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齐中则筹备五百车皮生活物资，用以等价交换，且苏联方面不干预具体货品品类。
既然苏联不挑东西，精明的牟齐中当然会选择成本最低的货品。
而他首批运送的便是暖水瓶胆——这种货品中空、占体积，价格却极低，装满一整列火车数十个车皮，总成本不过七百万元人民币。
这还不算，这批原本就是靠嘴弄到的货发过去换回的第一架飞机，就被他抵押给银行，由此直接解决了后续所有交易的资金难题。
之后，他又陆续向苏联发去罐头、皮衣等各类积压日用品。
多年后局牟齐中自述，彼时在深圳做玉米贸易的王实，不但曾为他供应过牛肉罐头。而且这笔他在1991年完成的跨国交易，让他净赚一亿六千万元。
这便是改革开放后，轰动全国的“罐头换飞机”传奇。
不用说，牟齐中也因此一夜成名。
一本名为《财富》的杂志，将他评为“大陆超级富豪之首”，他也成了大众认知中，国内第一位公开亮相的“全国首富”。
然而空前的成功催生了过度的自信，此后牟其中再也不愿踏实经营实业，反而接连抛出各种天马行空的狂想计划。
比如要将满洲里打造成“北方小港城”，比如出资三十一亿美元为国家海军购置航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他提议在喜马拉雅山脉炸开一道宽五十公里、深两千多米的豁口，引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西北内陆，改善当地气候与生态。
但最终，他的这些计划都无一例外，都只成为在口头上流传的臆想。
不同于名动天下的牟其中，同一时期抓住时代红利、赚得盆满钵满的其他人，其实还有一个行事极为低调的人，就像宁卫民一样。
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人对于现代资本运作的底层逻辑，居然比宁卫民玩儿的还要老道，不得不说是天赋异禀。
而他就是生于1957年的杨荣。
杨荣早年经历颇为神秘。
他初中毕业后做过厨师，也曾承包过小商店。
但不知从何时起，他拿到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还自称有参军、参战经历。
他思维跳脱、性格狂放桀骜，有记者曾这样形容他——“即便他身上只剩二十万元，且明天就要宣告破产，今天他也能面不改色，请你吃一顿花费十万元的宴席。”
1989年，杨荣在港城创办财务公司，主营客户资金拆借，兼营债券与股票交易，就此积累下人生第一桶金。
和牟齐中一样，杨荣也敏锐察觉到，国营企业的资本变革，是攫取时代财富的绝佳机遇。
不久后他得知，沈阳有一家汽车厂，自1988年起对外发行一亿元股票，可时隔一年多，股票依旧无人问津、滞销严重。
彼时国内汽车行业处境艰难，市场普遍不看好，人人避之不及，可杨荣却能看准时机果断出手。
1991年，他拿出一千二百万美元，收购这家沈阳汽车厂40%的股份。
随后又通过组建合资公司、股权置换等一系列复杂操作，将持股比例增持至51%，成为绝对控股方。
而且为了合理避税，他并未以个人名义持股，而是在太平洋百慕大群岛注册项目公司，通过这家离岸公司实现控股。
1992年，这家离岸公司成为首个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华夏概念股，在此之前，从未有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实现海外上市。
杨荣不仅创下了历史，更凭借“史无前例”的噱头，该公司在纽交所获得35倍超额认购，成功在海外融资七千五百万美元。
此后，他又凭借一系列精妙的资本运作，打造出多家分别在纽约、香港、上海上市的企业，外加大批非上市关联公司，商业版图迅速扩张。
说实话，抛开迥异的商业运作方式不谈，牟齐中与杨荣本质上其实是同一类人。
他们都精准抓住了国家经济转型的风口，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商业嗅觉，牢牢把握住了时代机遇。
他们的行事手段，都充满了争议，如同在烈火中取栗、怒海里冲浪，赌性与魄力并存。
而两人的结局，也近乎殊途同归，最终都黯然落幕，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独特注脚。
牟齐中的一生大起大落，在富豪与囚徒的身份间反复切换。
杨荣则在2002年因经济问题涉案，最终流亡海外，销声匿迹。
不过话说回来，有人精明投机，就有人踏实苦干，人群分布向来遵循正态规律。
虽然有人偏爱冒险逐利，但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东方大国而言，更多的普通人，始终在埋头苦干、脚踏实地。
从1978年到1991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十四个年头，国内与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而最直观的标志，便是“华夏制造”一步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
同样是1991年，欧共体宣布对共和国生产的小屏幕彩电征收反倾销税。
据欧共体统计数据显示，1985年欧洲从共和国进口小屏幕彩电仅五万五千台。
到1988年，这一数字暴涨数十倍，飙升至一百二十五万台。
我国出口的彩电占据欧洲16.9%的市场份额，且增长势头依旧迅猛。
于是为了抗衡来自华夏的彩电竞争，欧美本土厂商不得不降价30%，依旧难以抵挡。
同年，共和国对美贸易顺差攀升至九十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对美贸易顺差国。
这就意味着，每年有九十亿美元的资金从美国流向华夏。
虽说我国产业层级暂时比不上日本的家电、电子等高精尖产品，在各类出口商品中，我们主要是纺织产品成为出口创汇的核心品类，撑起了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
但清晰的趋势已然显现。
一个世界级的制造工厂，正在华夏大地上缓慢崛起。
另外，也不能忽视外企企业和合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贡献。
就像华夏皮尔卡顿公司，由于占着法国品牌的优势，借助华夏人工成本低廉的便利，作为最早扎根共和国的合资企业，也顺势成为助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外贸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在宁卫民和邹国栋的双重努力，皮尔卡顿公司不但成衣出口规模节节攀升，对欧洲和日本的服装厂商出口面料，或者根据订单加工，也成了贸易大宗。
不同于牟齐中剑走偏锋的投机生意，皮尔卡顿公司的海外贸易之路，走的是稳扎稳打的实业路线。
彼时国内纺织业正面临产能过剩、内需疲软的困境，大量国营纺织厂积压的面料、成衣无处消化。
而合资属性的皮尔卡顿公司，恰好借助合资企业的优势，打通了国内积压产能与海外高端市场的通道，既解决了上游厂家的库存难题，又能凭借低廉成本在贸易中轻松套利。
完全可以说，皮尔卡顿华夏公司在国内，几乎成了除官方以外的最大纺织品出口中间商。
从利润层面来看，1991年全年，皮尔卡顿公司的海外贸易净利润突破三千二百万元，这在当时国营企业普遍亏损、民营经济刚起步的年代，无疑是天文数字。
可即便如此，明眼人都能看出，纺织、彩电这类实体产业出口势头再迅猛，终究逃不开低溢价、高竞争、高风险的桎梏。
有时候看似赚得热闹，实则利润大头被海外渠道掐在手里，还时刻面临反倾销税、贸易壁垒、价格战的威胁。
这么相比之下，就不能不说宁卫民另辟蹊径走出的文化出口路线，才是真正看透了时代本质、避开了所有明枪暗箭的高明选择。
他做的海外中餐厅、跨国影视项目，看似和传统的“华夏制造”不沾边，实则是无实物、高溢价、低风险的隐性出口，是比成衣、家电更高级的文化输出，利润空间和长远价值，远非传统实业能比拟。
更关键的是，文化出口的抗风险能力不但远胜传统实业，而且文化产品的溢价空间没有上限。
一件成衣、一台彩电的价格有市场定价，可一部电影、一家特色餐厅的价值，却能随着口碑水涨船高。
宁卫民的布局，看似不接地气，实则精准踩中了时代痛点——别人还在赚辛苦的加工费，他已经开始赚文化溢价、品牌价值的钱。
别人还在和海外厂商打价格战，他已经跳出了竞争泥潭，开辟了全新的赛道。
在那个全民扎堆做实业、搞外贸的年代，宁卫民的选择显得格外另类。
可这份另类，恰恰是他远超同时代商人的商业智慧。
他没有跟风挤实业的独木桥，而是把文化变成了商品，把软实力变成了真金白银，这种隐性的“华夏制造”，不仅利润更高、风险更小，还能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华夏文化的海外影响力，于商于国，都是双赢的选择。
远比一时的投机暴富、薄利多销，走得更稳、更远。
所以从法国回到华夏之后，宁卫民在国内的工作重点也仍然聚焦在了这些看似只是“娱乐大众”的事情上。
尽管对于那些只认“以农为本”和“大国重器”的人来说，他的事业发展方向好像是走歪了。
或者是说，多少有点不务正业，白瞎了这么好的时代机遇。
但宁卫民知道，他的选择只是太超前了一点。
第1768章 新方向
1992年的1月12日，在伟人南巡的前一个星期，位于京城皮尔卡顿大厦B座的大船娱乐公司办公室里，一场关乎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会议正式召开。
当天，从法国携妻儿归来的宁卫民，与从港城协调完海外发行事宜的姚培芳，两位公司首脑悉数到场。
大船娱乐所有中层干部全员出席，不敢有丝毫懈怠。
与此同时，京城电影制片厂、京城电视台、津门电视台的相关领导也应邀参会，还有宁卫民旗下另一家子公司——大众传媒广告公司的总经理赵大庆，也端坐席间，全程专注聆听。
会议一开始，姚培芳便率先起身，语气沉稳有力，当众宣布了三件震惊四座的大事，每一件都牵动着在场所有人的心弦。
第一，由国家电视剧制作中心投资一亿两千万元，宁卫民个人投资五千万，共同拍摄的鸿篇巨制《三国演义》，预计在今年春节过后正式开拍。
由于国家电视剧制作中心已将全部优质资源倾注于此，无力兼顾其他项目。
加之国家电视台对自身广告含金量的评估日益提高，愿意与合作单位分享的利益条件愈发缺乏吸引力，因此1992年大船娱乐在与电视台合作的方向上，将主要倾向于与京城电视台、津门电视台这样的地方电视台深度合作。
第二，关于新一年的具体合作计划，大船娱乐除了继续与京、津两地电视台保持《大船综艺》的综艺合作外，在电视剧领域还有两个深化合作的方向。
一是增设固定栏目，在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推出“日剧剧场”。
目前已确定的剧集涵盖TBS电视台的《冷暖人间》《少女疑云》等五部作品。
富士电视台的《101次求婚》《东京爱情故事》等六部作品。
以及雾制片厂参与制作的《华丽一族》《黑皮革手册2》等四部作品。
二是启动金庸武侠小说翻拍计划，以每年至少一部的速度，依次拍摄《鹿鼎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
第三，鉴于金庸武侠作品拍摄是长期且庞大的工程，经综合考量，大船娱乐决定出资三千万人民币，在国家电视台拍摄《三国演义》的涿州影视基地旁，新建一座武侠城，初期规划以宋代、元代风格为主，先满足“射雕三部曲”的拍摄需求，后续再逐步扩建。
姚培芳的话音刚落，原本安静的办公室瞬间炸开了锅，与会人员神色各异，议论声此起彼伏。
不少人都带着各自的惊讶与顾虑，纷纷表达着自己的看法，现场氛围瞬间变得热烈而凝重。
在姚培芳示意大家可以发言后，最先发声的是大船娱乐的中层干部们。
市场部经理率先举手发言，语气里满是担忧，神色凝重。
“宁总、姚总，我有个顾虑。宁总之前一直和国家电视剧制作中心、国家电视台深度合作，靠着这层关系，咱们公司成立之后才能有优秀的剧集资源可以推广到海外，另外从日本引入的电视剧才有了庞大的全国性观众群体。现在突然调整策略，和国家电视台生分起来，会不会因此动摇我们的经营基础？如果咱们失去了全国性的观众基础，以及优秀的电视剧资源，不但公司的利润会有大幅下降的风险，就连影响力恐怕也要大打折扣……”
他的话瞬间引发了其他干部的共鸣，制作部的经理紧接着举手补充道。
“宁总、姚总，我认为还有一点，我们本身也是成立不久的新公司，在影视剧制作上缺乏经验，必须依靠外援的帮助。而国家电视剧制作中心集中了国内最顶尖的编剧、导演和制作团队，咱们目前既然要斥巨资把金庸武侠作品大量拍摄成电视剧，这样重要的项目，最好的方式就是依靠他们的资源提升自身制作能力。现在如果我们如果结束彼此的合作关系，那就没有技术方面的便利了，需要独自承担制作难题。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宁总的关系获得日本方面的帮助，可毕竟两国文化不同，审美也不同，我很担心没有国家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帮忙，能否还能保证出品剧集的质量。”
还有其他的中层也忧心忡忡地进行了补充。
“而且国家台的平台优势摆在那里，咱们之前借着国家台的渠道，剧集发行、广告招商都顺风顺水。现在咱们突然转向地方电视台合作，广告收入和剧集影响力恐怕都会受重大影响，这对公司的营收来说，也是个不小的风险啊。”
大船娱乐的干部们你一言我一语，满是担忧。
虽然当着秃子不好意思骂和尚，没有人会在会议上直白表达出对地方台的不敬。
但他们核心顾虑始终围绕两点。
一是担心与国家电视台疏远，大船娱乐就失去全国性观众群体和优质资源。
二是顾虑与地方台合作，会导致公司制作能力下滑、营收受损，对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利。
这样的暗示其实已经摆明了在他们眼里，地方台不如国家台的意思，足够让两家地方台的代表面色不愉，神情尴尬了。
不过好在对这些反应，无论是宁卫民还是姚培芳都已经提前有所预计。
看着众人焦虑的神情，姚培芳的脸上依旧沉稳，抬手示意大家安静，声音不高却极具穿透力，精准回应了所有顾虑。
而且几乎每一句都直击要害，条理清晰地拆解了干部们口中的三个核心问题。
“首先，针对刚才第一个问题，我要明确一点，国家电视台是国家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上级单位，但两者绝不能完全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