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4章 会前会晤(一)
相比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首都,新安市无疑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四十年的岁月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但随着大唐外交部将召开全球和平会议以终结战争、恢复世界秩序的通告传遍四方,这座城市便成为整个世界目光汇聚的焦点。
旧大陆的君王、政要、外交官、将军、谋士、间谍,以及形形色色怀揣着野心、恐惧与希望的人,如同被磁石吸引的铁屑,从地球的各个角落向此地汇聚。
港口和车站前所未有的繁忙,
悬挂着各国旗帜的邮轮、军舰,甚至略显陈旧的私人船只,小心翼翼地穿过由大唐海军星辰级战列舰和重型巡洋舰巡逻的、象征性的警戒线,驶入经过特别清理和扩建的专用泊位。
一列又一列外交专列和临时增加的客运班次,在悠扬的汽笛声中穿过北美大陆,停靠在宽敞明亮的站台。
最先抵达的,自然是那些急于摆脱战败国地位,或希望在新秩序中分一杯羹的国家的代表。
与德国签署了临时停战协议的意大利,派遣使团乘坐着一艘来自荷兰的客轮,悄无声息地穿过太平洋抵达新斯科舍半岛的冷水港,乘坐横跨北美大陆的客运火车来到新安市。
国王翁贝托一世本人并未亲至,带队的是首相安东尼奥·鲁迪尼。
这位老牌外交家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和谨慎,走出车站时目光迅速扫过旁边货运站台林立的吊车、整齐的仓库以及轮廓日渐宏伟的城市天际线,眼中闪过一丝复杂。
他知道意大利在战争末期的摇摆已使其处境尴尬,此行的首要任务并非争取多少利益,而是避免成为被清算的对象,尽可能保全王国的主体和殖民地。
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使团,将其安排在了外交馆区的意大利大使馆。
这座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卡米洛·博伊托设计的古罗马风格建筑,在意大利倒向协约国集团之后便被封存了,此时再次迎来了它的主人。
意大利使团对此没有太多异议,入住之后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会前的接触,试图寻找可能的盟友以在会议中获得更多支持。
紧接着,奥匈帝国庞大的代表团乘着一艘略显破旧的邮轮抵达。
这个古老帝国已然处于事实上的分崩离析状态,代表团的构成本身就反映了其内部的裂痕。
除了名义上代表哈布斯堡皇室的帝国外交大臣阿格诺尔·戈武霍夫斯基伯爵,代表团中还包括了匈牙利、捷克等主要民族的代表。
他们各自怀揣着不同的诉求,甚至在抵达当天就在下榻的酒店发生了公开争吵。
戈武霍夫斯基伯爵试图弥合代表之间的矛盾,但就像是哈布斯堡皇室试图维护国家统一一样无济于事。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帝国的命运已不由维也纳掌控,而是取决于新安会议桌上的博弈。
使团带来的与其说是谈判条件,不如说是一份长长的问题清单,期望大唐这位仲裁者能在帝国解体过程中,多少照顾一下皇室和德语居民的利益。
他们的到来给新安市本就微妙的外交氛围增添了几分混乱与悲凉。
法国临时政府的代表团在一种近乎悲壮的氛围中抵达新安港三号码头。
他们乘坐的马赛号邮轮是一艘船龄超过二十年的老船,漆面班驳,烟囱冒着浓烟。
与港口内那些光鲜亮丽、代表着新生力量,或至少表面中立的各国船只相比显得格格不入。
仿佛一个误入盛宴的落魄遗老。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遗产都被列入了军事管制,法国临时政府能够调用的资源和资金极其有限,这艘马赛号还是一位巴黎商人慷慨资助的,以免这个曾经的欧陆霸主、海洋双雄还得乘坐客轮。
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喧哗的迎接,在寥寥几名大唐外交部的中级官员的注视下,临危受命、试图挽救法兰西最后尊严的资深政治家伊莱·霍尔姆斯,步履蹒跚地走下舷梯。
大唐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程式化地伸出手,用毫无波澜的语调说着欢迎词,翻译在一旁机械地转换。
“谢谢。”
霍尔姆斯用法语道谢,伸出枯瘦的手与之相握。
手掌之间没有任何力量的传递,只是为了完成必要的外交礼仪。
法国使团同样被安排在了外交馆区的法国大使馆,一街之隔就是灯火通明的德国大使馆。
只不过德国庞大的使团并没有入住外交馆区。
这个由以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为首,包括外交大臣、陆军总参谋部高级代表、经济专家在内的庞大团队,乘坐的是两艘经过精心修饰的帝国邮轮来到了新安市。
作为此战事实上的胜利者之一,表面上还是大唐重要的盟友之一,他们的到来无疑牵动着所有国家的注意。
德国水手在甲板上列队,军乐队演奏着国歌,试图展现德意志帝国虽经战火洗礼,但依旧保持尊严与实力。
比洛身着剪裁合体的礼服,面带矜持而自信的微笑,与迎接的大唐礼宾官员握手寒暄。
短暂的仪式过后,他们乘坐由大唐外交部提供的车队前往望西楼酒店,在这里开始筹备会议前的外交工作。
在会议开始前的外交活动逐渐推向高峰时,最受瞩目的英国代表团乘坐花旗国的豪华邮轮抵达新安市。
代表团名义上的团长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将来会继任英王的爱德华王储,但真正能够作出决定的,是副团长前印度事务大臣理查德·阿什顿·克罗斯爵士。
这个位置本来应该是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
不过这位与李桓同岁的帝国首相,最终由于“健康原因”而未能成行。
克罗斯爵士走下舷梯时面色严峻,步伐沉稳,但紧抿的嘴唇和眼底深处的凝重,暴露了其内心的巨大压力。
大英帝国数百年的荣光,如今皆系于此次谈判的结果。
他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内阁希望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点上,不但要尽可能保住不列颠本土的完整与自治,避免皇室蒙受过多的羞辱,还要为印度、非洲殖民地寻找一条出路,至少要避免被大唐直接吞并或强行分裂。
英国代表团抵达之后,西班牙代表团乘坐外交专列抵达新安市。
作为内战中在大唐支持下取得最终胜利的一方,西班牙共和派以战胜国和新兴共和政体的双重身份参会。
他们搭乘大唐提供的外交专列,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象征,展现其与大唐的紧密联系以及作为新欧洲一员的姿态。
代表团团长埃米利奥·卡斯特拉尔着装简朴,举止间透着一种摆脱了旧王权桎梏后的务实和激昂。
从其向大唐提供的草案来看,他们在此次和会的主要诉求是巩固国际承认,争取在地中海和北非地区扩大影响力。
西班牙代表团的抵达虽不及主要列强那般举世瞩目,却在欧洲小国和中立国观察员中引起了不小的涟漪。
他们看向这个在短短一年间从被打压到统治国家的政权充满了羡慕。
在各方势力钩心斗角、合纵连横的时候,一支身份尤为特殊、处境极其微妙的代表团,在薄雾笼罩的清晨悄然抵港。
这便是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团。
俄罗斯虽已因国内革命和内战的爆发而单方面退出对德战争,但其庞大体量、错综复杂的内部局势,以及其作为昔日欧洲宪兵和主要参战国之一的遗留影响,使得没有任何一方能忽视它的存在。
哪怕是作为一块需要被重新定义和处置的巨大“战利品”或“问题遗产”。
代表团团长是弗拉基米尔·拉姆斯多夫,一位曾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担任过外交副大臣的资深官僚。
选择他作为代表团团长,某种程度上是俄罗斯残余精英阶层,一种无奈而精明的算计。
这位前外交副大臣既非现阶段俄罗斯内部任何派系的核心人物,又具备足够的外交经验和国际知名度,更重要的是与西方各国外交界保有旧日人脉。
代表团成员构成复杂,隐约可见不同派别的影子。
登上码头时衣着虽竭力保持整洁体面,但神色间的疲惫、焦虑与彼此间偶尔交换的警惕眼神,露了他们并非铁板一块,也缺乏强大稳固的后方支持。
拉姆斯多夫此行的首要目标,是为俄罗斯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与支持。
这不仅关乎政权合法性,更关乎获得贷款、武器乃至外交干预以防止国家彻底崩解或被某个邻国趁机攫取大片领土。
同时他们还有一个更为现实且紧迫的议题。
就是处理沙皇时期欠下的、主要面向法国和英国的巨额战争债务。
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崩溃,根本无力偿还天文数字的债务甚至是利息,此时是最佳的解决机会。
毕竟此时英法自身难保,追债能力有限,极有可能为了获得俄罗斯的外交支持而豁免或者延期。
俄罗斯代表团的到来,像一块投入池塘的石头,激起了新的涟漪。
除了这些主要的参战国和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这样特殊的角色,荷兰、瑞士、瑞典等国的代表,乃至一些亚洲、美洲的中立国观察员也陆续抵达。
一时间,新安市的各大酒店、外交公寓人满为患,各种语言交织,各种制服、礼服穿梭往来,俨然一座微缩的世界政治舞台。
在这看似繁华、忙碌的表象之下,是新安市骤然紧张起来的治安和情报战线。
国际关系局、国家安全局、保卫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新安市治安总局的精干力量全部被动员起来,便衣侦探遍布街头巷尾,电报破译小组对各大使团的驻地、通信进行了无孔不入的监控与窃听。
桑景福拖着病躯亲自坐镇国际关系局总部,每日接收着海量的情报,从各国使节私下的密谈,到服务员听到的只言片语,再到破译的加密电报。
这些信息被迅速整理、分析,呈送到复华院李桓的案头。
外交战场上的暗战率先打响,各国使团利用一切机会进行会外接触,试图在正式会议开始前达成某种默契或联盟。
意大利外交大臣怀亚特·里弗斯秘密会见了德国代表团的二号人物。
情报显示意大利人急切地希望得到德国的支持,以减轻其背叛同盟的责任,并希望在非洲殖民地问题上获得一些补偿。
德国人态度暧昧,既想拉拢意大利制衡法国,又不愿轻易许诺。
英国代表克罗斯爵士出人意料地请求与德国首相比洛进行非正式会晤。
这场在“严格保密状态”下于望西楼会议室内进行的会面,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
克罗斯试图利用德国对大唐势力过度膨胀的恐惧,暗示英德之间存在某种欧洲共同利益,从而能在和会上对英国“网开一面”,甚至暗示未来可能存在的合作空间。
但比洛显然极为谨慎。
他深知任何与英国过从甚密的举动都可能触怒大唐,因此回应相当冷淡,强调德国将严格遵守与大唐的友谊。
这次试探性的接触无果而终,反而更加暴露了英国的孤立无援。
在这些大国博弈的间隙,俄罗斯的拉姆斯多夫像一只谨慎的蜘蛛,开始编织他那脆弱而复杂的关系网。
他首先通过中立国渠道,向英法代表传递了恳谈的请求,重点提及共同应对东方新势力和防止欧洲彻底失衡的必要性,试图唤起旧日的协约情感。
又与法国进行会晤,请求法国在债务问题上展现历史性的慷慨和理解,承诺未来稳定后将以资源和经济特权补偿。
不过霍尔姆斯并没有予以任何答复。
法国的情况也不好过,不但经济陷入窘境,从最大债权国成为债务国,需要偿还英国的巨额战争债务,还要面临大唐、德国可能索要的巨额战争赔款。
他要求俄罗斯至少承认债务,并拿出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
会谈不欢而散之后,拉姆斯多夫又找上了英国。
克罗斯对俄罗斯的混乱可能被德国利用表示忧虑,但在债务问题上同样寸步不让,只同意在俄罗斯成立一个得到国际广泛承认的稳定政府后再议。
法国代表霍尔姆斯则采取了更为务实的外交策略。
他一方面试图向大唐传递缓和信号,强调法国人民渴望和平、愿意承担合理责任的态度,另一方面积极接触葡萄牙、意大利等同样处境不佳的国家,希望能形成某种“战败国集团”的微弱共鸣。
只是由于法国的现状,响应者寥寥。
在和平会议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各国使团利用一切机会进行会外接触,试图在正式会议开始前达成某种默契或联盟。
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和毫无疑问的主导者,大唐自然是各国首要接触、磋商的目标。
不过大唐始终保持着超然但绝对主导的姿态,对所有会谈请求都予以安排,在会谈中多倾听、少承诺,态度温和而立场坚定。
大唐的外交官们举止得体,礼仪周到,但言语间透出的那种基于绝对实力的自信,让所有到访者都清晰地感受到,规则的制定权牢牢掌握在东道主手中。
在暗流汹涌的氛围中,一场最高级别的会晤在望西楼一间不对外开放的院落内悄然进行。
与会者只有两人。
大唐元首李桓,和德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
院子的暖和里檀香袅袅,李桓一身深色中式休闲服,随意地坐在软椅中。
“首相先生远道而来,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