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情串联起来后，众人表情又恢复了平静。
“那陈总、汪总的意思呢？”冯运又问。
“最近手头紧……”陈熙说了一句。
汪植则是面无表情。
“那段总的班就我来接好了。”冯运嘿嘿一笑。
“冯总，这段总不会是你搞进去的吧。”朴健笑眯眯的看向对方。
“怎么会呢，我哪有那么大神通。”冯运没多解释，只是笑着摆了摆手。
“对了，冯总。你刚刚说要改变银行，还有什么当铺模式，是跟蝼蚁金服有关吗。”朴健问道。
“没错，蝼蚁金服一旦上市，银行就会改变吃相。他们合作的那些助贷公司也就会烟消云散，所有人都不会再受气了！”冯运硬气的回答道，即使他知道华兴也有银行。
“这种话在会议室里说说就行了，可别拿到外面去讲。”朴健憋了半天挤出一句话。
“哈哈，开个玩笑而已。我又不是傻瓜，怎么可能拿会在外面说这些。”冯运打了个哈哈。
“冯总，我倒是很好奇啊。你说你是个商人，现在华合通投入巨大，收益完全弥补不了付出的。已经完全超出了当初的预算很多，你为什么还要加大投入呢？如果说用阿巴阿巴的钱倒是好说，可这是在用你个人的钱呀。别跟我说什么扯大旗为农民服务的话，这里也没有记者在。还有，陈总。你觉得我们的到现在为止走的路是正确的吗？我的意思是上面的这个方向是否正确，解决农村问题是否符合目前发展需要……”朴健看了看冯运又看了看陈熙。
对于这几个问题，两人都没有开口说话。
“我看你们自己也没有答案吧。”朴健摇了摇头。
“那就要看上面的是否一直真正执行这项政策了，补贴和利益到位了，华合通自然就有收入。有了足够的收入，那就能继续发展农村。”冯运半天终于憋出一句话。
他从朴健的话里听出了一些信息，三农方面投入巨大，迟迟又做不出大的改变。
这烧钱不是少卫生纸，即使是国家机器也要考虑现状。
肯定是上面内部有了些不同声音，或许说之前就有不同的声音，只是这次更加强烈了。
“呵，商人思维。”
“朴总你刚刚不就说我是个商人嘛，哈哈。”
冯运听完并不生气，反而是大笑一声。
陈熙依旧没有发言。
其实前世他搞到后期也比较迷茫，最后还把自己给搞死了。
这一世继续搞这个项目，那并不是为了赚钱或是什么崇高理想。
“冯总说的有理，到底能不能成，还得看上面是怎么想的。到底是想搞个表面的形式主义，还是真打算大刀阔斧搞改革。解决三农问题，往深了挖，其实也就是变相解决贫富悬殊和底层的消费力问题。”陈熙端起面前的水喝了一口。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几千年来这社会的结构是士农工商。现在时代变了，变成了士商工农。但这顺序怎么转，‘士’永远都是稳坐第一位的。我在想啊，这农村的经济数据真提上去了，真的能改变最重要的东西么。现在有些领导坐在那个位置上，目的是什么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一样。
你要说他们拼死拼活全是为了给群众服务，这高帽子我可不敢乱发。剥开表面看内里，大部分人追求的无非就是把权力握紧，以及用政绩来换取更大的权力。搞农村基建和农业补贴，这玩意见效慢、周期长。权力需要稳固，就需要立竿见影的经济数据支撑。
一旦上面发现这条路太烧钱，或者换不来短期内好看的考核指标，那风向随时都会变。真到了那时候，冲在前面的‘商’，不管是搞农业平台的，还是想颠覆银行生态的。只要触碰到了‘士’的底线和金融稳定，最后都会变成用来填坑的垫脚石。
商人想要指导领导做事，这在几千年的历史里可是大忌。在我看来，想要让这一切真正变好，这套固化了几千年的社会结构就必须得彻底重新打破，我说的是真正打破。也就是什么时候不管这做工的、种地的、还是干买卖的，见到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士’，心里都不用再畏惧打鼓，不用再低三下四地去点头哈腰，那整个社会才会迎来真正的不一样，这些根子里的痼疾也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陈熙这话说完，汪同和朴健脸色都是一变。
冯、陈都是商，而他们则是士。
“陈总这见解确实独到，但国情不一样，不能生搬硬套。你在西方生活得久，习惯了那边的理论，可落在咱们这容易水土不服。再说了，大家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才坐到一张桌子上的，就像现在，两位跟我们沟通探讨不也是平起平坐、畅所欲言嘛，哪有什么低三下四的说法。”汪同最终给出了一句相当官方的回答，让人连反驳的想法都没了。
“哈哈，要不说领导还是领导嘛。陈总说了那么一大堆，汪总就用一句话就把这调子给拔高了。”冯运边打圆场边讥讽对方。
新庐。
伍万荣此刻正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
他现在的心情比较复杂，因为这次的调动安排出来了，自己马上要前往山城任职。
这几年他将新庐从家电之都转型成了创投之城，成绩已经得到了上面的认可。
此次调动在圈子里不叫简单的调动，而叫高地轮岗与重任交付。
也就是体制内的跨省加直辖是晋升的必修课，可以说成功了他就迈入精英级。
新庐虽然发展快，但毕竟只是省会。山城与新庐的行政级别和政治地位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山城作为老牌工业重镇，现在正面临传统制造业，如汽车、笔电增速放缓、需要产业升级。
上面调他去那就是希望他把新庐经验带过去，给西南这个工业巨人做芯片和集成电路的系统手术。
表面上看着的确是他仕途中一个重大转折点。
然而伍万荣心里清楚，山城的水相当深。
这么多金融机构在那边扎堆生根，时不时网上就会爆出一些违法违规操作。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金融机构却不降反增。
虽然这些问题是有相应的部门来管，然而他调过去后那职位可不低，那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这是个大问题。
深城。
“他妈的，骗到我头上来了！真是吃了豹子胆！”杨丹正拍着桌子在办公室里展开无能咆哮。
朱总现在失联了，几十亿被人卷走，里面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钱。
“嗡嗡。”这时候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杨丹拿起一看是自己老爹，连忙强压怒火。
“喂，小丹，钱的事办好了吧。到时候你姐姐会带你出境……那些钱不要乱花，肯定够你下半辈子用了。”电话里，杨顶天的声音充满疲惫。
“额……老爹……那个钱……没了……”这么大一笔钱，杨丹自然是不敢隐瞒。
“什么？钱没了？”
“老爹，你别那么激动啊。我已经让人去找了，还有……我们还有产业在，这些钱一年就赚回来了。”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钱都已经被冻结了，只有部分干净的产业还在运转，至于网络游戏……”
“有什么问题吗？现在不是运转的挺好。等等……老爹你到底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明白。”杨丹其实有些懵，自己老爹突然打电话来说什么出境，下半辈子钱之类的，感觉像是在交代后事。
之前被朱总弄走的钱，杨顶天也只说是正常转移。
现在怎么变的钱都没了？
杨丹有些反应不过来了。
澳区，大太阳集团。
金碧辉煌的酒店大楼充斥着金钱的味道，每一砖每一瓦那都是从别人身上捞出来的。
集团的董事长此刻正坐在豪车里闭目养神。
车子刚刚到达酒店门口，几辆闪着灯的执法车就窜了过去。
一切都来的太过突然，董事长刚刚打开门就被一群身穿制服的执法队给围了起来。
第939章 红尘余温
带队的司警快步走上前，直接掏出证件在男人眼前亮了一下。
“我们是司法警察局的。你现在涉嫌创立及领导犯罪集团、不法经营跨境娱乐以及清洗米等多项重罪，请立刻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带队警官面无表情地念出逮捕令上的内容。
男人原本还带着几分傲气的脸色瞬间僵住，刚刚迈出车箱的右腿硬生生停在了半空中。
“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的律师谈，我现在还有个很重要的会要开。”这位娱乐大亨强行压下心头的慌乱，试图伸手去拉车门。
“律师已经在局里等着了，这次是内地直接下达的批捕令，走吧。”两名便衣警员果断上前一步，一左一右死死按住了目标的肩膀。
男人看着周围那些闪烁的警灯，最终只能颓然地放弃抵抗，任由手铐锁在手腕上。
华合通的会议室里，会还在继续开。
“这时代的滚滚红尘，谁也别想独善其身。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凭着胆子大或者命够硬，自以为成了这天下的弄潮儿。在那个高度，满眼都是泼天的富贵和权欲，可稍微一晃神，底下就是万丈深渊。其实未来的路怎么走，翻翻旧书堆里的那些兴衰往事就全明白了。
现在的人，要么是被眼前的虚假繁荣冲昏了头，要么就是看透了底牌，在那儿左右为难。就拿冯总刚才说的改变银行这事儿来讲。你吐槽有人在银行与客户之间架桥收费，觉得这种中间商该死。
但如果真学了某宝那种电商模式，彻底把中间那层给捅破了，那全行业的内卷价格战瞬间就会烧起来。到时候，不管是搞金融的还是搞实体的，大家为了抢那点可怜的存量，只能互相放血。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搞法，最后只会让整个生态都烂掉……”汪同继续指点江山。
“汪总，这国人有个习惯，看什么行业来钱快，就一股脑扎进什么行业。改革以后年大家伙都去经商，那是看中了钞票进账的速度。可这些生意人弄到最后，悲哀地发现自己辛苦攒下的那点钞票，在权力面前其实屁都不是。
于是这帮人又想方设法去选这个代表、当那个委员，拼了命想往那个圈子里蹭。这社会结构要是从根子上不改，哪怕把商人和农民的身份对换，结局也没什么两样。我看过网上有人点评过一些事，说得挺透彻，结果转头就被某些领导扣了个刁民的帽子。其实剥开那层皮看，这几千年来的阶级就没打破过。也就是说，尽管阶级名称排序变了，但权力分配资源的核心逻辑没变。”陈熙叹了口气。
“陈总，你这话就偏激了，典型的西方二元论思维，总想着把事情非黑即白地对立起来。你口中所谓的权力分配资源，在咱们的语境里，那叫宏观调控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你要明白，纯粹的资本逻辑是逐利的，是冷酷的，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维度的力量去平衡，去给那些弱势群体兜底，那这个社会才真的会变成你说的那种放血的修罗场。
至于你说的那些身份对换、阶级逻辑，那是把复杂的社会治理简单化了。咱们现在的体系，追求的是社会各阶层的最大公约数。无论是商、是农，还是你口中的士，大家都在这个大框架里各司其职。那个被你称为刁民的点评，恐怕也是因为只看到了局部的摩擦，却没看到整体的协调。
陈总，看问题要看大势，要看这几十年咱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不是钻进那些旧纸堆里找所谓的轮回。”汪同重新掌握了话语的制高点。
他这番话虽然没有直接反驳陈熙关于权力的定性，却通过社会责任和宏观调控这两个概念，完美地将权力行使正义化了，顺便给陈熙扣上了一个看问题不全面的小帽子。
“汪总这顶宏观调控的帽子扣得确实严丝合缝，理论上挑不出半点毛病。但理论和落地之间，中间差着无数个执行的人。您说为了给弱势群体兜底，这初衷没人会反驳，可一旦这套体系运转起来，去具体分配资源的人真的全都是无私的圣人吗？实际上，这套兜底的网织得越密，规矩定得越细，底下做事的人就越得围着规矩转，而不是围着市场转。
资本逐利的确冷酷，可明刀明枪在场上拼杀，输赢全算在自己头上。一旦有了更高维度的力量下场干预，就容易变成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很多时候所谓的协调和平衡，到头来演变成了复杂的审批和无意义的内耗。大家为了在这个大框架里活下去，把大把的精力和财富都消耗在了讨好规则上。
这种看不见的摩擦成本，早就把本该用于生产的活力给抽干了。如果追求最大公约数的代价，是让真正干实事的人处处碰壁，让那些只负责盖章的人高高在上，那这种调控兜住的到底是底层的饭碗，还是那张用来稳固自身权力的网？汪总，这可不是什么西方理论，这是一本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账本。
退一万步讲，就算那些盖章的人初衷挑不出毛病，但现在那只看得见的手确实伸得太长了。该管的底线它要管，不该管的微操它也要大包大揽。这就好比一辆高速狂奔的重卡，方向盘和油门全握在一个人手里，旁边连个能踩一脚副刹车的人都没有。这种没有任何边界和制衡的绝对掌控，表面上看是效率，骨子里却是个随时会引爆的火药桶。一旦做出了误判，整个车上的人连自救的机会都没有，这对咱们这个大盘子来说，绝对算不上什么好事。”陈熙笑了笑。
“冯总，你以前的理想是什么？”汪同没有接重卡的话茬，转过头看向坐在旁边的冯运。
“当老师。”冯运靠在椅背上回了一句。
“最初的那个呢？或者说这一路走过来的全貌。”汪同拿起桌上的签字笔。
“最早想当个翻译社社长混口饭吃，后来生意做大了，就想着做个颠覆行业的商业教父，不过真到了最后，还是觉得当个老师最安稳。”冯运想了想回答道。
汪同点点头，又把目光投向对面：“那陈总呢？”
“最初想做侦探，后来想当警察，现在做了商人，可能未来会去选择写书吧。”陈熙端起水，轻轻抿了一口。
“这就对了，你们的理想各不相同，而且每个阶段的想法都在变。如果我今天去大街上随便拉一个成年人，问他为什么削尖了脑袋想考进体制内去当那个盖章的人。他大概率会告诉你，因为福利待遇好、工作安稳，至于想要握点权力的心思，大家心照不宣也就不提了。但如果你去问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他肯定会挺起胸膛告诉你，长大了要为群众服务。”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空调运作的微弱声响。
“陈总，这就回答了你刚才那个重卡的问题。这体系里的每一个人，最初也都是那个喊着为群众服务的孩子。只是在滚滚红尘里摸爬滚打久了，生存的压力和对利益的渴望，把人变得越来越复杂。
你觉得那只手伸得太长，觉得没有副刹车。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这辆车上坐着的，全是曾经梦想当商业教父、想去颠覆一切的聪明人。如果没有强制的边界去压制这些不断膨胀的私欲，那这辆车根本不用等方向盘失灵，半道上就会被抢夺资源的人给直接拆成碎片。
大家都是从那个纯粹的孩子变过来的，既然人性的贪婪制衡不了，那就只能靠绝对的规矩和强制力来托底。所谓的调控，防的从来不是什么自由，防的恰恰是成年人世界里那份没有底线的私欲。”
这番话一出，直接把陈熙口中缺乏制衡的体制转化为遏制人性贪婪的最后防线，立意拔高到了社会治理的哲学层面，让原本尖锐的矛头瞬间陷进了棉花里。
一旁的冯运觉得对方把士和权利过大给故意转移掉了，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陈熙先是笑了笑，随即又认真说道：“汪总这段话，倒是把保护者的姿态做得十足，让人听了甚至想为这份深沉的使命感鼓个掌。但我有个逻辑上的小疑问。汪总说大家都是从纯粹的孩子变成贪婪的成年人，所以需要规矩来托底，防备那份没有底线的私欲。可问题在于，那只握着规矩、踩着油门的手，难道就不是由成年人组成的吗？如果人性的贪婪制衡不了，那坐在驾驶位上的那些人，又是靠什么来过滤掉血液里的私欲，从而变成您口中那种绝对中立、只会为了大家好的制动装置呢？
咱们就拿华兴集团这种巨头来打比方。大家都知道华兴的顶层架构，它的唯一股东是最核心的那间办公室。在咱们的语境里，那间办公室的一分一毫都来源于广大群众，它代表的是全体群众的利益。既然这辆重卡的产权归根结底属于群众，从归属权来上讲就是全民所有制。那无论是做工的、务农的，还是像冯总这样经商的，大家在法理上都是这辆车的小股东。既然是股东，为什么只能坐在后斗里听凭驾驶室的发落，而不能在旁边安置一个副刹车，共同盯着那块仪表盘呢？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叫委托代理困境。群众是委托人，坐在驾驶位上的是代理人。汪总现在的逻辑，是代理人觉得委托人都是潜在的疯子和破坏者，所以必须剥夺他们靠近方向盘的权利。可如果代理人自己哪天疲劳驾驶，或者为了自己的小算盘想把车开进私人的车库里，后斗里的那些所有者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车翻进沟里？
真正的社会治理哲学，不应该是用一种私欲去强行压制另一种私欲，而是让所有的利益主体都能在规则之内互相博弈、互相制衡。商人、工人和农民，既然都是群众的一分子，就该有参与踩刹车的渠道。如果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一个不受监督的驾驶员，并美其名曰为安全托底，那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因为这不仅是在防范私欲，更是在抹杀这个社会自我修正的本能……”
这场会开了很久，散会时冯运叫住了准备走的陈熙。
“陈小子，你跟他俩废那么多话干嘛。人家跟我们不一样，说啥不都是为了保住自身利益集团？”冯运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