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刘义真当真亲手斩了赫连璝，他们也宁可认为那是麾下军士代劳，事后将功劳堆在了小将军头上。
可当他们眼睁睁看着刘裕面上那抹笑容越来越灿烂时，心中那点笃定便渐渐动摇了。
“彩！”
“彩！”
“彩！”
刘裕一连说了三个“彩”字，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响亮。
三人面面相觑，愈发觉得事情不对劲。
最后刘裕竟将那厚厚一摞文书重重拍在案上，指着纸页仰头大笑起来，笑声里满是压抑不住的畅快与自豪。
“事必躬亲，以法制吏——好！好！好！”他抬起头来，目光扫过面前三位心腹，那双素来沉稳冷峻的眼睛里此刻亮得灼人。
“车士这次，当真是给孤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刘裕将那份公文往案上一压，也不递给面前的徐羡之等人传阅，就这么吊着几人的胃口，自顾自地又抚掌笑了两声。
“有意思，真是有意思。”
他方才那句“惊喜”绝非虚言。
刘义真那番“事必躬亲”的做法固然让他欣慰——刘家的儿郎肯弯下腰去蹲田头、踩泥巴，这本身就是一桩难得的事。
可真正让他眼前一亮的，是刘义真在调查之后提出的那条具体思路。
那孩子并没有仗着自己是从建康去的、是他刘裕的儿子，便要将在关中扎根了数十年的后秦官僚体系全盘推倒重来，做出些荒唐事来。
他看得很清楚——姚兴留下的那套律学底子仍有可用之处，官吏素质并非一塌糊涂。所以他没有选择大开大合地换上一批，将关中的政务搅得乱七八糟。而是打算增设考核制度，用一种算得上温和渐进的手段，在旧基之上完成对关中官僚体系的清除与筛选。
尤其考核的标准，不是经学，不是诗赋，而是律令！
这便让刘裕感到十足的兴味了。
自魏文帝曹丕采纳尚书令陈群的建议创立九品官人法以来，这套选官制度便几乎没有经历过实质性的变更。
各州郡设大、小中正官，详记士人的年籍、品第与评语，综合考察其家世与德才，形成“状”与“簿阀”——前者是评语，后者是祖、父两代在本朝所任的官爵。
而中正官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与任官者的仕途息息相关。
乡品高者，起家官往往便是那些清要之位，升迁快捷，人人敬重；乡品卑者，起步便只能做那些繁杂琐碎的“浊官”，升迁缓慢，处处遭人轻视。
而中正官一职又必须由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兼任，这中枢官员又基本出身世家……久而久之，这套制度便催生出了一个众人心知肚明却谁也不会公然说破的格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不仅如此，近百年来天下纷乱，礼崩乐坏，对在职官吏的考核也早已形同虚设。
这便意味着，凡高门子弟，几乎生下来便能稳稳坐上高位，且此生此世都不会被罢黜。
刘裕有心改变这一现状，却一直不知该从何处着手。
这棵大树盘根错节，每一刀砍下去都会伤筋动骨。他需要一把刀，一把足够锋利却又不至于让树直接砸下来的刀。
而今日刘义真这份公文，竟让他隐隐看见了那柄刀的轮廓。
“如今已经有许多年不曾认真核查过百官了，倒不知各地郡守县令，对律令还记得多少。”
刘裕将身子往后靠了靠，将刘义真的法子改了改：“倒不如上奏朝廷，表天子以《晋律》《晋令》考察百官，如何？”
晋室的律法，其制定始于司马昭辅政时期。
彼时由贾充领衔，羊祜、杜预、裴楷等十四位名臣参照汉律与曹魏《新律》修订而成。其中《晋律》分二十篇，共六百二十条；《晋令》则含户、学、官品等四十篇，多达二千三百零六条。体系不可谓不宏伟，条目不可谓不详赡。
徐羡之与傅亮对视了一眼，一时竟都不知该说什么。
考察《晋律》？
魏晋以来的考察，多是走走过场，哪里能真的考些干货？
而且过往考核，无非就是户口、垦田、赋税这些政绩。
但这些东西，那些世家出身的清官简直不要有太多的法子去应对。更别说有时候连考官都出身世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可考验律法，那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律令固然繁多，可说到底不过是条文而已，只要肯用心，总能吃透。
不过那些世家出身的高门子弟，一入仕便是高贵的“清官”，此生顺风顺水，何曾需要费心去记这些琐碎枯燥的律令？
若是当真以律令为尺去量他们，怕是要从各地哗啦啦地筛下一大批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
若是真的以《晋律》、《晋令》考察百官，那刘裕也完全站得住脚。
官员不懂律令，那说出去都叫人贻笑大方。
说不定，还会真的会让一些士族子弟感到压力，努力学习一通。
如果真的有废物懒货连这种表面工作都不愿意做，那他们也就怪不得刘裕了。
并且用这样的法子，刘裕对谢晦、王弘也能有所交代，不至于让双方关系变得紧张。
无论如何，考察律法这事，都显得极妙！
张邵却始终没有开口。他的目光一直落在被刘裕压在袖下的那卷公文上，若有所思。
他几乎可以肯定，刘裕能突然想出这条计策，一定和安西将军自关中发来的那摞文书脱不了干系。
刘裕也注意到张邵的目光，但却依旧没有将刘义真的那篇策论拿给众人看的想法，反而用衣袖压的愈发严实。
“茂宗（张邵表字）看来是看出来了……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是车士信中写了一些关中的风土人情。”
“他说那后秦姚兴曾经设立律学，敦促关中官吏学习，并要考核之后才能去上任。”
“姚氏固然不堪，但姚兴治理关中时总归还算做的不错，所以孤便想着也试试这法子。”
张邵听后，也是盛赞刘裕：“主公能博取各长，却是天下之幸啊！”
? 第七十五章 贝者
刘裕面不改色地接受了这番赞扬，脸上没有半分剽窃自家儿子智慧的愧疚。
徐羡之与傅亮在低声商讨一番后，也姑且定下了个粗略的章程——既然是以考核为刀，那刀锋便该有准头，须得朝着那些素来只凭门第占据清要之位的高门子弟使，不能误伤了一些寒门官吏还有以军功转任地方的这些“自己人”。
待天色渐晚，三人陆续告辞离去，刘裕这才将袖子从刘义真那篇策论上移开，将那厚厚一摞纸捧到油灯下，如获至宝地又从头看了起来。
因为压的时间太久，纸面上的字迹有几处已被袖口的汗渍晕开了边角，却丝毫不妨碍他那份越读越亮的兴致。
“自己到田间去调查——好，好！”
他一边读一边自言自语，手指在纸面上轻轻点着，仿佛在触摸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少年亲自踩过的泥巴与田埂。
“估计是吃了刘乞那厮的亏，这才晓得底下的人不能光靠听，得靠亲眼去看。果真是吃一堑长一智，这坑踩得不亏，不亏！”
刘裕对刘义真这般务实认真的态度满意至极，心中不自觉地闪过一个念头——若是天下官吏都能像车士这般，何愁政令不通？
可这念头刚冒出来，便被他自己一声嗤笑给撵跑了。
他活了五十五岁，从京口砍到长安，所见过的官比走过的桥还多，反正他是想象不出会有那么一天……
又读了一遍澄清吏治的部分，刘裕的感慨便更深了一层：“车士这究竟是误打误撞，还是当真想明白了以律令考核官吏的门道？”
如今南方玄风盛行，人人谈玄说佛，凡事讲究一个“德”字。
当年桓玄不过是想要在刑律中加几项肉刑，便被群臣引经据典地痛斥为暴政，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在不少士人眼中，以法治国本身便是对他们德行的羞辱，仿佛国家设了法条，便是不信他们的品行与操守。
反观北方，胡人当政，民风粗犷，不讲什么虚礼，姚兴的律学政策反倒能顺利推行下去。
所以刘裕实在想不通，刘义真自幼在建康长大，是怎么生出“以法治国”这般念头的。
可等他翻到后面“索要耕牛”与“开凿运河”的条款时，眉头便又拧了起来，方才那抹笑意也僵在了嘴角。
“车士这是把他老子当成了财主啊！”
耕牛关中缺，难道别处就不缺了？不过转念想到这篇策论终究是帮自己解了燃眉之急，刘裕便叹了口气，拿起笔来在页脚随手批了几个字：“那就从荆州给他调一千头耕牛过去。”
至于刘义真信上写的两万头？
也就是仗着远在长安，若是车士此刻站在自己面前，刘裕铁定要狠狠抽他几巴掌！
两万？关中拢共才六十万户百姓，他敢开口要两万头耕牛？有本事，给他老子的鼻子上穿个铁环，牵到地里去当牛使！
但当目光落到最后那项修运河的建议上时，刘裕的神色便明显慎重了起来。
灌溉农田这一层，他倒不如何在意。
可刘义真在那段文字里特意点明——这条水道不仅能灌溉渭南，更能将长安与黄河直接联通，让中原乃至南方的粮草、士卒源源不断地涌入关中，使这片百年孤悬的土地从此彻底纳入版图的血脉之中。
这蓝图，便恰好戳中了刘裕心底最要紧的那根弦。
关中之所以脱离晋室百余年之久，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地形封闭，易守难攻，也易守难援。
昔日桓温北伐时，甚至一度打到了灞桥下，可还是因为道路逼仄，大批粮草士卒不能运达，导致粮草断绝，无奈退了出来，将光复关中的时间又延后了几十年。
包括这次，若不是王镇恶以孤军深入，破釜沉舟，恐怕也不是那么轻易便能够夺取关中。
倘若真能如刘义真所言，在渭南凿出一条运河来，那对治理关中、稳固西北的意义简直不可估量。
可刘裕打了半辈子仗，怎会不知开凿运河是何等耗费民力的事？
历朝历代的运河，哪一桩不是用民夫的血肉堆出来的？
更何况以关中眼下的局势，外有赫连勃勃虎视眈眈，内有汉胡杂居、民心不附，哪里是动工挖运河的时候？
嘴上这般说着，他终究还是舍不得将这条建议给否了。
他将刘义真那几句关于运河的话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车士啊车士，你倒当真喜欢给为父出难题。”
左右纠结了好一阵之后，刘裕眼中终究还是冒出了年轻时在樗蒲赌局上一掷千金时的那种锐气——
赌了！
修运河，风险大，但收益更大！
更何况，他心底一直藏着一个不曾对旁人明言的念头。
之前北伐时，他就曾想过将都城从建康迁到洛阳，只是后来被征虏将军王仲德以“非常之事，常人所骇。今暴师日久，士有归心，固当以建业为王基，俟文轨大同，然后议之可也”为由苦苦劝住，才不得不作罢。
可当时作罢，并不意味着他便彻底断了这份心思。
他知道，若真想将天下重新归于一统，都城就绝不能永远窝在这偏安江左的建康城里。
不仅仅是因为建康偏僻，更是因为他看得比谁都清楚——这座看似繁华奢靡的帝都，骨子里其实早就烂透了。
那些高门贵族，整日里挥麈谈玄、竞逐豪奢，已把建康的每一根骨头都蛀得发黑。
留在这里，只会被越来越沉重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最后一同死在这堆骨头里。
刘裕将手按在胸口上，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这几年，他已能清晰地感受到力不从心的滋味，感受到那个曾经在战场上无往不利的刘寄奴正在一天天地变老，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可他却不甘心！
“汉高祖刘邦，四十八岁方才起兵，五十六岁便扫平了天下。我如今不过五十五，怎知数年之内便不能平定中原！”
这话说得低沉而用力，像是在说服自己，又像是在对着某个看不见的人立誓。
显然，刘义真之前信里那句“比肩高祖之基业”，他终究还是看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