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话一出，旁观的人立马做鸟兽散，这话听了都怕掉脑袋啊。
杨度忍无可忍：“如今国势危如累卵，唯有强人政治，方能救中国，袁公乃天纵之才，非他不能稳定大局。”
“啊呸，说什么强人政治，不就是给他披件龙袍？我章炳麟当年反清，是为了推翻专制，不是为了再换一个皇帝！你嘴上说得好听，骨子里还是奴才思想！”
梁启超也听不下去了：“皙子，你糊涂！我当年拥袁，是希望他走宪政之路。如今他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宪政遥遥无期，你还把他往错路上推一把。”
三个人吵成一团，林砚之只能在旁边用脚抠出了三室一厅。
立宪、帝制、革命，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偏偏这三个人都是一心为公，或许这就是民国初年让人着迷的地方。
最终三个人也没吵出个所以然来，杨度带着彩陶想要强行离开，章太炎就死皮赖脸地跟着，非要杨度说出个所以然来。
“砚之，我就跟着老师先回北平了，我怕他气糊涂了找杨度拼命，在一旁也好照看着。”钱夏在县城告别道。
“气大伤身，你多劝劝太炎先生。”涉及到路线问题，林砚之实在是没法劝。
他总不能告诉这三位路线都是错的，不管是君主立宪、议会宪政、激进革命的民主共和都救不了国家。
其实这就是国内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三种不同想象，走英国、东洋的改良路，还是走德国、俄国的强人路，亦或是走美国、法国的革命路。
可惜历史最终证明，这三条路在此时的中国都走得异常艰难。但林砚之没法说出正确道路，因为时机不成熟，适合的环境还没出现。
历史是具有惯性的，没办法从错误的一下跳到正确的道路，在惯性向前的过程中必须经历试错，每一种探索，都在不同层面为新体制的诞生扫清了障碍或积累了经验，穷举法之后才能出现一条适合国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这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路。
杨度和章太炎要走，梁启超带着蔡锷也一同告别离开。他过来一是见证一下历史遗迹，另外就是帮学生试探一下老袁的态度。
如此看来，老袁显然是更在意收权和独裁，对蔡锷监视的人手有限，如果情况有变，蔡锷也能快速离开北平。
仰韶村田野发掘也接近尾声，安特生确有真才实学。
他的田野考古流程做得相当精密，对待地层断代也足够审慎。他看重每件器物的出土背景，发掘区仔细划分层级，每一层出土遗物全部登记在册，往后若出现学术争议，全部器物都可以回溯查证。
林砚之财大气粗，索性出资把仰韶村整片土地尽数买下，在村口立下“仰韶文化区”石碑，以此划定保护范围。反正考古项目全部开销，都由施家公子买单。
后续文物整理、修复工作转移到县城开展。此次发掘前后共装箱六十余只木箱，出土一千五百多件文物，囊括大量石器、骨器、蚌器、彩陶残片，每一件都逐一登记归档。
北平的内阁和豫省的地方都同意了设立仰韶保护区，但是由谁来管理和接受这批文物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杨度也只是借用了古物陈列所的名义，这个博物馆是准备对外开放展览的，实际上并没有研究能力，东西送过去就只能缩在仓库里。
而农商部下属的地质研究所跑过来准备摘桃子，当初死活不放人，还是钱夏给了安特生翻倍的薪酬才促成了这一次考察。
如今仰韶遗址举世皆知，他们倒是屁颠屁颠跑过来。
杨度就算了，他代表老袁，林砚之不得不给这个面子，你地质研究所什么玩意儿？
林砚之直接一个电报发给了他们的上级农商部，此时的总长正是张謇。此前在北平就因为沈绣离婚的事情和他接触过，在服装厂上和大生纱厂也有所合作，张謇直接让地质研究所的人滚回去。
想要跑过来沾光的不少，但是有能力的一个没有，林砚之也不能在现场一直待着，干脆让冯玉祥安排了一支小部队进驻，对仰韶村附近直接实行了军管，没有得到允许敢进入挖掘的一律枪毙。
乱世用重典，没什么机构能比部队管用。
冯玉祥巴不得能够留驻豫西，就算只是掌控豫西一隅，也算是拿到属于自己的地盘。
白朗起义军在段祺瑞调集数省兵力联合围剿之下，主力已然溃败，只剩下零散流寇四处逃窜，辗转腾挪的空间被挤压得所剩无几，别说去挖老袁的祖坟，就连生存下去都举步维艰。
在老袁看来，起义军的覆灭是注定的，而段祺瑞以陆军总长调动多省部队就显得拥兵自重了。
冯玉祥本想不明白这里头的门道，还是陆建章给他开小灶说清楚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老冯只能感慨大人的世界好复杂，他三十岁的年纪显得就是个光着屁股的小孩。
但不管谁来接手这个烂摊子，有正式命令逗留豫西的冯玉祥只想着赶紧立功，他可是一个想要当都督的男人。
第204章 现代考古学的开端
县城。
知事举办了极其隆重的欢迎仪式，毕恭毕敬：“任公、太炎先生、虎公，总算是等到你们莅临。”
梁启超三人本就因为政见不同而斗气，一路上看百姓流离失所，地方官员却依旧大摆排场，不免心中愤懑。
不管三人的救国道路如何，百姓的遭遇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改善。
三人连顿饭都没吃，直接坐车离开，把县知事弄得挺尴尬。
知事准备了一大桌酒菜，尤其是正中间的大烩菜，白菜、豆腐、粉条、五花肉炖在一块，让在贫瘠山村熬了一个月的众人口中生津。
酒入愁肠化作泪，滴滴皆是心中苦。
“知事，别光喝酒，吃点东西。”林砚之见他一脸愁苦，开口劝道。
县知事苦笑道：“林先生啊，段都督下了死命令，我带着县里的民夫配合部队去守着通道，不让白朗的叛军通过崤函通道。”
“任公的人天下闻名，我年轻时都是以他的书为勉励，这……偏偏赶上了这个时候，都没好好陪同，还惹了他们不快。”
“他们要是对县里的学生有所勉励，也算是县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说不定能够重振县里的学风！”
知事读书人出身，自然是对梁启超等人心驰神往，可要是敢临阵脱逃，那段祺瑞杀起人来可不眨眼。
渑池自古就是四战之地，是崤函通道的核心地带，这条通道是连接关中平原与中原腹地的陆路动脉。此处地形非常特殊，南依崤山，北临黄河。崤山山脉崎岖险峻，黄河水流湍急难以跨越，所以大军根本无法从南北两侧绕行。
无论是从东向西还是从西向东，都只能沿着这条狭窄的河谷走廊推进，而渑池恰好卡在这条必经之路上。
战国的渑池之会就是在这个地方，秦出兵于崤助韩攻楚也是在这儿。
林砚之对着大烩菜大快朵颐，虽然是家常做法，但是非常过瘾：“知事，任公他们没对你有意见，他们只是因为争论正好在气头上。”
他把烩菜伴着饭，吃得稀里哗啦，得空才说道：“何况仰韶遗址在这呢，你还愁县里来不了大师？有了梧桐树，凤凰自然就来了，到时候洋凤凰都不少。”
“注意点吃相。”吕碧城帮他擦了擦嘴角。
林砚之拍拍肚子：“清汤寡水好久了，难得吃顿好的。”
酒足饭饱，林砚之点了根烟，和吕碧城聊了聊接下来的行程。秦晋矿业的煤矿铁矿都是陆建章找人在运营，林砚之不是很放心，打算要去一趟看看。
而梁启超等人走得匆忙，酒席上剩了不少菜。
几个跑堂的小二馋得直咽口水，趁着掌柜的不在打算挑些荤腥偷偷带走。
“去去去！都给我放下！”酒楼老板闻声赶来。
老板瞪了他们一眼，转头对掌柜的吩咐道：“把这些菜都端回去，重新下锅热一热，多加点水，就当烩菜再往外卖。”
对于平日里连荤腥都见不着的穷人来说，能够见到些荤腥已经是无上的美味。
知事的担心确实是多余的，陆陆续续就有不少国学大师、史学专家赶来了渑池县。他们就算是想去仰韶村都去不了，十六混成旅在那实行了军管，想看文物只能是到县城来。
这可把知事乐呵坏了，他不管名气大小，都把他们邀请到县城的学校给学生们讲一讲课。
渑池县的位置就决定了它不得安生，社会动荡不安，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公立学校数量有限，且经常因为战乱或经费问题难以为继。知事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多，唯有让学生们愿意学习，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县城教学秩序相对较好的，是一所几年前由瑞典牧师创办的福音小学，因为有教会的资助，福音小学不仅不收学费，有时还管饭，不少贫苦家庭的孩子才得以上学。
在众多学者之中，林砚之一眼就盯上了从北平来的女子第一中学校长李权。
李权于光绪三十三年赴京参加举贡会考，当时科举已废，他获得七品官衔并在内务府听任。
他儿子李济是首批考入清华学堂的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看到同学去考试，他也跑了去糊糊涂涂地应了一下考，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监考的人也把他糊糊涂涂地取了。他觉得在清华学堂功课是平平常常，人也是平平常常，玩也是平平常常。
相比较北大，清华学堂远离主城，交通与讯息皆不甚便利，学生对于政治问题普遍较为冷淡，反而学风更好一些。
如今的李济还只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这次是在美籍老师带领下过来，相当于一次课外实践。
外籍教师主讲西洋史，而清华学堂的中国史教学相对薄弱，基本都是由国文教师兼任，校长周诒春就麻烦李权临时充当领队。
林砚之接过李权转交过来的信件，周校长再书信中说希望能够让清华的学子开开眼界，培养一下对史学和考古学的兴趣。
林砚之看着眼前这群意气风发的少年，不禁感叹周校长的用心良苦。
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大多会前往美利坚攻读大学，周诒春担心他们只学西学而不明本国历史，极易在西方强势的文化冲击下迷失自我。
这趟让他们到仰韶文化遗址游学一番，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记住中华文明的根，学成之后报效国家。
林砚之没多废话，直接把学生们带到了仓库，给他们讲解挖掘出来的各种文物。
“看文物不能只看它本身，得看它是在哪挖出来的。”林砚之拿起一块彩陶片，指着上面的土层痕迹说道，“我们用的是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
李济眼睛一亮：“三点记载法？”
林砚之在地上画了个草图，“记录出土物的位置与参考点之间的三维距离，也就是纵、横、深三个参数。这样，哪怕器物被取出来了，我们依然能根据数据复原它在土层中的原始位置。至于层叠法，就是按固定的长度单位划分地层，一层一层往下挖，每一层出土的器物都要详细记录。”
李济听得如痴如醉，他从未想过挖土还能有如此严密的科学逻辑。
“国内还没有真正的考古学，传统的金石学只关心器物本身，不问出土地点和环境。”林砚之拍了拍手上的土，“其实考古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科学的学科，拥有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方法论工具。”
安特生算是拉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而眼前这个年轻人，日后便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留学归来之后，主持了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这是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开始摆脱对外国专家的依赖，走向独立。
而他主持的15次殷墟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和青铜器，将传说中的商朝变成了信史，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辉煌的成就之一。
当然，李济更重要的成就是完善了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如夏鼐、梁思永等优秀的考古学家。
林砚之的考古小课堂开课了：“欧洲的考古学现代化其实也没有多久，文艺复兴使人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走出了神学，才开始研究古代留下来的遗物，一开始是对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刻，进而对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迹和古物，后来扩大到对近东地区的埃及、巴比伦等地的更为古老的古迹和古物。”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在地质学与生物学的启发下，经过50多年的沉淀和总结，考古学在欧洲逐渐成熟。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提出了文化演进三期论学说，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1903年，瑞典学者蒙特留斯发布《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开创了器物类型学研究，提出运用考古发现物分类的方法，参考发现物所处地层的层位相对关系来确定相对年代早晚的概念，用考古出土的物质遗存来判断古人的社会关系。”
“因此，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正是我们追赶欧洲现代考古学的最好时机。”
仓库之内，少年学子听得全神贯注，不时有人抛出疑问，林砚之逐一解答。
三十年后，作为国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负责人，李济承担起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押运责任，最终随文物抵达宝岛。
李济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还只是个在清华学堂读书、对考古一知半解的青涩学生。林先生告诉我考古不是寻宝，而是用科学的手段去重建古史。
可以说，我的考古生涯正是始于林先生的引导。没有他当年的点拨，中国考古学的独立与科学之路，或许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久。
安特生也没想到，县城里唯一的教堂牧师竟然是瑞典同乡。对方热情地腾出了几间屋子，供他开展研究。
村落里的条件实在有限，之前的研究难免粗糙。有了固定的场所后，安特生如鱼得水，甚至有了意外之喜。在一块彩陶片上，他发现了水稻粒的痕迹，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的国家之一。
安特生夜以继日地整理编写，终于完成了《中国古文化之研究》，并安排人送往沪上。
在书中，安特生认为，石、铜、铁器时代是国外文明史的发展阶段，如今在几乎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得到验证，这是人类文明历史的一大进步。仰韶遗址验证了中国的石器时代，其面貌就和四五十年前的西亚、埃及和意大利十分相似。
从《中华远古之文化》的论述来看，安特生倾向于支持“中国文化西源说”。他在书中盛赞遗址发现的完整彩色陶瓮精美绝伦，堪称欧亚大陆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也是因为缺少粗糙的早期陶器，他才猜测仰韶文明很有可能是从西亚传入的。
因为之前关于文物整理归档的问题，安特生和林砚之闹得有些不愉快，所以文章发表之前，他并没有和林砚之沟通，林砚之是从罗振玉那里知道了安特生文章的内容。
林砚之直接找到了他：“安特生先生，你有什么证据，就说仰韶文化的彩陶源自于西亚？”
安特生辩解道：“林先生，这只是我的猜想。科学的研究向来是严谨的推理和合理的推测，我并没有在文章中断言，彩陶就一定源自于西亚。”
“但你文章中的猜测，会让很多缺少专业知识的人误以为这就是事实！”林砚之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你毫无根据的猜想会抹杀仰韶文化的独立性！”
安特生沉默了片刻：“科学需要大胆的假设，如果我的推测错了，未来的考古发现自然会修正它。但我不能因为害怕被误读，就放弃表达我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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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法租界，施以仁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
连公董局的会议他都称病没去，他总觉得那些洋人看他的眼神里，带着几分看戏的意味。
前面的调子起得太高，如今沪上的名流圈子里，谁不知道他和林砚之的那个赌局？现在仰韶遗址的消息炒得沸沸扬扬，大家伙儿都在等着看他施某人如何兑现那十万大洋的赌注。
十万块啊！就这么打水漂？施以仁根本无法接受。可要是就此反悔，他在沪上滩的名声就算彻底毁了，以后还怎么在商界立足？
偏偏这时候，孙用慧代表林砚之给他发来了一封措辞客气的信。信中言之凿凿，说是遗址保护急需资金，请施先生尽快兑付赌款。
施以仁气得把信纸拍在桌上，破口大骂：“你们公婆两个，欺人太甚！”
盛恩颐刚从他这儿抽走了二十万投资日韩矿业，孙用慧现在又要十万的赌注。
要是再拿出十万来，他的整个流动资金就彻底枯竭了。洋人的银行最是现实，一下抽走如此多的现金，银行绝不敢再给他放贷。到时候，他施以仁只能是变卖家产来填这个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