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刘家和马家急啊，他们憋着瓜分这块地，着急先把房盖了。
这两家也没商量，反正你左边我右边，头两天拉来砖就盖上房了。
好嘛，给郝家剩下的那点地方也就能盖个窝棚差不多。
更关键的是，他们两家都是趁着郝家父子上班时候，动的工。
等郝家父子一回来，看到俩家房子都起了一半了。
而且这两家盖房，墙离郝家的窗户特别紧，就一米多一点，连辆三轮车都推不进去。
这郝家父子还能不恼怒啊？
他们立马去找了派出所，说刘家和马家太欺负人了，就没他们这么办事的。
可没想到民警早就烦了，也懒得再掺和这事儿了。
居然不闻不问，还说“墙既然已经起来了，就这样吧。反正你家房子也不缺，别再争了。”
郝家父子闷头回家，气得不行。
父子俩人一合计，说干脆，礼拜天，咱俩一起找人来帮忙，拆了他们两家的房。
就这样，这不到了礼拜天嘛，父子俩真凑齐了三五个汉子，拿着搞棒动手拆房。
刘家和马家刚盖好的小房，泥还没干呢，这要一捅鼓，那很容易就变成一堆砖头。
于是刘家和马家也急了，他们都抄起了菜刀要保卫小房。
还多亏他们在后院叫骂起来的时候，正赶上宁卫民和吕所长就在前院呢。
否则要不是这么巧，没有他们闻声过去，及时制止。
这三家人要真动上手，干起来，无疑全都得追悔莫及。
不用说，宁卫民所能提供的动迁方案，让这三家人的矛盾一下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可以说让这件事迎刃而解，再也没有冲突的必要了。
以至于这三家要舞刀弄枪的人都傻在了当场，老半天都没醒过味来。
人们面面相觑，也不知自己该哭还是该笑。
不过尽管如此，彼此的记恨和积怨却难消除。
郝家的儿子不骂几句，似乎不解恨似的，突然放狠话。
“姓刘的，姓马的，你们偷着乐去吧。要不是人家房主今天恰好来了，我们非得拆了你们的房！算你们今天逃了一顿好打！”
另外两家也不甘示弱，刘家的儿子喊，“你吹猛子呢，有本事试试，看我不活劈了你！”
马家的儿子也不服气，“别仗着人多，真动上手，看谁怂！”
气得吕所长当场大声训斥。
“住口！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打打杀杀的想上劳改农场啊？”
“想去你们就打，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才好！正好还不用给你们找房子了。我把你们都交给公安局管去。”
“都是邻居，何至于此啊？哪怕说到底，也是人民内部矛盾。都冷静冷静，从现在开始，千万不要再彼此针对计较了。等以后你们迁走了，就谁也见不到谁了……”
吕所长说的句句都是大实话。
为此，三家邻居原本看似无解的自建房纠纷，终于悬崖勒马，就此落幕。
宁卫民可以说，是无意中行了一善，为自己积了大德。
要知道，这起矛盾在这年头，可不是极端的个例。
这年头因为盖自建房，打架吵嘴的事儿在老百姓的居住环境里并不鲜见，许多地方都在发生。
只不过有的严重，动起手伤了人，有些没那么严重，还不至于拳脚相加。
可以说，自建房是四合院里发生邻里纠纷最大和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自建房颠覆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心里平衡。
原本大家住在一起，权力和义务都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多什么，谁也不比谁少什么。
但自建房打破了这种平衡，才让原本关系不错的邻居们反目成仇。
尤其是跑马占地式的居民自行建房行动，没有一点纪律和政策的约束，想怎么盖怎么盖。
就必然会造成无法调解的矛盾，导致旷日持久的长期对抗。
要没有宁卫民这么一个买主，恐怕这几位谁也得不了好呢。
第620章 天降横财
1984年4月，其实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月份。
除了小公共出现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弹棉花的异乡人越来越多，天坛公园内的北神厨在打造京城最高级的宫廷菜饭庄，这几件事之外。
还有很都事情都在悄然改变着，影响着京城百姓的生活。
比方说煎饼果子作为一种从津门引入京城的时兴风味食品，开始出现在清早的京城街头。
并且以两毛五至三毛钱不等的价格，成为早餐中的新贵。
尽管这些摊煎饼的主儿手生得很，而且此时的煎饼还不放薄脆，只放油条。
他们的豆面也不纯粹，甚至是用芝麻粒代替荜拨粒。
不过京城百姓对此倒是没有多大的不满。
事实上这种绝对会被津门人视为“邪教”的异端煎饼，反而非常受欢迎和追捧。
毕竟京城人对这种吃食还陌生的很，好懵啊。
何况在大多数京城人的心里，来自异地的食品理所应当要比京城本地的东西贵上那么一点。
在“尝个新鲜”的驱动力下，只要大街上出现这种用平板三轮改造的煎饼车。
看见白木框子镶嵌的玻璃上用红纸贴上“津门正宗”和“煎饼果子”的字样，总会引来不少人排队。
于是摊煎饼成为了大火的事业，成为每天最早卖光的早餐品种。
并以高回报，低成本，技术门槛低的优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许多着急挣钱的待业青年，初涉商海的最佳选择。
另外，本月10日，京城市增送给日本东京都的龙爪槐树苗运抵东京。
东京都送给京城的两千株大山樱树苗也在玉渊潭种植。
正是因此，此后的每年春天，在京城的玉渊潭公园，京城百姓也能欣赏到樱花盛开时如粉红色海洋一样的美景了。
而更受欢迎的舶来品来自于港城。
4月20日，京城首家西式快餐店——由京城义利食品厂和港城冯秉芬饮食服务公司合作的义利快餐厅，在京城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正式挂牌开业。
《京城晚报》也写了一篇专访，当天报纸刊发后，惹得京城百姓蜂拥而至，来品尝汉堡包、火腿三明治。
音乐、西餐、轻曼的灯光，这一切在当时最为时尚的东西立刻俘虏了人心。
以至于一百五十平米的义利快餐厅自开业那一天起，几乎每日顾客盈门，座无虚席。
大概是因为易于接受新兴事物的缘故，顾客尤其以衣着入时的大学生，文艺界、体育界和新闻界人士居多。
每天的营业额因此高达六七千元。
虽然这样的吸金水平，距离津门的“胡姬花快餐厅”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以当时的消费水平而言，和同样规模的京城饮食业其他企业相比，已属商业奇迹了。
不过，发生在这个月，真正对人民群众生活造成深远影响的两件重大事件却是和吃喝玩乐无关的。
一是4月6日，国家正式发布了《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开始实行身份证制度。
规定凡居住在共和国境内的公民，除了现役军人等特例之外，均应申请身份证。
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和有效期。
可以在涉及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权益事务时，作为公民身份证明。
这件事宁卫民是恨不得举双手欢迎的。
因为在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前，证明公民身份效力的，只有《户口登记簿》。
用于办事太不方便了。
虽然可以开具介绍信，但介绍信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只能在特定范围内可以使用，而且很容易伪造。
核实起来也很麻烦，很耽误工夫。
反过来居民身份证制度的推出，不仅便于携带，也让老百姓办事方便多了，安全多了。
宁卫民是知道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办理了这玩意。
果不其然，立竿见影让正在进行中的买卖房产，腾退私房，补偿到位这些手续流程，一下轻松了许多。
极大的提高了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
至少在他这一方，既有身份证，又有户口本，就能省掉许多麻烦。
否则，办什么事儿如果都得指着用户口本来交接，那可太耽误事儿了。
二是4月2日至6日，京城整顿“以工代干”人员工作会议正式召开。
“以工代干”这个词，其实是特殊年代以政治为纲的产物。
工人的工，干部的干。
简而言之，就是一些人在以工人的身份行使干部的职能或者职权。
这次会议首先肯定了一部分人的成绩，认为符合条件可以正式转干。
同时也指出一部分人不符合干部条件，不能胜任管理工作，原则上要回到工人岗位上。
最后明确要求，今后不得再使用“以工代干”这样的词汇，等于是正式宣告了这项制度进入历史。
毫无疑问，许多人的利益和命运是与这次会议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
据统计，到1983 年 6 月底，京城全市全民所有制的“以工代干”人员共有115800余名，
因此，这个会议决策一下发，京城各个单位都是一片乱象啊。
有的单位虚报干部人数，有的人托人说情、弄虚作假。
比如多报年限，提供假证明、假学历。
但更多的单位，都是按照上级要求，要对转干人员进行文化考试，并且对考试分数认真细致的复查。
所以尽管表面上看着，这件事和宁卫民似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但实际上，无论对于宁卫民，还是和张士慧来说，都是老天爷白白送给他们的一个大发横财的好机会。
别忘了，我们国家可是人情社会。
遇到这样关系到命运、前途的大事，又有谁不想把这个“代”字去掉，拿到正式干部编制啊？
而且我们国家因为人多，资源和机会方面，一直都是狼多肉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