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潮1980 第675节

  狭隘就狭隘点吧,这事儿琢磨起来实在有点亏,总不能洋鬼子看上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真要哪天让法国人的中餐超过咱们,那才是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呢。

  可是经康术德几句话后,他就不这么想了。

  老爷子看出他有心事,问明白了情况,当时就笑他小气。

  “我问你,你相信你们坛宫做法餐能超过法国人吗?哪怕就那法国人最看好的小杨,他要去了巴黎干法餐,你觉得他能盖过人家法国的厨师吗?坐人家餐饮届头把交椅?”

  “那当然不行了,再怎么说,要论法餐还是法国人本身更有优势。虽然我们能有更多的变化,口味上能出新,也许真能有几道菜超过法国人。可毕竟文化和种族上都有差距,很难真正……”

  “这不就结了。反过来也一样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饮食其实是需要文化和生活环境滋润的。所以论中餐,当然永远是咱们华人做的最正宗啊。所以说,你操的这心根本就多余。你就是教给洋鬼子,他们也永远是咱们乖徒弟。除非他也把自己换成黄皮肤,黑眼睛。”

  “哎,对了,你不老想这把中餐推广海外嘛。那你这么想就更傻了。干嘛不拉着这些洋人一起干呢。教会了他们,你就是师父。打个比方,你要去法国,他们就愿意替你当排头兵,喊号子了。这才是做买卖的路数,你得找同盟啊。”

  “要我说呢,真需要你认真防备的,其实只有小鬼子和二鬼子,他们的面孔和咱们一样。文化也和咱们同源。你要放松警惕,给他们太多机会。那也许就能鱼目混珠,欺师灭祖……”

  还别说,老爷子这话在理,让宁卫民深感认同。

  他确实忘了知识和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也是需要适当的环境的。

  经商更是要学会找帮手,哪儿能四处树敌呢。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宁卫民随后又去请教了一下“张大勺”,结果张师傅的意见更让他放心了。

  “中餐难,西餐易,中餐重技艺,西餐重形式。你觉得是技术好练啊?还是那些形式好学啊?所以你就放心吧,在做饭这事儿上,咱们学他们,要想像那么回事,至多两三年的事儿。他们要学咱们,真肯下苦功夫,也起码二十年。”

  “你师父说的话那是对的啊,这做饭的事儿,换个环境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连我都不敢说做炒疙瘩能比那野馆子的厨子高明,咱没那口恰到好处喷香醋的本事啊,也没那随吃随把的青蒜。就更别说洋人学咱们了。”

  “再说了,你别忘了,你经营的是宫廷菜。宫廷菜的主旨是什么?除了原材料质地上乘,烹饪技巧和搭配方式极为讲究,追求纯正和浓厚的味觉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群英荟萃,兼收并蓄’上了。对不对?”

  “宫廷菜的菜谱范围之广,是任何一个菜系都比不了的,那是汇集了天下物产的烹饪集合,全国烹饪技法的精华汇集。过去皇家用的是天南海北的贡品,如今呢,世界更大了,洋人的物产,咱们也该挑好的纳入进来,兼容并蓄,创制新菜,才有发展。否则你敝帚自珍,不肯向前,那不就成了吃老本儿了?”

  “这么说吧,我也和你师父的看法一样,这事儿与你利大于弊,既能助你提高菜品质量,也便于你的饭庄扬名海外。你要拒绝,可就傻了。至于人嘛,你更不要死抓着。人心你靠硬抓能抓得住吗?只会离心离德。”

  总之,两位老爷子的心胸和睿智,都让宁卫民汗颜,实在自愧不如。

  但也及时为他解了疑惑,让他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于是宁卫民在私下里和坛宫五位厨师谈过一次话后,很快给了宋华桂回复。

  他答应帮助宋华桂,去管理马克西姆餐厅,原则上也同意几位法国主厨的请求。

  就这样,2月初,临近春节的时候,不但宁卫民又挂上了马克西姆餐厅副总经理的头衔。

  杨峰也高高兴兴出任马克西姆餐厅的第一任中方行政副主厨。

  而坛宫饭庄也没吃亏,因为中餐西餐交汇,对双方的促进作用是一样的。

  像酱汁是法餐的核心,那是浓缩的“高级味道(Haut gout)”。

  戴红掌握了白沙司(Béchamel Sauce)的调配方法后,就发现用来做凉菜再好不过了。

  就这样,坛宫饭庄的菜单上也出现了用法餐五大酱汁之一调配的凉菜,同样让国内的食客为之耳目一新,味蕾生津。

  法餐里还有一道叫“香酱芦笋”的菜肴,使用的酱料同样是法餐五大酱汁之一的荷兰酱(Hollandaise Sauce)。

  宁卫民在江大春的建议下,让坛宫饭庄采用龙须菜取而代之,结果“香酱龙须菜”在还没有什么鲜菜的冬季一经推出,甚合国人的胃口。

  于是坛宫的龙须菜也就因此洛阳纸贵,销售十分火爆。

  这甚至让宁卫民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珍贵食材到底是怎么来的。

  不仅需要物以稀为贵,也需要名气和宣传,让大众达成共识。

  像坛宫饭庄和马克西姆餐厅一起推龙须菜,才很短的时间,这东西就开始变得闻名遐迩,格调飞升。

  无论是坛宫饭庄,还是马克西姆,老客人打电话定位子,往往会先问有没有龙须菜。

  连四川饭店和京城饭店都打电话来套交情,询问是从哪儿进的货了。

  这不就是提价的基础嘛。

我也不想请假,再等几天吧

  熟悉我的老读者都清楚,我这人不求票,不卖惨,即便病了,也不言声自己养好,然后继续更就得了。是因为我不想再情绪上干扰大家消费。我还是相信一个作者应该靠作品说话的。但这次停更了一个五一节情况有点特殊。可能前段时间自己没当回事,熬夜多了,身体垮掉了。开始是头疼,我还以为是高血压犯了,呼吸系统没任何症状。后来高烧40度去友谊医院看发热筛查才知是肺炎(不是新冠)。这病会反复高烧。肝和肾也有预警,我只能等病好了才能更了。预计应该大概一周到十天。明天挂了呼吸科去吊瓶。希望大家理解吧,声明一下,不是为了求什么,主要是怕时间太长,大家心里没底。

第758章 吃主儿

  别看大家年年都过春节,可很少有人知道,至今为止,“最早的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就发生在1966年的1月21日。

  而“最迟的春节”是两个并列冠军。

  分别是1920年的2月20日,和1985年的2月20日。

  最早和最迟之间,几乎整整相差了一个月。

  然而根据历法计算,这仍不算是极致。

  因为农历不进行人为调整的话,实际上2319年2月21日,人们才会迎来真正的“史上最晚春节”。

  这么一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目前已知的最早春节和最晚春节几乎都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内。

  这也就是说,宁卫民的一生里,既赶上了1966年最早的春节,也巧合的遇到了第二次发生的最迟春节。

  这实在是一件相当有幸的事儿。

  或许,这种两极差距,也可以看做“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也同样符合宁卫民本人在发生的人格转变。

  同样有意思的是,作为乙丑年农历新年这个特殊时间点播放的电视剧,《八仙过海》这四个字也如同算命一样的准,恰如其分的概括了这一年的特点。

  要知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1985年其实已经走到了改革的重要关口,走到了不得不闯价格关的关键时间点,自然就成了许多人不甘寂寞,各显神通的一年。

  不过反过来也得说,1985年也一样是各种价值观冲撞、缠绕的一年。

  在各阶层中,价值的失衡和迷惘也不可避免,同样是令人感到忧心的现象。

  就拿个体户来说吧,他们赚钱归赚钱,如今的万元户甚至已经不够看了。

  最先干起来的一拨人,有了几年卖方市场的积累,手里趁个十万八万的主儿不在少数。

  可也正因为这样,就如同本年度1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专业户今天的怕》中所阐述的那样,个体户们对政策风险的顾虑也越来越大。

  没错,国家改革开放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确定的。

  可发展到什么程度,允许怎么做,还不清楚。

  个体户们的生意已经做到这份儿上了,想要往大了继续做是惯性。

  可前景偏偏看不到,心里着实害怕呀。

  雇工不能超过七个人的警戒线,就像吊命绳一样,牢牢的勒着个体户们的脖子。

  但要说不往前走了,就这么老实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不会甘心。

  所以对于个体户们来说,这种心态上的压力特别大。

  比起资金的压力,体力的压力,还要大的多。

  于是乎,这种矛盾的心理,也就导致了一些特殊的商业现象出现。

  1985年的1月,五六个浙(将)人头一次来到了京城。

  在老家,他们都是做布料批发生意的。

  除了每个人身上都带了万把块钱不等,他们还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因为老家的“台会”倒了,有些人又眼红他们做生意做得大,借机落井下石。

  他们便不得不带着仅有的资产来京避祸躲债,顺便找找发财的路,看看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些人的思路很简单,小地方的人少,生意不好做。

  只有大地方,走的货量大才能迅速挣到钱,把在老家欠下的债务给还上,所以他们就相中了首都。

  不用说,他们来京后的第一件事儿肯定就是找经营场所。

  他们有的人相中了大前门,有的人相中了虹桥。

  这两处,此时都有了一些绿铁皮的散摊儿在招人,是政府为促进搞活经济设置的。

  这些浙(将)人就主动跑到了工商局去问,“外地人能不能来?”

  工商的人回复,“外地人可以租,但得有外出证明。”

  几个浙(将)人常年做生意的,这个证明自然是有。

  只可惜当他们拿出来后,却发现因为一个小小的偏差,并不管用。

  因为他们的证明抬头上写的是“外省”,而不是“京城”。

  工商的人说,差一点都不行,必须回去重开。

  就为这个,几个人发现没法在城里做生意了。

  这地方再好城里管得严啊,这不成。

  于是大家一合计,他们都是躲债出来的,哪儿敢再跑回去?

  恐怕必须得去偏僻的地方才行。

  还是城外好,真要有个万一,比如说日后生意做大了挨查或者有了纠纷,要跑也方便点。

  为此,他们就随便上了个17路车,乘了几站在木樨园下车。

  说实话,完全是随机的,就是从公共汽车里看着房子已经变成了农民的瓦房他们才下的车。

  下车后,他们也是边走边问,先找到了海户屯4号。

  没想到误打误撞,运气不错。

  一进去就是个倒服装的仓库,那是个京城个体户租的。

  再一打听,房租也不贵,差不多十平米才五十块的月租。

  只是人家房主说这儿没地儿了,又给他们介绍到九号。

  就这样,挨个传来串去,这五六个人当天全在海户屯租着了自己需要的房子。

  没有人能够想到,他们在这儿落户,一待就是几十年。

  更没有人会想到,连他们老家的亲戚朋友们,在往后的十几年里,也几乎全都跟着迁到了这里做服装生意。

  就因为一个抬头的限制,就因为出于对政策管理上的恐惧。

  不敢进城做生意的这些人,无意中促成了日后京城无人不知的京南服装批发市场——“浙(将)村”的形成。

  反过来,和这些两眼一抹黑来京找财路的外地人有所不同。

  这个年头,京城人在做小买卖上,还是有一定得天独厚优势的。

  别看老京城人用“天安门疏可走马,大栅栏密不透风”来形容大前门这块风水宝地的繁华景象。

  但“爆肚冯”作为一家在前门地区廊坊二条的百年老字号,说重张就重张。

  时年五十的冯广聚是爆肚冯第三代传人。

  1956年,打小就开始学习家传手艺的他没了用武之地,不得不进工厂当了一名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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