋友赵延平，事情才开始出现转机。
郑元洁一想，团系统是可以办少儿报刊的呀，所以才见面，就对这位朋友脱口而出。
“想发财吗？想发财咱们就一起办个刊物。”
说实在话，赵延平当时听了郑元洁的想法也无比惊讶。
因为这种方式，这种形式，他从来没听说过，更难以想象。
就靠一个人支撑一个刊物，郑元洁吃得消吗？
就靠一个人支撑一本刊物，又会有多强的生命力？
万一这个订阅的费用都收上来了，要是稿子出不来了，该怎么办？
到时候，就是想把钱退给全国的读者，都没法操作这事啊。
那谁兜得住？
风险太大了！
“老赵，那些刊登和连载了我的作品的杂志，销量都上去了。虽然他们不说，但是我自己知道，就是我的作品给他们带来了盈利……”
“哥们儿，你放心，我绝不会撂挑子。即使我写不出，我也可以给你找别人组稿，保证能按时出刊……”
可尽管这个主意听起来如此的不切实际。
但由于郑元洁拍着胸脯做出这样的保证，赵延平最终却被好朋友的执着、自信和热情感染了。他还是答应春节过后，会跟主管领导试着申请一下。
就这样，郑元洁和赵延平的事业，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只是此时此刻，他们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第760章 奇迹
“提不提工资，分不分房子，称不称先生，皆无所谓，我心无所求。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矣，士为知己者死嘛。可惜者，于无言中，拒你于五服之外，让你隐隐约约感觉到，但不便说，让你影影绰绰意识到，但苦于言传……”
这个除夕，知识份子阶层过得其实并不如意。
譬如蓝岚的父亲蓝教授，就在家里止不住的大发牢骚。
不为别的，主要是因为知识越来越不值钱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上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同时也是广泛流传的话题。
今年的年初，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就让知识份子们万分悲凉。
京郊有一个村支书，居然对一个工作二十年的教师说，“你是知识分子，每月工资58元，可你的婆娘小学文化水平成了养鸡专业户，半年挣3800元，合着你这个教师干的没什么意思呵！”
这则消息，不但引发了上万人的大讨论，也由此社会上开始流传一句话——“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就连大城市的情景也不容乐观，据统计，这一年的全国职工平均工资1239 元。
而知识分子最多的科技文卫部门只有1182 元，比最高部门低374 元。
尤其是在国家几次三番为国企和服务行业的收入松绑之后，知识分子工资增长明显低于其它阶层。
所以如今在一些年轻人眼里，考上宾馆服务生岗位，都远比考上大学更荣耀。
别的不说，京城人如今就以自己孩子成为坛宫饭庄，或者是马克西姆餐厅的职工为荣。
因为这两处的职工收入，哪怕比起京城饭店、长城饭店、建国饭店，这样真正的涉外酒店还要高呢。
几乎是毕业大学生收入的好几倍。
这种收入上的实际差距，就更让这种现象成为一种共识，烧得知识分子们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何况蓝教授是谁啊？
他不但是搞古建的专家，而且也知道宁卫民是打哪儿块石头里蹦出来的。
他打一开始就反对，宁卫民占据天坛公园的古建，用于商业用途。
于是谈及坛宫饭庄，也就越发没个好气儿，认为宁卫民是无耻之徒，是低价贱卖民族文化、唯利是图的小人。
然而他的子女们，却与他的意见大相径庭。
像蓝岚就极为反感父亲偏激的看法，以致于中午饭草草吃过，就躲进了房间。
而她的哥哥蓝峥也尾随进来，试图宽抚妹妹。
“怎么了？咱爸的话就让你那么反感啊？”
却不想蓝岚确实在气头上，不敢跟父亲争辩，一肚子的气儿，满腔迥然有异的见解自冲着哥哥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