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近也在琢磨着换车，奥迪显然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但他总觉得没开两天就有更好的型号出来，迟迟拿不定主意。
其实这病就是纯有钱烧的。
开到半路，他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赵茗茗的号码。
响了五六声才接。
“喂？”
“是我，你约圆圆去使馆区那边，打的什么主意？”
佟硕夹着电话，从兜里摸出根中南海叼在嘴里，没点。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随后传来赵茗茗低低的笑声。
那笑声里带着几分做坏事被抓包的心虚，又带着一种“你管我呢”的倔强，是东北大妞的脑回路。
“你猜。”
佟硕把嘴里那根没点的烟拿下来，在手指间转了两圈，声音压低了几分：
“我不管你带什么人回去，别把人玩坏了。”
“那丫头胆子小，你别吓着她。”
赵茗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佟硕几乎能想象她咬着下唇、眯起眼睛的模样。
那是她每次被戳穿心思时惯有的表情：
有点恼，有点羞，但绝不认怂。
“你就惦记你的小鹌鹑吧。”
她的语气听起来很像是在嘲讽，可声音却有那么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像是喝了半坛子老陈醋。
“自己新婚燕尔，左拥右抱的，怎么，你吃肉，连口汤都不给别人喝？”
佟硕忍了又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
电话那头“咔哒”一声挂断了。
......
从庆功宴结束之后，媒体对韩三坪和佟硕两人的讲话做了铺天盖地的报道。
特效技术、影视工业化、抵抗文化入侵，这几个词在一夜之间成了圈内最热的关键词。
《日报》在文化版上刊发了一篇长达三千字的评论员文章，标题直接引用了韩三坪在庆功宴上的原话：
把该筑的墙筑起来，把该挖的河挖深。
文章从WTO谈判的宏观背景切入，分析了文化产业在入世之后可能面临的冲击，并将《青凤》的票房成功和星辰特效的技术突破作为论据，论证了一个核心观点：
中国电影工业的自主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
新社的通稿措辞更加直接，将韩三坪和佟硕的讲话定性为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并特别点出了佟硕在发言中那句关于产业协同的论述：
如果我们能在BJ形成两到三个成熟的团队，有竞争、有对流、有基础的资源共享，成本至少能压下来三分之一。
这句话被单独拎出来，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格局和担当的例证。
当然，反对的声音来得比预想的还要快。
《中国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胡舒立在最新一期的时评专栏里，用了一千多字的篇幅对韩、佟二人的“文化防御论”进行了系统的反驳。
文章的标题起得很温和，叫《也谈文化自信》，但内核极其锋利。
她认为，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建立在开放和竞争的基础上，用行政手段和舆论煽动来筑墙，最终只会让本土文化失去在真实市场中搏杀的能力。
她甚至直接点出了星辰特效的名字，质疑所谓的技术自主能力，认为没有好莱坞的技术标准和人才输送，中国的特效工业连及格线都达不到。
《南方周末》则更进了一步。
他们对“抵抗文化入侵”这个提法进行了尖锐的解构，认为这是一个过度防御式的措辞，容易让中国电影在还没学会跑之前就把自己裹进保护主义的茧房里。
文章里用了这样一个比喻：
关起门来练武功，永远打不过山门外的对手。
这些论调在精英知识分子圈子里引发了不小的共鸣。
彼时，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国内公共舆论场中最活跃的时期。
后来被媒体统称为“古早公知”的那批人，虽然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才用“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评选正式确立了这一称呼。
但他们的核心主张已经非常清晰：
全面效法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进行激进改造，同时伴随对本土体制、历史和文化的否定性反思。
龙应台那些后来广为流传的散文，此时虽然还没有被大规模引入内地，但在港台的报章上已经相当活跃。
鄢烈山在《南方周末》的专栏里，一直保持着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火力。
而胡舒立，这位后来创办《财经》杂志、以一己之力搅动了中国财经媒体格局的铁娘子，正是这股思潮在财经和文化交叉地带的核心发声者之一。
但有意思的是，这场论战并没有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因为入世协定还没有最后敲定，国外的狗粮还没有大规模涌入，很多人还保持着相当克制的思辨态度。
那些经历了八十年代文化热、又在九十年代目睹了社会剧烈转型的中生代知识分子，虽然认同开放的价值，但对好莱坞文化霸权的警惕也同样真实。
他们太清楚这个全球最大电影工业机器在传播价值观方面的恐怖效率了，有些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最朴素的支持声音来自那些实实在在的从业者。
灯光组的老孙看完那篇评论员文章之后，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粗声粗气地给佟硕发了条短信：
“我在长影干了三十年灯光，以前连个像样的反光板都舍不得买。”
“现在有活干、有钱赚、还能上央视，都是咱自己拼出来的。”
“老外来了就把咱的饭碗砸了？姥姥！”
这种声音在基层技术人员中极有代表性。
他们不懂什么文化自信的大道理，但他们对实实在在的饭碗有着最本能的捍卫意识。
这股硝烟从报纸杂志蔓延到了各个角落，BJ的三所艺术院校内也掀起了广泛讨论。
开学还没几天，校园里的柳树刚抽出嫩绿的芽苞，空气中还带着几分料峭的春寒。
佟硕停好车走进导演系教学楼的时候，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几间小教室传出学生上台词课的咿呀声。
他今年大四下学期，眼瞅着就要毕业答辩了。
虽然他在北电挂着学籍的最后一年基本上没怎么正经上过课，但开题报告和毕业论文这两关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系主任侯克明早在寒假前就给他打了招呼，院里已经批了你的开题报告。
《论影视工业化与民族文化认同》这个题目很好，但光题目好不行，论文你得好歹写出点东西来。
佟硕还真写了。
不是糊弄事的那种，是把这几年来他在星海、在星辰、在跟哥伦比亚打交道的所有实战经验做了一次系统性复盘，再结合WTO即将带来的市场冲击，梳理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影视工业化路线图。
当然，星海那几个编剧出身的员工也帮着润色了不少，数据图表则是星辰的技术员帮忙做的。
他到教务处盖了个章，刚出门，就碰上了正抱着两本书往外走的何琳。
“佟导！”
何琳眼睛一亮，赶紧快步走过来，压低声音问：
“我听说今天上午田老师在大阶梯教室有讲座，您也是去听的吗？”
佟硕微微一愣。
田老师要来上课？
这事儿他还真不知道。
转念一想，自己最近忙得脚不沾地，恐怕错过了系里的通知。
大阶梯教室在导演系主楼最里头，佟硕走到门口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七八成的人。
他没从正门进，绕到侧面那扇常年关不严的防火门，轻轻推开一条缝，侧身溜了进去。
后排角落里空着几个位置，他挑了最靠墙的那个，把帽檐压低了坐下去。
讲台上，田状状正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
他今天穿了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跟当年给佟硕上大课时一模一样，只是两鬓的白发比那时多了不少。
黑板上写着这节课的主题：
《蓝风筝》之后，我的创作反思与中国电影的现实困境。
佟硕盯着那几个字，沉默了片刻。
他知道《蓝风筝》对田老师来说意味着什么。
1993年那部片子拍完之后，田状状被禁导整整十年。
十年，一个导演最黄金的十年，就这么被一刀切掉了。
如今他虽然能出来上上课，但拍片的事，依然遥遥无期。
“《蓝风筝》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想一个问题。”
田状状站在讲台上，语调平缓，没有多余的肢体动作：
“当一个导演不能再拍片的时候，他还能做什么？”
教室里很安静。
佟硕注意到，前排几个学生的背挺得很直，像是被什么东西钉在了椅子上。
他知道那种感觉，当自己的老师用这种方式剖开伤口给人看的时候，学生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去回应的。
“我只能回去看书，回去拉片。”
田状状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片名。
“费穆的《小城之春》、卡尔·德莱叶的《圣女贞德蒙难记》、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
他用粉笔在《小城之春》下面画了一道粗重的横线：
“这部片子，我至少拉了二十遍。”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田状状带着学生们一句一句地分析费穆的长镜头调度。
讲周玉纹在断壁残垣中行走，讲戴礼言坐在藤椅上那长达三分钟的静止画面，讲声音和画面的留白如何营造情绪。
他讲得很投入，偶尔还会自己模仿费穆的机位调度，用手在空中比划出摄影机的运动轨迹。
快下课的时候，有个学生举手提问。
是个戴眼镜的瘦高男生，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
“田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些片子，全都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拍出来的。”
“费穆拍《小城之春》的时候，摄影棚连个像样的灯光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