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文豪:从八十年代末开始 第69节

  “这恰恰印证了北原君的底色——他或许会成为这个时代最赚钱的通俗小说家,但也仅此而已。”

  “他的位置,终究只在那些供人消遣的畅销书架上。”

  这些看似温和却字字诛心的言论一出,整个文坛的论战被强行拖入了一种名为出身论的僵局之中。

  保守派们不再与你辩理,而是直接祭出那套高人一等的纯文学标准,将所有为北原岩说话的人集体隔离在了高雅的门槛之外。

  他们试图用这种体面却傲慢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将整个大众文学界永远挡在殿堂的台阶下。

  然而,京都派这种将整个大众文学界贬为流水线与廉价油墨的无差别攻击,不仅没有让事态平息,反而彻底激怒了原本还在观望的广大通俗小说家们。

  因为这已经不再是北原岩一个人的得失,而是传统文坛对所有致力于大众阅读的创作者的一次公然羞辱。

  一时间,各大报刊的文艺版面上火药味骤浓。

  众多推理,时代小说以及科幻领域的作家纷纷下场撰文反击。

  其中,对北原岩的作品推崇备至的逢坂刚与宫部美雪,发声最为频繁且掷地有声。

  凭借《卡迪斯红星》早已在文坛站稳脚跟的逢坂刚,在《读卖新闻》上毫不客气地指出:“通俗并不等同于低劣。”

  “能让上百万读者为之共鸣、甚至改变他们看待世界方式的文字,其打磨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在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

  “以受众的多少,题材的类型来划定文学的阶级,这本身就是一种傲慢的倒退。”

  而当时正作为推理界新星崛起的宫部美雪,更是连续在几家周刊的专栏里为北原岩鸣不平。

  她的笔触相较于逢坂刚则更加感性和犀利:“文学的初衷是写给人看,是传递鲜活的故事与情感。”

  “如果所谓纯文学的代价,是彻底斩断与时代大众的共情,只剩下高高在上的自我感动与文字游戏,那这种高雅究竟还有什么温度可言?”

  面对大众作家的群起攻之,保守派非但没有反思,反而借由老牌纯文学杂志的卷首语,给出了更加居高临下的驳斥:

  “宫部女士口中所谓的共情与温度,说穿了不过是利用浅薄的煽情去讨好读者的感官。”

  “文学的殿堂之所以神圣,正是因为它设立了审美与思想的门槛,它要求读者去向上攀登,而不是让作者自降身段,去迎合街头巷尾那些粗糙的悲欢。”

  他们甚至在评论的末尾,刻薄地将整个大众文学界的抗议定性为一种底气不足的恼羞成怒:“如果文学的最高标准是让所有大众都能轻易看懂并为之狂热,那《文艺》干脆改成通俗连续剧的剧本研讨会罢了。”

  “诸位通俗作家们这般声嘶力竭的抱团,恰恰暴露了你们在面对真正高雅的艺术时,那种企图用销量与共情来掩饰自身底蕴匮乏的自卑感。”

  大众作家的集体反弹与保守派根深蒂固的冷嘲热讽激烈碰撞,让这场关于雅与俗的论战愈演愈烈,大有将整个日本出版界拖入无休止骂战泥潭的趋势。

  然而,就在传统文坛的傲慢即将达到顶峰时,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重量级人物,以一种近乎碾压的姿态介入了这场纷争。

  日本纪实文学与新闻界泰斗——斋藤茂男,发声了。

  这位曾无数次深入社会最底层,写下过《妻子们的思秋期》等震撼人心的纪实巨著,在民众与知识分子心中拥有极高威望的老爷子,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温室里的花,没资格嘲笑风雪里的树》的重磅评论。

  如果说高桥是自省,北方是嘲弄,宫部美雪是悲悯,那么斋藤茂男的笔,就是一篇建立在铁证之上的纪实报道。

  斋藤茂男在文中并没有去和京都派空谈什么文学理论,而是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保守派都始料未及、且哑口无言的事实:“不久前,我曾在东京的山谷地区进行走访时,偶然遇见了北原君。”

  “在那个连这个国家的繁荣都照不进来的角落,在这个连许多自诩正义的媒体都不愿踏足的泥沼里,我亲眼看着这位被你们嘲笑为只懂商业算计的年轻人,穿着廉价的旧衣服,和那些被时代抛弃的穷人混迹在一起。”

  “他切身经历着他们那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感受着底层是如何呼吸与挣扎的。”

  “一个愿意将双脚踩进社会最底层的泥泞中,去亲身感受边缘人疾苦的作家,他写出的文字怎么可能没有血肉与悲悯?”

  接着斋藤茂男的笔锋随之一转,直刺保守派的心脏:“而你们这些长年坐在安逸的书房里、靠着把弄文字游戏来维持优越感的评论家,一辈子都不曾真正弯下腰,去触摸过这个时代粗糙的边缘。”

  “一个连现实的残酷都不愿低头看一眼的群体,究竟有什么资格,用那副自命清高的姿态,去指责一位真正与穷人同呼吸过的年轻作家缺乏底蕴?”

  舆论瞬间哗然。

  斋藤茂男这段极具画面感与纪实力量的质问,像一记沉重的铁锤,直接砸碎了京都派那种高高在上的体面。

  他用无可辩驳的亲历者视角,扒下了名为纯文学的华丽外衣,将保守派内里那种何不食肉糜的虚伪与傲慢,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公众面前。

  外界的舆论因斋藤茂男这篇文章愈发喧闹。

  保守派与大众文学作家的支持者们,在报纸上继续进行着激烈的笔墨交锋。

  然而,就在同一天下午,东京新宿区。

  一辆红色的邮政摩托车伴随着单调的引擎声,缓缓停在了河出书房新社的大楼下。

  年轻的邮递员走下车,像完成无数次普通的投递一样,将一个厚重的牛皮纸信封递交给了前台。

  信封越过了一道道常规的内部收发流程,在送稿推车轻微的摇晃中,最终静静地躺在了《文艺》编辑的办公桌上。

  信封表面只有钢笔写就的两个端正汉字:《情书》

  落款:北原岩。

  当看清寄件人名字的那一刻,原本只有翻阅纸张声音的编辑部里,顿时泛起了一阵压抑不住的低声骚动。

  “这才过去不到一个星期吧?北原老师竟然已经把原稿投过来了?”

  一位负责排版的年轻编辑忍不住低呼,语气中带着明显的错愕。

  “仅仅一周时间,就要完成一篇命题的纯文学中篇……会不会太快了?”

  旁边的资深编辑推了推眼镜,眉宇间浮现出深深的担忧道:“现在的舆论可是风口浪尖,如果因为赶稿导致质量有丝毫瑕疵,纯文学那些人绝对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咬死不放的。”

  “应该不会吧……别忘了斋藤茂男先生发的那篇评论。”

  另一位主编助理摇了摇头,轻声说道:“能让斋藤先生那种见惯了世间真实疾苦的新闻泰斗亲自出面背书,证明他在山谷地区真正沉淀过的人,绝不可能在这个生死关头,交出一份敷衍的急就章。”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质量,绝对高得惊人。”

  所有原本抱着看戏心态,或是满心忐忑的编辑们,此刻都不自觉地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他们屏住呼吸,慢慢围拢到了编辑长的办公桌前,目光全都聚焦在这个搅动整个文坛的信封上。

  满头银发的编辑长面色凝重地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然后拿起桌上的裁纸刀。

  唰!

  随着封口被平整地裁开,一叠带着淡淡墨香的原稿纸被抽了出来。

  编辑长以及众多编辑的目光,也随之落在文字上。

  ……

  警察冷笑一声,自己点燃一支烟,站在吾郎面前,在来来往往的人们眼里像是保护他似的,吐着白烟。

  “你的妻子,已经死了。”

  吾郎一下子没有领会这句话的含义,显出困惑的表情。

  “吾郎,你好好想一想,你的妻子。就是你的老婆。”

  “……噢,是吗?”

  吾郎只好支支吾吾地回答。

  要说自己的妻子的话,肯定就是指那个来日本打工的外国人。

  去年夏天,一个关系不错的暴力团成员求到自己头上,于是吾郎把那个女人的名字加入自己的户口。

  “今天早晨,千叶县警察来电话说,嗯,说什么来着……”

  刑警打开记事本:“白兰,这名字不错。那个名叫高野白兰的女人病死了,让你去领骨灰。”

第76章 一字不改

  老编辑长的目光落在原稿上,仅仅过了不到三分钟,办公室里微弱的交谈声便彻底平息了。

  几位原本端着咖啡、在一旁等待结果的编辑,不知不觉间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连呼吸都下意识地放轻了。

  老编辑长握着稿纸的手微微收紧,身体不自觉地前倾,目光完全被字里行间的情绪拉扯了进去。

  在这份备受瞩目的原稿上,北原岩没有使用任何京都派所推崇的华丽修辞。

  仅仅是用最直白,甚至带着些许笨拙的半生不熟的日语,写下了那个名叫白兰的偷渡客女人的绝笔:

  “吾郎,谢谢你。”

  “因为有吾郎,我才能往家里寄钱,给爸爸买药……”

  “我虽然得了治不好的病,但在梦里,我每天都和吾郎在一起。”

  “就算死了,白兰也是吾郎的妻子。”

  “谢谢你,吾郎。我想见你。”

  在歌舞伎町作威作福的皮条客吾郎,坐在拥挤的新宿电车上,死死抱着装有白兰骨灰的廉价白布盒,像个被彻底遗弃的孩子一样压抑地痛哭着。

  随着看完最后一个句号,老编辑长慢慢地将手中的稿纸合拢。

  此时办公室里陷入了一种极其沉重的安静,只剩下纸张边缘摩擦时发出的细微声响。

  老编辑长缓缓摘下老花镜搁在桌面上,没有说话,只是有些脱力般地向后靠进椅背。

  这位见惯了日本文坛几十年风浪的老人,大半辈子都在审视他人悲欢的老出版人,仰头看着天花板上的白炽灯,久久没有说话,仿佛在用力平复着胸腔里某种久违的酸楚。

  站在一旁跟着读完复印件的几位资深编辑,此刻也都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在这份无言的死寂中,所有编辑的心里都无比清楚:外界那些关于纯文学门第的偏见,以及京都派高高在上的傲慢,都即将被这薄薄的几页稿纸彻底碾碎。

  过了许久,副主编才摘下眼镜,揉了揉发红的眼眶,声音沙哑道:“我本以为他会用华丽的辞藻来回击质疑,没想到……他竟然把文字洗练到了这种地步。”

  “那些人嘲笑他不懂风雅,可看看这篇情书。”

  副主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在这这种直击心脏的文字力度面前,京都派那些堆砌辞藻的无病呻吟,简直苍白得像一张白纸。”

  老编辑长重新戴上老花镜,用长满斑驳皱纹的手掌,轻轻抚平原稿的边缘,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对待一件易碎的珍宝。

  “朴实到近乎残酷,却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让人窒息。”

  “看看吧。”

  老编辑长的声音沉了下来,继续说道:“京都那些人写了一辈子的物哀,大概做梦也想不到,真正的哀伤是不需要用景色来堆砌的。”

  随着震撼的情绪在办公室里慢慢沉淀,出版的流程依然要继续。

  一位年轻的责编习惯性地从胸前口袋里抽出红笔,拔下笔帽,准备进入传统纯文学期刊发稿前最繁琐,也最严苛的环节——校文。

  在《文艺》的传统里,哪怕是成名已久的大家,交上来的原稿也免不了要被编辑部仔细推敲,从词汇的锤炼到语法的重构,容不得半点沙子。

  更何况北原岩在他们原有的观念里,只是个大众文学出身的作者,文字理应被红笔圈出不少需要规范的地方。

  年轻编辑的目光停留在白兰的那封绝笔信上,眉头微皱:“主编,这最后一段信件里,有好几处动词的活用和助词搭配都不符合标准语法,我把这几处稍微润色一下……”

  红笔刚要落下,老编辑长突然伸出手,用指节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制止了他的动作。

  年轻责编错愕地抬起头。

  “把笔收起来。”

  老编辑长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专业威严。

  接着老编辑长看着稿纸上那些略显笨拙的句子,语气严肃说道:“白兰是个连合法身份都没有的偷渡客。”

  “她那半生不熟,带着明显语法错误的日语,便是这篇小说最真实的底色。”

  老编辑长抬起眼,目光扫过在场的编辑继续道:“如果用红笔把它改成了符合出版规范的日语,那这就只是一篇精致的八股文。”

  “这样做,等同于亲手抹杀了那个底层女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点挣扎的痕迹。”

  说到这里,老编辑长收回手,对着整个编辑部,平静地下达了《文艺》创刊以来极其罕见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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