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迈步朝常何府走去。
门房抬起眼皮，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灰色布袍，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手里捏着一封信，站姿不卑不亢。
不是讨饭的，不是攀亲戚的，也不是来送礼的。
门房在常何府看了二十年门，什么人什么路数，他一眼就能瞧个七八分。
可眼前这人，他瞧不准。
“找谁？”
“常将军府上，有位马周马先生。在下受人之托，给他送一封信。”
孙安从袖中取出帖子，递了过去。
帖子是素面的，上面只写了“蓝田”二字，没有落款，没有官印，没有纹饰。
这种帖子，在长安城的权贵圈子里是不合格的——太素，太简，太不讲究。
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让人不好怠慢。
敢用这种帖子的人，要么是真不懂规矩，要么是不需要用规矩来撑场面。
门房接过帖子，翻来覆去看了看，又看了看孙安。
这人穿得朴素，但说话不卑不亢，不像个跑腿的，也不像个骗子。
他犹豫了一下，站起来，掸了掸屁股上的土。
“等着。”
约莫一盏茶的工夫，门房出来了，侧身让开。
态度比方才客气了几分，但嘴上还是不饶人：“东跨院，第三间。别走错了，西跨院是内眷住的地方。”
孙安穿过前院，绕过影壁。
影壁上的砖雕已经斑驳了，缝隙里长出几簇野草，在秋风里瑟瑟地抖。
常何是武将，府邸修得粗犷，廊柱上的漆皮剥落了几块，也没人补。
东跨院不大，三间厢房，住的都是常何收留的门客。
院子里晒着几件衣裳，石桌上搁着一副没下完的棋，棋子落了一层灰。
第三间的门半敞着。
里头传来翻书的声音，刷刷的，很快。
不是那种悠闲的翻阅，是带着一股焦躁的、迫不及待的翻法。
作为同为读书之人，他知道。
翻书的人不是在消遣，是在找什么东西，或者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
孙安站在门口，敲了敲门框。
翻书声停了。
里头的人抬起头。
三十来岁，面容清瘦，颧骨微高。
脸上没什么肉，但骨架撑着，不显孱弱，反倒有几分嶙峋的硬气。
一双眼睛很亮——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亮，不是志得意满的亮，是在暗处待久了、憋久了、不甘心熄灭的那种亮。
像一盏油灯，灯芯被压得很低，但火苗还在拼命地跳。
他身上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子，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褶皱。
桌上摊着一卷《史记》，旁边搁着一碗凉透的茶，茶汤浑黄，茶叶沉在碗底，像是泡了许久没换。
这就是马周。
一个在常何府上住了四年、满腹才学无处施展的落魄书生。
一个将来要官至中书令、被李世民赞为“鸾凤凌云”的贞观名臣。
但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在下马周。足下是？”
“在下姓孙，单名一个安字。”孙安拱了拱手，从怀里取出那封信，双手递上，“受人之托，特意过来给先生送一封信。”
马周接过信。信封是寻常的桑皮纸，不名贵，但干净。信封上只有四个字——“马周先生”。
字迹不算漂亮，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
不是那种书法家的漂亮，是一个不常写字的人，特意放慢了速度、用心写出来的那种认真。
横是横，竖是竖，没有一个字潦草。
他拆开信封，抽出信纸。
信纸也是桑皮纸，折得整整齐齐，展开后没有一个多余的折痕。信上只有几行字：
“先生饱学，困于常府，岂非所托非人？蓝田有田五千亩，有新稻新犁，有肉食强兵之策。独缺一能谋全局者。若蒙不弃，请来蓝田一叙。王知还拜上。”
马周看完了。
没有立刻说话，也没有放下信纸。他的目光落在最后四个字上——“王知还拜上”。
蓝田县侯。那个以布衣之身封侯的年轻人。
他听过这个名字。
之前不久，在东市酒肆。
邻桌几个国子监的士子在议论，说蓝田出了个奇人，种了几亩稻子就封了侯。
有人不屑，说此人不过是运气好，会钻营，攀上了程咬金的高枝。
也有人替他说话，说新稻亩产四百五十斤是司农寺核验过的，新犁一牛可耕也是工部验证过的，做不得假。
马周当时没有接话。他在角落里喝了半壶酒，把那些话嚼了一遍又咽下去。
一个种地的年轻人，能有什么真本事？他在心里哼了一声，把酒钱搁在桌上，走了。
可后来，他读到了一首诗。
那首诗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抄在几张粗糙的桑皮纸上，在长安的文人圈子里悄悄流传。
没有署名，没有题跋，但那字句，他记得清清楚楚——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他读到这几句的时候，是深夜。
常何府上的人都睡了，东跨院里只有他一个人，油灯的灯芯噼啪跳了一下。
他在灯下坐了很久。
不是因为辞藻华丽——那诗的字句朴素得像农人，全文没有一个生僻字，没有一个典故。
但那气象，那胸襟，那“大庇天下寒士”的悲悯，像一记重锤砸在他胸口。
他马周，从茌平走到长安，寄人篱下，身无分文，满腹才学无处施展。
在常何府上四年，常何待他不薄，但常何是武人，不懂他胸中的丘壑。
他需要的不是一碗饭、一间屋子，是一个能让他施展的地方。
他不就是那“天下寒士”之一吗？
写这诗的人，得是走过多少路、见过多少人、受过多少冷眼，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
后来他才知道，写这诗的人，就是蓝田那个种地的年轻人。
马周低头看着手里的信纸。纸上没有诗，没有文采，只有几句平实的邀约。
“独缺一能谋全局者”——这话说得直接，不绕弯子，不画大饼。
不是“久仰大名”，不是“求贤若渴”，而是“我这里有一摊子事，需要一个能扛事的人”。
这种请法，他在长安城这些年，没见过。
长安城里的贵人请门客，要么拿钱砸，要么拿名头压，要么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骨子里还是居高临下。
可这封信不一样。它不低声下气，也不虚张声势，只是把事实摆出来——我有田，我有稻，我有犁，我缺人。你来不来？
替他铺了路，然后把选择留给他自己。
“先生？”孙安见他出神，轻声唤了一句。
马周回过神来。他把信纸重新折好，动作很慢，折痕对齐了，才收进袖中。
“侯爷在信上说，请我去蓝田做‘谋全局者’。这是什么职？”
“侯爷说，先生去了便知。”
马周沉默了片刻。他在看孙安——这个送信的人，穿着朴素，说话不急不慢，进退有度。
问什么答什么，不多说一个字，也不少说一个字。不像个寻常跑腿的。一个送信人尚且如此，那写信的人，会是什么样？
“侯爷还说了什么？”
孙安想了想，摇了摇头。然后他补了一句：“侯爷说，先生若不肯去，不要勉强。”
马周怔了一下。
不强求。
他忽然想笑。在常何府上四年，见过的人要么居高临下，要么阿谀奉承。
没见过这样请人的——路铺好了，门开着，进不进来，你自己决定。
他站起来，把桌上的书收拢，叠好。
那一摞书很厚——《史记》《汉书》《管子》《韩非子》，每本的边角都被翻卷了，书脊上还有他做的批注，密密麻麻的。
他拿起那碗凉透的茶，看了看碗底沉淀的茶叶，一仰头，灌了下去。茶苦涩得扎嗓子，但他喝得很痛快。
“什么时候动身？”
孙安拱了拱手：“先生定。”
“今日就动身。”
马周把书摞进一个旧竹箱里，竹箱的提手磨得发亮，边角用麻绳补过。
他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一箱书，两件换洗衣裳，和一支秃了头的毛笔。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间住了四年的屋子。
墙角有他写了又扔的纸团，案上有他用惯了的旧砚台，窗台上搁着一盆半死不活的兰草。
他犹豫了一下，把那盆兰草也端上了——养了三年，虽然从没开过花，但扔了可惜。
走出东跨院的时候，门房老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手里的竹箱。
“马先生，这是要走？”